东晋末年刘裕主导的北伐是南方政权军事成就的最高峰。在此后百余年的南北对峙中，南朝在军事上逐渐转入被动，随着疆域缩小，国力也随之削弱，最终被隋统一。这个历史大趋势背后的原因，除了当时南方开发程度尚低、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如北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方缺乏尚武的社会氛围。虽然每个朝代都由军人集团开创，但军事将领们（包括以征战起家的皇帝）进入社会上层之后，迅速被士族阶层崇尚雅致情趣与文学艺术的生活方式同化，难以保持勇武精神，整个社会也呈现重文轻武的趋向，最终造成南朝的积弱与灭亡。
宋开国皇帝刘裕本是戎马一生的军人，自幼未曾求学，文化程度很低。他的书法极差，谋士刘穆之只能建议他多写大字，“一字径尺，无嫌”。结果刘裕“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与刘裕一起起兵的北府将领刘毅在这方面也有表现。刘裕攻灭卢循之后，刘毅曾在庆功宴上作诗炫耀其有文化：
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
刘毅因战功不如刘裕，只得自命在“风流”方面胜出。这种社会氛围也使得刘裕急需表现出文化修养，但他引经据典时难免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招致不讲情面的僚属指摘：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
到宋文帝刘义隆一代人，文化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元嘉七年北伐失败，刘义隆曾作诗抒发其悲愤之情：“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刘义隆诸子—孝武帝刘骏、明帝刘彧等也很注意塑造自己有文化的形象。刘骏自命书法高超，当时书法名家王僧虔担心引起皇帝嫉恨，“常用拙笔书”，得以明哲保身。刘骏还有诗《戏马台梨花赞》传世，戏马台在淮北的彭城，他称帝后并未到过彭城，所以应是元嘉末年以皇子身份驻防彭城时的作品。刘彧在称帝之前也颇有文史、经学著述，他还自以为擅长围棋，群下投其所好，恭维他棋艺为第三品。
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虽然出身将门，但也颇有文化，本纪称其“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在驻防淮阴时，他担心北魏的攻势和宋明帝的猜忌，曾作《塞客吟》以喻志。齐武帝萧赜也颇有文采，当时北魏使臣李彪数次出使南齐，萧赜与李彪多有诗作唱和，这也是向北朝显示其文化素养。南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喜欢招揽文士，他身边的所谓“竟陵八友”囊括了当时的著名文人沈约、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人，梁朝开国皇帝萧衍亦在其中。梁武帝诸子也多有以文学经史著称者。昭明太子萧统延揽门客编辑《文选》，成为后世文学楷模。继萧统为太子的萧纲（简文帝）在这方面同样出色，他“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本纪及《隋书·经籍志》载其文士经义著作多种。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南朝上层重文轻武之风达到顶点。《颜氏家训》对当时社会风貌有生动刻画：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有讽刺意味的是，萧纲为太子时，还曾编著《马槊谱》，当时以“谱”品鉴琴棋书画之风颇盛，萧纲却是品鉴骑兵武器马槊。此书正文已经亡佚，但序文残章保存在《太平御览》之中，萧纲用富有节律的骈体文咏唱：
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净，青霜旦尽，密雨初晴。纤骊沃若，天马半汉。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镂衢与白刃争晖，翠毦与红尘俱动。足使武夫愤气，观者冲冠。巴童留玩，不待轻舟之楫；越女踟蹰，无假如皋之箭。
在江南花柳明媚的场景中，在巴童越女的围观下，骑兵操练马槊的场面更像是一场雅致从容的游戏。元嘉二十五年（448年），侯景八百骑兵渡过长江，围攻建康，便是另一番景象：“及侯景之乱，（士大夫）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在侯景军队围攻台城期间，萧纲甚至还写作了一篇《围城赋》。被侯景俘获囚禁时，萧纲“又为《连珠》二首，文甚凄怆”。而其子萧大器在被侯景杀害前还在讲《老子》，可谓历史的嘲讽。在江陵立朝的梁元帝萧绎也“著述辞章，多行于世”，在西魏军队展开对江陵的攻势时，萧绎还在江陵“龙光殿述《老子》义”。
陈朝的前三代皇帝陈霸先、陈蒨、陈琐都是壮年登基，前半生多有征战，无暇顾及文艺。但陈蒨在教育诸子时已经比较强调文化修养。当时文士陆缮受命教授太子陈伯宗及其兄弟优雅的谈吐举止：
缮仪表端丽，进退闲雅，世祖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其趋步蹑履，皆令习缮规矩。
而陈伯宗果然文弱无为，迅速被叔父陈琐取代。到后主陈叔宝一代，又以爱好文艺著称，而南朝历史也至此终结。
晋末、南朝的将领多从行伍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们最热衷的娱乐是赌博。刘裕、刘毅诸将虽然努力做出有文化的姿态，但在武人群聚的场合，赌博仍是最主要的消遣，且诸人举止颇粗野：
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蒱，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
宋明帝初年平定所谓“四方反叛”之后，明帝亲自到新亭迎接凯旋诸将，“劳接诸军主，樗蒲官赌”，即朝廷出资供诸将大赌。天监六年（507年），梁军挫败北魏对钟离的进攻，被解救的徐州刺史昌义之设局，邀请援军主帅韦叡、曹景宗赌钱，“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可见武将的品味都颇庸俗。但当他们位至公侯之后，则往往力图摆脱鲁莽武夫的形象，融入士族的交往圈子。这种情况在刘宋末、南齐时最为明显，且往往发生在“第二代”武人身上。比如刘宋名将沈庆之之子沈文季，到南齐初就颇为忌讳其武人出身，“文季风采稜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在太子萧赜的宴会上，褚渊声称“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结果“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二人发生口角。刘宋另一位将领张兴世之子张欣泰也颇忌讳提及其军人家世：
（欣泰）年十余，诣吏部尚书褚渊，渊问之曰：“张郎弓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马，无力牵弓。”渊甚异之。
到南齐萧赜（世祖）朝，张欣泰任直阁将军，负责禁军宿卫，但他努力显示自己的文化修养，终于得以调任文职：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
另一位追随萧道成崛起的武人张敬儿也努力学习适应上层社会的举止规范。“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敬儿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他的女儿也嫁入高门谢氏（谢灵运之曾孙）。到梁、陈时，高级将领的这种身份落差相对缓和，因为梁武帝能较好地处理武人和宗室、文臣的关系，关键职位都由宗室担任，武人能升迁到最高层的机会较少。陈朝则是因为外部军事压力较大，武人将领一直得势，且无暇过度重视文饰。但作为整体的社会氛围，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南朝一直盛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军事将领的技能、职业难以家传。每一轮帝位更迭都产生新兴的军人集团，但将领们地位上升之后，其子孙都不愿继续从事战争生涯，下一轮帝位更迭伴随着新的军人集团出现。这个过程循环不止，而南朝从未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军事贵族集团”。北方的西魏、北周、隋政权，则正是因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武人群体“关陇集团”，才得以攻占北齐，再由隋王朝灭陈统一中国，由此开始新一轮的文武阶层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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