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18年11月14日
《中老年时报》岁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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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出现了第一批舞女。这些舞女，一开始多是俄国、朝鲜等外国女子，后来上海、北京等城市过来的女子也陆续加入了舞女行列，而本地的舞女则少之又少。如巴黎舞场有舞女32人，其中十分之七是从北平来的，另有4名是俄国人。光陆舞场，是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巴黎、天升的大舞场，其舞女中，中、俄两国舞女各占一半。日租界的樱花舞场，其舞女几乎全是朝鲜人。
津门舞厅歌舞红星及各乐队一览
舞女的职责有两个，一是陪客人跳舞，二是陪客人喝酒，即所谓的“坐台子”。陪舞的规则的是，舞女每陪客人跳一次舞，客人要送给舞女一张舞票。舞票须由客人提前自行购买。中国人开设的舞场有巴黎、天升、光陆等，上述舞场也是天津位列三甲的舞场，其舞票价格相对较贵，为1元钱3张。如果客人只在舞场“蹦跶一会”，则只须购门票即可入场。日本人经营的舞场有两家，其中一家叫樱花舞场，坐落在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新明戏院（即人民剧场）楼上；另一家叫金船舞场，坐落在寿街（即兴安路）路西。因为这两家舞场没有乐师，只得用留声机代替，故其舞票相对便宜，全都是1元钱7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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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开设的舞场，客人给舞女舞票的时间是在舞会结束后一次性给足。由于有的客人会玩很长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舞女往往用火柴来计数，客人每跳一次，舞女们便从火柴盒里拿出一根火柴，待到要付票的时候，一数火柴数便知道跳多少次了。
而日本人开设的舞场，必须是先给舞女一张舞票，然后再请她起来伴舞，这被叫作“概不赊账”。这样做似乎更公道，你给一张就陪跳一次，至于另外多给，那也随便，反正舞女道一声“潵油拿腊”（原文如此）就完了。
关于坐台子，需要的挑费是很贵的。据《舞榭风光》一文（载于1936年9月23日《语美画刊》），舞女“开香槟，即所谓坐台子，每坐一次台子，所费不一定，而香槟酒一瓶，贵的约在二十四元左右，还有十元上下一瓶的，这才是真正捧舞女的勾当。同时，舞女的光荣史，便要看台子坐的多少。”有的时候，客人把甲处的舞女带到乙处舞场去玩，规则是客人先在甲处为舞女先购10元钱的舞票，乙处的舞女到甲处亦然。因为这是过“场”，所以先买舞票是当然的，但必须是在1个小时之内返回来，而且回来之后舞女还得“开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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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曼丽、郝安娜、邓爱娥以及徐琴舫、徐彩舫姊妹，都是当红的舞女，也是各大舞场的台柱子。她们施展魅术，取悦舞客，致使坐台费用屡创新高。正因为如此，天津的这些红舞场被时人称之为“销金窟”。
《舞榭风光》作者提醒人们，“舞场好进，捧舞女最难。因为无论什么，全是昂贵的，譬如水酒等项，比外面加至四五倍以上还不止。”作者也慨叹道：虽然坐台费用畸高，而舞客们仍然趋之若鹜，这在我们这些“穷措大”（指贫穷的读书人）看来，也是大跌眼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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