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瓷是原始瓷器的简称，由于原始瓷多为青瓷，因此有时也称原始青瓷。原始瓷由瓷土作胎，表面施石灰釉，经过高温烧成。一般认为是处于原始状态的瓷器制品，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出现于夏代晚期，成熟于商代早期，初步发展于西周早期，鼎盛于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衰落。器型中礼器占相当比例。主要集中于浙江以及与浙江相邻的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区，广泛出土于这一地区的墓葬、遗址与城址中。
2007年以来在以浙江北部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发现原始瓷窑址近150处，调查采集与发掘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期间先后完成了瓢山夏代窑址、南山商代窑址、火烧山西周春秋时期窑址、亭子桥战国时期窑址的发掘工作。同时在这一地区先后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葬，重要的有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德清梁山越国贵族墓等，出土了一大批包括礼器、乐器与日用器在内的原始瓷器，对原始瓷窑址材料形成了重要的补充。
战国是先秦原始瓷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生产规模大、数量多、种类丰富、质量高，而且大量生产仿青铜的礼乐器，是高度礼制化的一个时期，支撑原始瓷生产的是越国的国力，而非经纯粹的经济与技术因素，制瓷业的兴衰反映了越国对中原礼制文明的接受过程，本文试图以这些器物为着眼点，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进行分期，望得方家匡正。
一、战国原始瓷分期
原始瓷主要发现于各地大小不一的墓葬中，遗址虽然数量多但文化层较薄，在年代分期上具有编年意义的地层并不丰富，因此这一时期的分期更多的仍是借助于类型学对主要出土于墓葬中的器物进行排比，再结合东苕溪流域战国原始瓷窑址的材料，将江南地区整个战国时期原始瓷大致可以分成六个时期。
1、第一期
这一期目前发现的材料比较少，主要有德清梁山墓葬。梁山墓葬位于德清武康镇新联村梁山山顶。封土为椭圆形墩，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约25米，最高处保存约2米左右。为灰白色的粘性土，土质极细、纯而紧密。墓室宽约3米在基岩上开凿而成。随葬品均集中在墓室后部，以原始瓷为主，包括印纹硬陶与泥质陶。原始瓷有仿青铜礼器的提梁盉、仿青铜兵器（或农具）的锛、斧、锸类器物以及实用的盅式碗、小罐等。提梁盉等原始瓷器物施釉均匀，釉面匀净，胎釉结合好，代表了相当高的制瓷水平。
提梁盉 （德清梁山墓葬出土）
提梁盉（德清梁山出土）
锛（德清梁山墓葬出土）
斧（德清梁山墓葬出土）
锸（德清梁山墓葬出土）
盅式碗（德清梁山墓葬出土）
罐（德清梁山墓葬出土）
其基本特点是器物基本为素面规整、造型饱满，如提梁盉器型较大而浑圆，兽首形流粗圆上昂，双圆耳耸立，提梁上及与流相对位置的扉棱棱角分明，腹部多道绞索纹向外圆凸，三蹄足粗壮有力，器盖上的鸟形纽形象而有张力；同墓葬中的工具类器物开刃线清晰而挺直；其余罐、盅式碗等器型相对较瘦高。
2、第二期
主要包括上虞牛山墓葬、余杭大陆石马㘰、余杭水洪庙以及绍兴离渚瓦窑山等墓葬出土器物。窑址以德清亭子桥为代表，数量最多，是窑址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器类最丰富，包括日用器、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等，许多器物造型巨大，制作规整，工艺成熟，胎质细腻坚致，釉色青翠。大口类器物内外满釉，小口类器物外腹满釉，内腹不施釉，仅在口沿下一圈有釉。
其基本特点是器物仍造型饱满，制作规整，但较第一期风格上已偏软。装饰繁缛而华丽，流行云雷纹，少量卷云纹，云雷纹较为方正，线条深而清晰，排列整齐，罐、瓿类器物流行堆贴铺首，铺首扁平，紧贴于器表。
