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清后浊谈起

　　近读《资治通鉴》，觉得公孙弘这个人物很有点意思，值得玩味。

　　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位高权重，颇得汉武帝赏识。律己甚严，生活俭朴，睡觉盖布被，吃饭不重肉味。史书上称汉武帝的年代是“肉穷侈靡”。可以想见，在当时那种“侈靡”社会风气之下，公孙弘能洁身自好，实属不易。不过，这却使不少同僚视为“异类”，颇有微词。主爵都尉汲黯就在皇帝面前告状说：“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这显然是荒唐的逻辑推理：因为“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就应当奢于生活，否则就是“诈”，就是沽名钓誉，也太可笑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公孙弘面对这种歪理不仅没有顶住，反而改弦易辙，“行”了起来。他退朝回家，不无伤感地对妻妾说：“节俭本乃美德，却反遭人暗算，罢了！”从此以后，他也和其他同僚一样“争于奢侈”，生活起居豪阔起来。难怪后人说他犹如“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公孙弘前俭后奢、弃清就浊，从表面上看，是他未能顶住歪理，实质上是他自己的认识有误区。据《汉书》记载，公孙弘对汉武帝的追问曾有过一番辩白。他说：“近闻管仲、晏婴都是齐国贤相，管仲使齐国称霸，他却占有三处像宫殿一样的寓所；晏婴使齐国由乱而治，他却'食不重肉’、'妾不衣丝’。”所以，管仲奢侈也好，晏婴清廉也罢，都不是判断他们的标准，关键是要把国家治理的好坏，作为评价大臣优劣的根本依据。我们不能说公孙弘的这番话毫无道理。为官一任，能不能兴利除弊，造福一方，这属于公德，是大节。如果离开这个主要方面，只从私德、个人生活小节上作考察，就会看不准人，也用不好人。

　　简而言之，公德是指公众之德、公权之德和工作之德。私德则是指个体之德、私生活之德。尽管二者范畴不同，但并不是互不搭界，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私德与公德、小节与大节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实，在私德修养上放松自己，往往是一个官员蜕化变质的前奏。如今有的干部之所以在功成名就之后滑向腐败的深渊，就是因为他们和公孙弘一样，总认为工作干出成绩才是最主要的，个人生活即使有点问题也不影响工作，从而不注意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放纵自我，被人抓住把柄，击中软肋，牵了鼻子走，以致一步步滑向泥潭，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