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资治通鉴》,觉得公孙弘这个人物很有点意思,值得玩味。
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位高权重,颇得汉武帝赏识。律己甚严,生活俭朴,睡觉盖布被,吃饭不重肉味。史书上称汉武帝的年代是“肉穷侈靡”。可以想见,在当时那种“侈靡”社会风气之下,公孙弘能洁身自好,实属不易。不过,这却使不少同僚视为“异类”,颇有微词。主爵都尉汲黯就在皇帝面前告状说:“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这显然是荒唐的逻辑推理:因为“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就应当奢于生活,否则就是“诈”,就是沽名钓誉,也太可笑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公孙弘面对这种歪理不仅没有顶住,反而改弦易辙,“行”了起来。他退朝回家,不无伤感地对妻妾说:“节俭本乃美德,却反遭人暗算,罢了!”从此以后,他也和其他同僚一样“争于奢侈”,生活起居豪阔起来。难怪后人说他犹如“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公孙弘前俭后奢、弃清就浊,从表面上看,是他未能顶住歪理,实质上是他自己的认识有误区。据《汉书》记载,公孙弘对汉武帝的追问曾有过一番辩白。他说:“近闻管仲、晏婴都是齐国贤相,管仲使齐国称霸,他却占有三处像宫殿一样的寓所;晏婴使齐国由乱而治,他却'食不重肉’、'妾不衣丝’。”所以,管仲奢侈也好,晏婴清廉也罢,都不是判断他们的标准,关键是要把国家治理的好坏,作为评价大臣优劣的根本依据。我们不能说公孙弘的这番话毫无道理。为官一任,能不能兴利除弊,造福一方,这属于公德,是大节。如果离开这个主要方面,只从私德、个人生活小节上作考察,就会看不准人,也用不好人。
简而言之,公德是指公众之德、公权之德和工作之德。私德则是指个体之德、私生活之德。尽管二者范畴不同,但并不是互不搭界,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私德与公德、小节与大节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在私德修养上放松自己,往往是一个官员蜕化变质的前奏。如今有的干部之所以在功成名就之后滑向腐败的深渊,就是因为他们和公孙弘一样,总认为工作干出成绩才是最主要的,个人生活即使有点问题也不影响工作,从而不注意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放纵自我,被人抓住把柄,击中软肋,牵了鼻子走,以致一步步滑向泥潭,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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