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德国历史研究既宣扬自由主义，也具有民主和世界主义的意识。但在拿破仑入侵、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德国的历史学渐渐脱离了欧洲自由主义传统，试图以德意志民族性为依据，转向对普鲁士王朝军国主义的欣赏，信奉权威主义和具有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俾斯麦以“铁和血”对德国的统一正是这一追求的结果。
威廉·冯·洪堡认为历史的特性只有“上帝和民族”这两种好的和有益的力量——一切事物的中间状态遭到消解，世界变成尖锐对立的两端。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人类的所有价值尺度在德意志轰然倒塌，只剩下赤裸裸的——民族。
德意志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深切关注，不仅在于建立一个民族的史学，还在于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兰克——这位最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却被冠以“普鲁士君主制度出色而忠诚的仆人”。他热衷于组建一个与德意志民族天性一致的国家，为普鲁士端出的发展计划和国家社会主义几乎如出一辙。此时，德国还远在19世纪呢。
德国历史学家以历史主义（historismus，和波普尔批判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姿态建构了自己的民族史学。它的核心意义是用民族国家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人类力量的普遍化观察。这样，历史就丧失了相互间的关联，横向的世界史和更为纵深的人类史即被视若无睹。由此，历史变成了一种自己哄自己玩的、随意解释的碎片。“个体化”的观察，导致他们沉溺于对“国家理性”的无条件信任，这就是：德国必须要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他们只在乎材料的真伪，却极少进行价值观反思。美国学者戴维·哈克特·费舍尔对其尖刻地评论：德国历史主义“按一般的理解，它在认识论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反民主的，在美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在伦理上，他的核心是邪恶的——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当的”。
在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思想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倾向，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法国历史学家安托万·基扬指出：德国舆论在历史学家引导下已经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特征。但德国历史学家依然放浪于个体化历史主义的宏大建构中，如梅尼克。梅尼克是一位深植于普鲁士传统的历史学家，堪称兰克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历史主义”的史学特征在德国通过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达到最高峰，构成了伟大的“德意志精神”。而能够体现这一“伟大精神”的就是国家理性，但国家理性究竟依赖什么得以维持？梅尼克要求，历史学一定要对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有着核心的关切。他认为，德国的统一不仅表现了政治成就，也是哲学真理的具体体现，而推动这一伟大成就实现的“乃是伟大的个人而非盲目的社会力量的业绩”——这一“伟大的个人”当然是指俾斯麦，但俾斯麦之后，谁来填充这“伟大”的空白？梅尼克断定：“那一度唤醒了一个伟大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东西，不能够被指责为一种追求错误道路的倾向。”他对权力始终抱有一种乐观的信心。实际上，其所谓的德国“自由”只能体现在对国家主义的狂热信仰上，他强调国家个体的内在法则，使国家凌驾于整个社会伦理之上。
梅尼克与浪漫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地反对启蒙运动，其理论不过是自己对“国家”的庸俗迷信，并从中显现出自己的国家主义色彩。1933年5月17日梅尼克向一位朋友表示：“德国人还未成熟到能够适应民主的议会政治。”此时已是纳粹掌权三个月之后。梅尼克是一位共和主义者，在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纳粹分子，却在国家神圣化道路上乐不知疲。
二战结束以后，梅尼克“痛苦地认识到德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哲学及历史学学术发展上，都走过一条错误的道路”。为此，他写下了自己最后一部拥有巨大影响的力作《德国的浩劫》，对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历史进行了沉痛反思。但由于他对德国文化的挚爱，使他无法接受“德国文化会产生希特勒”这样的结论，以致他对德国文化的辩护不免显得左支右绌，其内心的痛苦、冲突、矛盾、焦虑，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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