主要器物有作为礼器的鼎、豆、罐、瓿、壶、钫、鉴、盆、盘、钵、匜、镇、烤炉等；乐器有甬钟、句鑃、錞于、缶、器座等；日用器有碗、盅、杯、碟、盒等。每种器类多有丰富造型。如盆形鼎、盖鼎、兽面鼎。乐器类与中原流行器外型保持一致。
甬钟
句鑃
器座
盒
盆形鼎
盖鼎
兽面鼎
3、第三期
包括绍兴凤凰山M3、余杭老鸦桥等墓葬，窑址包括德清下漾山等。这时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器物种类仍旧很最丰富，包括大量的日用器、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等，与前一时期基本一致，但许多器物在造型、制作、成型、胎土、淘洗、施釉等技术明显不如前一时期，器型较前一时期变小，造型趋向疲软而不具有早期的棱角分明的线条；胎质较细腻但趋向松软，青黄釉仍较佳，釉层更薄而不均匀，以满釉为主，出现施半釉现象。
装饰上变化更加明显，仍有一定数量的云雷纹，但出现大量的卷云纹、S形纹、云雷纹与C形纹的复合纹、S形纹与C形纹的复合纹等，少量篦点纹。主要器物有作为礼器的鼎、豆、罐、瓿、壶、钫、鉴、盆、盘、钵、匜、镇、烤炉等；乐器有甬钟、句鑃、錞于、缶、鼓座等；日用器有碗、盅、杯、碟、盒等，与前一时期变化不大。
鼎
4、第四期
包括长兴鼻子山、安吉龙山、笔架山、无锡鸿山等墓葬。窑址包括德清冯家山等，数量仍旧较多。器物种类较前两个时期变化不大，但工艺技术明显下降：器型小，制作粗疏草率，装饰简化，胎质普遍松软，黄胎为主，生烧严重，多数器物在朝上的一侧有釉，朝下部位或被上部有遮挡的部位不见釉，施釉线不清晰，剥釉严重。
装饰纹样较为单一，主要是C形纹、水波纹与篦点纹， C形纹为正反两个构成S形纹，C形的弧度较大而呈半圆形，纹饰较为清晰，布局较整齐，也有C形纹朝向一个方向的，水波纹细密。铺首除略凸起于器物表面外，有隆起于器物的。
5、第五期
包括海盐黄家山、杭州半山、湖州西山等墓葬，窑址主要以德清喻堡里窑址为代表，数量较少。器物极度萎缩，大部分器物种类虽然仍在，但如果说前一时期包括提梁盉、提梁壶、鉴等在内的礼器尚具有某种实用功能的话，则这一时期的许多器物几乎沦落为明器，制作更加粗率，外形猥琐，生烧普遍，施釉器物较少，大多数器物仅在朝上且无遮挡的部位有星点状薄釉。
装饰粗疏， C形纹、水波纹与篦点纹为主， C形纹弧度直而接近于指甲印形，浅而小，虽仍有正反构成的S形纹构图，但许多器物或正反连续构图、或同一方向连续构图，甚至接近于水波纹状；水波纹细而繁密；铺首隆起于器物表面，甚至高度超过口沿高度。
6、第六期
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以余姚老虎墩为代表。器物无论是器类还是器型、质地、施釉方式均发生质的变化，是整个战国时期风格变化最大的一期。传统意义上的原始瓷完全不见，出现西汉及东汉早中期常见的、俗称的高温釉陶类器物(现在称秦汉原始瓷)，器型主要有鼎、瓿、壶等。器型较大，装饰主要是水波纹；胎质较白，质地坚硬，火候高；釉色主要集中在器物的肩、颈等朝上且没有遮挡的部位，玻璃质感强，但凝釉明显。而此种胎釉特征，是两汉时期高温釉陶的最基本特征。
二、各时期的年代探讨
由于战国时期越国原始上极少发现文字，而具有编年意义的文字完全是空白，因此给绝对年代的判定带来了很多困扰。第一期的器物具有年代判定意义的主要是盅式碗。整个战国时期的盅式碗中，只有这一时期的盅式碗与春秋末期器型最为接近，器型较高，仍有子母口的孑遗。因此在年代上亦当最接近，约为战国初期越王句践前后。
先看第三期的时代。在绍兴凤凰山M3木椁墓中同出土一件玉矛，矛身中部左右均刻划“戉王”两字，近本处左右刻“不光”两字。不光即越王翳，在位时间为前411-前376年。第三期的年代当在越王“不光”或此后不远。也即公元前376年前后的不远时期，大约战国开始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开始进入了战国中期。
