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房东”,是这个村保健站的医生,他有个很好记的名字,叫蒋天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我们一样,也是借住的,真正的房东另有新窑洞,已不住这里了。蒋医生比我们住进来得早,且是长期借住,我们只是临时住几个月,所以我们仍把他当房东看。他四十多岁,穿着一身黑色的旧棉制服,个子又有点儿矮,简直像个小老头儿。我能感觉出他并不欢迎我们,按说,他一个人住在这个空荡荡的荒院子里,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做伴该多好,干嘛不欢迎我们呢?这个人看来有点怪。
住了没几天,几个年纪小的同伴告诉我,蒋医生半夜里唱悲歌,他们很害怕。我们这孔窑洞较大,里面还有个小窑洞,小窑洞朝外一面开着小窗。在我们这些人中,我算是岁数稍大的。我喜欢看书,为了不影响别人,同时也少受些干扰,我就住在了小窑洞里。听他们说过之后,我夜里出来听,果然蒋医生深更半夜不睡觉,总在低声地唱,而且唱的时间很长。虽然听不出他唱的什么,但那凄凉得近似哭的调子,在夜深人静时听来确实令人有点毛骨悚然。
第二天,我瞅了个空儿,同蒋医生在院中闲聊了几句,提出有小青年夜里听了他的唱声有些害怕,希望他夜里别再唱了。他也没道歉,只是解释说一个人闷得慌,睡不着,并答应以后不再唱了。谁知没几天,他夜里又唱了,不过声音小多了。
有一天,我没上工地,留在家里整理一份材料。蒋医生敲门进来了。我十分高兴,这是他第一次来我们屋里。他说他的炉火灭了,想在我们炉子上烧点水。我说当然可以,并马上将炉火替他捅旺。我很希望能借机同他聊几句。
他端来小铁锅放在火上后,同我寒暄了几句,便出去拿来一把干萝卜叶和一丁点儿粗玉米面。他将萝卜叶按进水里后,把玉米面轻轻撒在上面。他说等锅开了后请我替他搅一搅,说完,他就回屋里了。我一写起材料就忘了那事,等蒋医生再进来时,锅已经干了。看他拿筷子翻搅时那惋惜的样子,我觉得他这人真是有点怪,就说:“你这个人,喂猪干嘛还这么顶真。”蒋医生顿了一下,嗫嚅着说:“我自己吃……”
我怔住了,不知是感到意外,还是觉得愧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这才想到,院内院外并无猪圈。在我们家乡,冬天一般都这样喂猪,我根本没想到这位蒋医生竟然这样吃饭,真不知他如何下咽。
当时,我们都还年轻,于事考虑很少。这次之后,我才突然想到,他怎么没有家人,一个人生活,他的老婆和孩子呢?我后来注意打听蒋医生的情况,听村里人说,他是从河南逃荒来山西的,因为是个大夫,有点文化,这个村里从来没有大夫,就让他们一家落了户。因祖上是行医的,他医术还可以,替人们治病也很经心。但因为他是外来户,因此比大家更艰难。他因为挣村里的工分,所以从不肯接受病人家馈赠的东西——其实病人也并不馈赠他什么,有谁拿出一个玉米棒子或两块红薯,便算是有分量的东西了。他又放不下文人架子,不肯像其他人一样去地里“弄点吃的”(即偷生产队的庄稼),而分的一点粮食又不够吃。饿得没办法,老婆带着孩子“出去了”——估计是讨饭去了。
我不由得同情、可怜他,同时也为我们的年轻无知而悔恨。可以想见,他夜里孤寂而哀婉地低唱时,心里该是一种什么滋味。那是他唯一的排遣方式,我们竟然还去限制!
同蒋医生为邻的那段日子,他一直同我们没有多少交往,也没有多少感情,大概人陷入极度痛苦时都是这样子的吧。虽然几乎形同路人,平常极少说话,但我总想帮他点什么,可总也帮不上。
离开那个村子后,我们再没回去过。时光荏苒,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蒋医生如果还健在的话,如今应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蒋医生,你还记得我吗?你如今住哪里呢?我们当年借住的那两孔旧窑洞,怕是早已坍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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