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德意志民族意识最重要的哲学家当属费希特。拿破仑的入侵，使德意志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费希特于1807年12月13日到次年3月20日在柏林科学院圆形大厅连续发表14次演讲，有力推动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位叫恩赛的作家在回忆费希特演讲时说：“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以极大的感召力鼓舞那些垂头丧气、迷失方向的祖国同胞要有勇气和信心……他那种具有巨大思想意义的，用全部极其真诚的信念力量讲出的言论，也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勇气而发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费希特的演讲出版后迅速传遍德意志，基尔大学历史学教授黑格维什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将是一部流芳千古的作品：“费希特以他这篇讲话，在世界名著殿堂中获得了一个与克利陶马赫的讲话齐名的光荣席位。”但演讲中所流露的强烈国家主义色彩，遭到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卢登的严厉抨击：“费希特作为讲授法权哲学的导师竟然鼓吹这样一个危险的主张，我们对此决不能保持沉默。试问，国家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种权力的呢？是谁赋予它这种权力的呢？”
费希特演讲的核心是为培育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他对民族的解救之道“就在于培育一种全新的自我，这种自我至今也许例外地在个别人中存在过，但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的、民族的自我存在过……我作为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唯一手段提出的建议，就是完全改变迄今的教育制度。”当然，历史地看，为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这种精神建构。但费希特的这部演说词却不由得让人倒抽一口凉气——在他的演讲里，令人不幸地看到了未来法西斯纳粹主义的主要精神要素——尽管两者之间毫无政治关联，却有着深刻的精神性继承，费希特所塑造的不是希特勒，而是滋生希特勒的土壤——德意志式的民族精神：以国家主义为面目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费希特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全民教育”的概念，他要把这种“新的教养施加给一切德意志人……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为达到这一目的，费希特所采用的方法是“完全消灭意志自由”。承担教育责任职能的，显然只有“国家”。费希特不仅赋予国家全部的爱，还赋予国家全部的权力。他要把未来的德意志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打造成具有超人的特征：“一个完整的人将在他的各方面都臻于完善，在内部变得圆满无缺，在外部变得十分干练，可以达到他在时间过程和永恒状态中的一切目的。”费希特显然忽略了固有的人性，而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将其人为地拔高了——后来，“超人”果然出现了：先是俾斯麦，然后便是希特勒。
最不可思议的是，费希特不仅没有满足于“完全消灭意志自由”，他还要消灭自由：“让自由从可见世界消失一段时间吧；我们让它逃进我们的思想深处……”“全民教育”原本是极具人文精神的倡导，却因在内容上凝结着国家意志，精神上灌输着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变成了全民洗脑教育。1810年，费希特出任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后来，这所大学产生了许多著名思想家，如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米特等——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号召德国人选择独裁道路。
德国历史学家弗·梅林曾经评价费希特：“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在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一语成谶。一个世纪后，德国面目全然不是费希特所期待的那样——它变得狰狞和恐怖。在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流布中，其原来目标的正义性逐渐被手段的极端性代替，这种极端性铺就了通往独裁的道路。当它成为民族意志，纳粹主义便破门而入——纳粹主义正是在国家主义的大纛下，集各种理论缺陷于一身的政治怪胎，它泯灭良知，摧毁正义，毒化德意志民族心灵，使德意志最优秀的大脑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污垢——即便是费希特，这个死于19世纪初期的哲学家，也难免遭到后人理论上的清算。
对费希特——我理解，但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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