逻辑上第二期介于第一期与第三期之间，应该不足一百年时间。这个时期与我们当时对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窑址—亭子桥窑址的年代判定是吻合的：“我们判定亭子桥窑址的始烧年代应该在战国初期，废弃年代可能已经接近战国中期，其间大约烧造了100年左右的时间”。亭子桥窑址中发现一个文字，经专家鉴定，认为系一鸟虫体“自”字，此字笔法显得柔软流畅，字体风格具有越王州句前后的时代特征。州句又称朱句，为句践曾孙，在位于公元前447—412年，时属战国早期的偏晚阶段。因此亭子桥大量云雷纹装饰的器物早于不光时期，这些云雷纹造型转折方正，排列整齐，庄严而沉稳。窑址同时出土少量的风格接近于第三期的器物：有卷云纹、S形纹、C形纹等装饰，说明亭子桥窑址的下限已进入了第三期。这样，第二期的年代为不光之前，包括州句、不寿、鼫与几个王时期。
第六期的带釉器物，称原始瓷也好、叫高温釉陶也罢，无论是胎、釉，还是器型，均接近于西汉时期的同类型器物，如鼎、瓿、壶等，是两汉时期主流器物。因此这一时期的年代当接近于战国末期。
因此第四、第五期的年代大致在不光之后，战国末期之前的战国中晚期。其中第四期包括之侯与无彊王。
三、原始瓷的演进反映的越国兴衰史
海登将整个人类的技术划分成实用技术与显赫技术两大类。显赫技术不是为了完成实用的任务，而是为了展示财富、成功、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展示成就而联结社会群体，于是控制这些显赫物品的人也就拥有了政治权威。江南地区先秦时期的原始瓷烧造，与早期良渚文化玉器和中原同时期的青铜器的功能一致，是当时越民族最具特色的显赫物品。由国家组织生产，产品的质量与奢华程度因国力的不同而起伏，产品流向主要是国家的上层贵族，国家的意志与力量在原始瓷的生产中得到了很明显的体现。
古代中国人文思想与民神杂糅时代的思想藕断丝连，战国时期的越民族正在此思想接合处，使得我们有机会透过思想传承的缝隙，窥得越族民众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贵族阶层时代思想背景的转折与器物特色的变化密切相关，在按照类型学的器物分期后，时代思想应该是战国原始瓷分期的重要参考背景。
1、战国原始瓷第一期时期的越国社会
据《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记载，“越之兴霸自元常矣”，允常卒于前497年，子句践在春秋末继位，前494年“以余兵五千余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几至亡国。在文种、范蠡等大臣们的周旋之下，终与吴国签证城下之盟，句践质吴成为吴的属国，前490年吴王封以“东至炭渎，西止宗周，南造于山，北薄于海”的此弹丸之地。
约前496年范蠡携文种赴越，带给越国一系列强国措施，同期句践用计倪改善越国经济之方略，至使“三年五倍，越国炽富”。句践运用大臣改革之法“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加强国力，终于前482年乘吴北上争霸之时“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终使吴“大荒荐饥，市无赤米”，不得已在黄池正式订立盟约，又经十年苦战，于前473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在越灭吴后在短期内政治、经济均走向巅峰，此时称霸中原成为句践的目标，于是“于越徙都琅玡”并“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供于周。……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从周文化边缘的夷蛮民族走向中原，得到周王室认可，从此跻身于中原大国之列，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这使得越族举国斗志高昂、精神振奋。
句践对中原政策的引入在本土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也导致越民族礼制观念的动摇，对中原礼制有了初步的认可。句践延用早期越族的特色制瓷工业来制作各种中原礼制用器，拉开了战国原始瓷生产高峰的帷幕。这个时期原始瓷礼器产量还不大，与之前的越族本土礼制器物明显不同，传承关系并不大，是学习模仿中原青铜礼器的作品。礼器产品多素面，简洁饱满，制作规整，刃线清晰，筋骨苍劲。是仿青铜礼器的初期产品，少有精雕细凿的外饰花纹，整体器形着重仿制青铜器的张力和厚重感，成品与中原青铜礼器同样有沉重、张扬的精神气质。
本期原始瓷纹饰简单，说明生产者但求礼器之气韵，不拘泥于饰容之惟肖。礼器的规范严整体现出越国的管理能力增强，越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句践统一规范制作此类器物成为可能。本期器物体现出的粗重昂扬的气质，是越国改革与开疆拓土时期昂扬斗志的体现，越族处在向上奋发的激扬精神支撑下，原始瓷礼器中蕴含着越族隐藏不住的锐气、锋芒。
2、战国原始瓷第二期时期的越国社会
早期的句践更在意以军事争霸，对中原礼制只在表面上模仿，内心并不认可，而对中原礼制的接受过程，集中体现在句践君臣“越为禹后”观念的形成与推动中。《越绝书·越绝内传陈成恒》记载：子贡东见越王时，越王自称本地为“僻陋之邦，蛮夷之民”《国语·越语下》中范蠡曰：“吾犹禽兽也”，越君臣自称并不承认是夏的后裔。迁都琅琊后句践“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及“越之常性”对中原儒者“故奉雅琴至大王所”的礼乐之说还没有认同感，说明句践认为一定能凭借军事实力在中原站稳脚跟。前465年句践卒前，才发现“夫霸者之后，难以久立”，要得到中原在文化上的认可才能让越族立足。于是越国贵族编造出越为禹后的故事，给自己嫁接一位和中原共同的夏祖，想从文化上取得与中原的同源。同时又极力展示越文化也同样具有与中原一样完备的礼制，想通过这种对起源的有意遗忘和修正，重新诠释越与中原文化的距离，终于打开了与中原文化对接的大门。
自句践起第三代越王是翁（又称朱句，前448年－前412年在位），古本《竹书记年》载周威烈王十一年 (于粤子朱句)“于越灭滕”，十二年“于粤子朱句伐郯”，朱句延续了句践迁都时的理想，这个时期也是越国向外扩张的全盛时期。此时正值中原礼崩乐坏，秩序的崩溃造就了思想的多元化，使位于文化边缘的少数族群有机会打破阶层限制，开始附庸并扩大中原文化的知识体系，成为周边各“蛮夷”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圈的时期。周考王（前440年－前425年）以后王畿分裂为东西二周，王室已没有能力指挥诸侯，急需借助外力维护。在两方面的共同推动下，句践编造的传说得以推广，在对历史的不断诠释中，越族借以动员民族凝聚力，使越国文化发展融合进入最快速，转变最剧烈的时期，越从此渐入中原文化圈。
越族是从文化的边缘向文化中心靠近，此时将自己与禹攀上关系，仍不能安心，还要戏剧化的强调礼制的完备，比中原礼乐崩坏之时的礼仪规制更完罅，才能让越族找到心理上的认可，于是越国原始瓷产品进入鼎盛期，不仅礼器数量、种类都成规模，也是仿青铜礼器惟妙惟肖的时期，产品绚烂完美，外形华丽、圆润，处处体现出富贵赡丽，以期与中原礼制文化的对接。在礼器制作工艺上就要求极尽繁复，彰显盛世风貌。这种心态体现在器物上，成就了这期产品与中原青铜器神似的外型，它们有允穆的仪表，却觉越族锐气顿减，唱和中原文化的品味成为这期越族最大的特色，这时的原始瓷礼器作为越族的特色物，象征着礼乐制度的完备，原始瓷礼器成为这个时代越族显赫物品中的繁缨。薰香器以臭象征“德”；钟、磬等是中原祭祀时的乐器，是以雅乐的身份代表“和”；以瓷镇、越席、几筵及礼仪象征仪式和等级。将这些礼器安放在祭祀或礼仪场所，在形式上模仿中原祭祀过程，象征物起到了沟通两个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
原始瓷生产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力，有繁缛的装饰纹样，体现出国家对这项手工业的重视和控制。制品的精致、完美，也能感受到匠人的全力以赴，不需为稻粮谋的平和心态。
3、战国原始瓷第三期时期的越国社会
朱句时期越是领土仅次于楚的第二大国，此时楚正与韩、魏争夺郑、宋的土地，无暇它顾，越才得以在泗上扩张，灭滕国、郯国，这使越对楚在泗上的推进有很大影响，两国冲突在所难免。因齐向南的扩张，越的北边与齐在泗上接壤，前405年朱句乘齐国内乱灭缯，之后越、齐矛盾日益锐化。由于边境的不安使越的国力在此期消耗迅速，“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死矣。’和子因以告鸮子。鸮子曰：‘已死矣，以为生。’”，此对话发生在前386年之前，离“于粤子朱句卒”（前412年）仅二十余年，越国就被齐称为“已死矣”，可见越国力衰退之快。越由盛至弱，致使齐、魏、楚纷纷入侵：“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越、楚由此开始了正面战争。此时魏对越也多有窥探，琅琊地处齐、魏不远，越国的疲弱使越王翳不能再支撑琅琊作为陪都，南迁势在必行。当时越族国力尚可，还有休养生息以期再次北上之心，此时若迁都到姑苏，既加强对吴越地区的管辖，也利于更快掌握中原各国动向，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战略要地。姑苏自前510年至前468年句践北上琅琊之前，一直是吴、越两国交替为都之地，越人对此地多有归属感，于是越王“翳三十三年（前379年)迁于吴。”。
这段时期礼器产品仍是相对完美，但器物的规整度和筋劲大气的风格较前期有所退堕，造型始现芊丽、棉软；纹饰刻划为图方便而趋于简单。越族的锐气棱角在这期产品中已然遭遇打磨，成品展露出富贵后的纤弱、疲怠，处处体现出匠人的慵懒、随意。越族经过对历史记忆的皴染、涂抹、选择和润饰，在文化上已没有了不被接受的危机感。越人在这一时期屈从了流行风尚和世俗习惯，按照早期原始瓷产品习惯性来制作。国民生活富足，婉约优游的安逸让民众失去了上进动力，产品开始体现国民繁靡、倦怠的精神状态，器物在越国富贵的惯性思维中散漫的维持现状。
4、战国原始瓷第四期时期的越国社会
越国自翳迁都回吴后，宫廷发生了《庄子》所说的“越人三弑其君”。接连发生宫廷政变，直到二十多年后的前354年无疆继位，越国势力才有所振兴。无疆保持了二十年政治稳定，自越王翳迁都后，齐、魏战争不断，魏利用“徐州相王”之策，使楚、赵对齐不满，致使楚威王在前333年发兵败齐，这使齐成为东方相对孤立的国家。越王无疆于是兴兵“北伐齐”。齐王惧，派使者游说越王“释齐而伐楚”，无疆认为楚进入齐地对越、齐交汇处泗上的土地有很大威胁，于是“伐楚，威王灭无疆。”，“大败越，杀王无彊”。
这一时期原始瓷制作工艺较前期明显衰退，绝大多数器物仅勉强保持其形，不用再说神韵。整体感觉疲软猥琐，第一期昂扬、饱满的外形已全无痕迹，边角线条交待草、模糊，外形衰孄变形。工匠的浮躁、敷衍完全体现在这一期礼器用品的烧造上，说明只制作原始瓷不再能使他们衣食无忧，越民应该整体处在较早期艰苦的生存环境之中。从礼器生产的质量也可以看出越王对内政的管理力不从心。
这期礼器产品使用，多出土在长兴鼻子山、安吉龙山、笔架山、无锡鸿山等大中型越墓中。从目前已发掘的无锡鸿山七座土墩墓来看，其土墩形式完全一致，时间接近，按排列位置由西向东规制渐减，西边最高等级的邱承墩，规模仅次于印山越王陵，是目前已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第二大墓，墓坑长度为印山越王陵的一半，但考虑越国这一时期国力的整体衰落，其身份作为王一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应该是越国迁回吴之后的某个越王或诸候之陵。姑苏在此期之前主要作为吴都，吴国的土墩墓中并不排斥青铜器随葬，而高等级越墓中不用青铜礼乐器是最明显的特色。之前越以此为都的持续时间都在五年以下，不可能大规模营建王墓及大型诸侯等级墓葬。自前 397 年越王翳徙都姑苏，至前333 年楚威王灭无彊，越都姑苏 65年，这期间的某位越王或诸候很有可能埋葬于这一地区。
此前越王及贵族墓葬都建在绍兴故越都一带，只有这一时期开始这些高等级的墓葬开始分散布局在越国各地，这应该和这一时期越国的政治管理能力下降有很大关系。回到姑苏后越国王权的主要精力用在对付宫廷内乱和边境安全，对国内事物的管理较之前明显松懈，各地诸侯在管辖地的权力便会扩大。长期管理地方使家族利益与管辖地区有很多瓜葛，封疆大吏于是会出现不再以越王的利益为最先考虑的要素，诸侯的“本土化”使他们与王权逐渐疏离。长兴、安吉等地是吴越故地，不会像琅琊有心理上的陌生、漂泊感。这些地区多处发现越国贵族墓，应该是越王对下属的统驭能力大幅下降、封疆大吏“本土化”的体现，越国崩解的结局在此时已能看出端倪。
5、战国原始瓷第五期时期的越国社会
无疆被杀后“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越已经伦为魏、楚的属国，“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楚臣杜赫对相昭阳说：“东有越累，北无晋（援），而交未定于齐、秦，是楚孤也。”，前310年“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越国还有能力不时袭击楚东，并以“宾从”参加秦国大礼。赵灭中山在前296年，齐、楚、魏三国灭宋在前286年，越还“越专用其兵”，其实力虽衰疢有加，但仍具有自主政权。中山王鼎作于前314年至前308年之间，铭文有“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信，五年覆吴，克并之至于今”的记载，说明是时江东越地仍为越人所有。“前时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能治也。”楚国约在前311至前307年曾派邵滑到越，邵成为越臣，利用越内乱，从内部扰乱、策反，促使“滨于江南海上”的越君归降楚国。在周边国家的推进下，越逐渐向西、向南退迁。
楚败越后，越国力疲羸，开始散落至南方各地，统一的政治管理更驱松散，这使原始瓷生产的思想内容传承出现了问题，这时的原始瓷器物已经成为平庸得让人一眼就能忘记，附着在礼器背后的文化内涵已消散。国家衰弱贫瘠，再也没有能力统一规范整体风格，没有了大型的祭祀或礼仪仪式，原始瓷礼器在国家礼制上的作用不复存在，按照习惯生产的用品自然就没有了实用功能。这时原始瓷产品极度萎缩，礼器体积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外形严重变形，与青铜母型完全脱节，刻划装饰纹样及堆塑已看不出要表达的形象，已不再能在祭祀或礼仪场所摆放，可能从生产之初就只为作明器用。
“发掘看到的春秋越墓用鼎为奇数，与中原相似；战国中晚期越墓用鼎出现偶数，则有似于楚”。战国中晚期楚占领了越的大部分地区，楚文化的入侵也体现在越国的墓葬制度中。
6、战国原始瓷第六期时期的越国社会
楚怀王时，初“城广陵”，亦为固守江北之举，后通过挑动越国内乱“东取地于越”，使楚势力扩展至江东，直到前248年“春申君徙封于吴”，才是楚首次对吴地实行真正意义的统治管理。这是楚文化对越地的全面入侵，越族在无疆后虽政治、文化衰弱，但基本还保持越族传统，楚败越后越君仍拥有这一地区的实际管理权。这次春申君“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打破了越族的自主管理。春申君入驻时常与越军对峙，“有西岑冢，越王孙开所立，以备春申君”，为防范，“春申君造以御越军”。说明这一时期越对楚国的政治管理并不接受，这种对峙持续时间颇长，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对此考证：“春申君封吴十年被杀，……越尚未尽失吴地也。”。越直到秦统一中国前夕，还参与楚、燕、赵谋划联合攻秦，“昔吴、楚、燕、代谋为一举而欲伐秦。”，“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已也，曰：‘非吾所制也。’”，说明战国末年，韩非仍认为越国“国富兵强”，被中原国家认为无法制服。直到前222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才使越国真正灭亡。
春申君入吴后，使得楚文化特色逐渐进入越，成为越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时期，虽然越族在政治上不承认楚的统治，但长时间的接触，民间逐渐吸收了楚特色的文化。越族特色的原始瓷生产到这期无论是材质、器类还是制作手法，是整个战国时期风格变化最大的一期。早期的大量原始瓷礼乐器此期基本不见，代之以楚为主的中原特色的大形实用器物。这是越文化经句践时期礼乐制度的融合后，再一次全面进入和中原文化的交融时期。
小结
纵观整个战国时期，越族最有特色的手工业原始瓷烧造，由早期蓬勃向上的冲击，扩展为一个时代的洪流，又渐渐流向衰落，直至干涸，一个完整的轮回刚好与越国的兴衰发展轨迹近乎叠合。原始瓷产品中所透露出的文化背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那个遥远时代越民的思想风俗。至秦的统一，越族的原始瓷才渐渐汇入中原文化的大河，不再是耀晔的独立闪烁，从此成为中华文化渔火灿星之一点。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经作者删改。作者：郑建明 林毅，原文刊于《考古学集刊第21集》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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