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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兵器
铁质短兵器数量最多的是铁剑（图一），均出自主棺室，且摆放在距离南越王不远处，应是墓主人珍视之物。
图一 玉衣左侧铁剑（自上而下:D89、D90、D91、D141、D143）
铁剑是南越王称帝的证明。在汉代，剑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这主要体现在剑的长度之上。《汉旧仪》：“‘乘舆冠高山冠，飞月之缨，帻耳赤，丹纨里衣，带七尺斩蛇剑，履虎尾絇履。’案此则亦通于天子。”《后汉书·刘盆子列传》：“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由此可知，汉代的天子所佩之剑长七尺。汉代一尺约为23.1厘米，七尺即为161.7厘米。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剑通长接近或超过1米的有10件，其中D143铁剑（图一，下1）长146厘米，是目前考古发现汉代最长的铁剑。此剑装饰有完整的一套四件玉质剑饰（剑首、剑格、剑璏、剑珌），套装完备的D143铁剑整体长度约153.6厘米，换算为汉尺即为6.65尺。鉴于其有一定程度的锈蚀，故可推测原本更长，应接近七尺。南越国的独立性较同时期其他诸侯国更大，第一代王赵佗和第二代王赵眜僭越称帝，南越国君主仿照天子的规格配备设施，这些观点在诸多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物中均已得到印证。D143铁剑反映出南越王赵眜佩戴七尺天子剑，是其僭越称帝的又一证明。
铁剑的剑茎使用复合材料以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剑茎大多采用以铁为芯，上下夹木片或竹片，继而髹漆，最后以丝线分段横间捆缠的形式制作而成（图二）。铁芯是剑茎的根本，提供刚性；表层夹竹木片是为了保护铁芯，一定程度地保证韧性；髹漆是为了给竹木等有机质防腐；在最外层分段横间捆缠丝线既可以再次增强剑茎的韧性，还有利于增强摩擦度，方便持握。
图二 D141铁剑剑茎
除铁剑以外，墓中还出土了1件疑似兵器的利器（图三）。这件利器出土时与铁戟、铁矛等兵器摆放在一起。整器由一根长铁条弯曲成矩形；一侧有较长的圆柱状直刺，尖刃部分已残断；直刺部位宽，矩形部位窄，中有横栓透出；横栓以下的握身处，四侧夹有薄木片，以丝带捆缠；残长43.5、前宽8.5、后宽6.5厘米。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是南越国时期的高等贵族墓，也出土了1件形制几乎全同的利器（图四），区别在于其尖刃部位保存完好，整器长73.5厘米，可作对比研究。从形制上分析，一端长而有尖峰，应可作为刺兵使用；矩形部位四侧夹薄木片，且有丝带捆缠，应可作持握用；持握处为矩形，可容纳单手抓握的同时或许还起到了格挡保护的作用（参考西洋剑的护手）。目前此种利器仅见上述两例，均出自南越国墓葬之中，或许是南越国独有的短兵器。
图三 南越王墓铁质利器
图四 广西罗泊湾汉墓出土铁质利器
二、长兵器
铁质长兵器有铁矛、铁戟、铁铍。
南越王墓出土的铁矛分为“铁身铁骹”和“铁身铜骹”两类，前者5件，后者2件。铁身铁骹矛在汉代并不鲜见，如满城汉墓1:5073铁矛、洛阳烧沟汉墓94:1铁矛、1013:3铁矛等。至于铁身铜骹矛，目前发现最早的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M2009，属于西周晚期。至汉代，这种铜铁相配的组合还有发现。长沙咸家湖陡壁山1号墓出土的错金矛骹（图五），虽然矛身已缺失，仅剩矛骹部分，但其型制与南越王墓D170铜骹部分（图六，下）及D129（图七）极为相似，均上小下大，与矛身接合处略宽展，中有一扁长形卯孔，以容纳矛身末端突出的直榫，骹末开叉呈偃月形，一侧有一个半环形鼻，表面鎏金且均饰有错金银的套叠式三角形图案纹样。由此推测，陡壁山1号墓的错金矛骹也应是铜铁相配的组合。墓中出土铁矛的矛柲采用“积竹柲”的形式制作，即由竹片劈削成的小竹条组成一束为中心，两侧再依照镦的弧度削成大小与之相应的小竹片包在两侧，最外用丝绳捆缠。积竹柲的构造在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中亦有发现，应是南越国一定程度地继承了秦代兵器的制作工艺。这批铁矛均配备铜镦，3件素面无纹，2件鎏金，2件饰有华丽的错金银流云纹，其中配备流云纹铜镦的正是铁身铜骹矛（图六，上）。其用途可能不一，制作朴素的或为实战兵器，装饰华丽的或作仪仗之用。
图五 长沙咸家湖陡壁山1号墓错金矛骹
图六 南越王墓D170铁矛（下）与铜镦（上）
图七 南越王墓D129铜骹
铁戟有二。一件（D127-1）为汉代盛行的“卜字戟”，刺长而锐利，与胡相连，援细长，与刺、胡呈直角相交。另一件（D127-2，图八）的形制目前发现较少，刺宽扁，与胡相连但外弯约20°，援直，与胡呈直角相交。黄展岳先生于1996年发表的《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曾记录了1件，即出自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的131铁戟。白云翔先生的著作《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也收录了1件，即河南永城保安山BM2K1：1672。2011年在江苏大云山1号汉墓中亦发现了6件刺部外弯的铁戟。相信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此类铁戟在今后还将陆续有所发现。南越王墓出土的两件铁戟均配备素面无纹的铜镦，可能是实战兵器。
图八 南越王墓D127-2铁戟
铍是长刺兵，其出现始于东周。铍头形如扁茎短剑，茎上有穿孔，将茎部插入柲端裂隙后，用销钉钉合，再捆缠丝绳以固定。战国和秦代的铍头多为铜制，一般长约35厘米，装上柲后最长可达3.82米。随着汉代冶铁业的发展，铍头开始大量采取铁制，随着材质革新，其长度也大幅度增加，达到了65-75厘米。为了增强装柲的牢固程度，会在铍头与柲的结合部位装设尖齿形的铜籀。
《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记录了西侧室出土的1件铁铍（F40，图九），铍头残长20.4厘米，其套装于柲末的镦为鎏金铜质，整器或作仪仗之用。在距离此器不远处（相隔约1米），出土了5件“铁剑”，笔者猜测其中至少4件（D104、D171、D172、D173）为铁铍（图十），原因如下：
（1）从出土位置看，其与铁铍（F40）较为接近，而铁铍（F40）出土于主棺室与西侧室过道处，实际上较为靠近主棺室，存在木柲朽坏后跌落于此或在墓中进水后漂移至此的可能性。
（2）从出土伴随物看，“铁剑”是与矛、戟等长兵器放置在一起的，存在同类兵器统一放置的可能性。
（3）从器物形制看，4件“铁剑”的长度介于46.4-61.6厘米之间，身与茎的接合处用“三尖状的山字形铜籀”套接，茎为较短的扁条状，此三点均符合汉代铁铍的特点；铜籀之上有桥型鼻钮可用作系绑，结合其“三尖状”铜籀进行考虑（图十一），此种构造并不适合手部抓握茎部并做出挥砍、直刺等动作，如果强行使用，不仅扎手，还将由于缺少正常形制的剑格而导致在直刺时无法发挥最大力量。若是套装在长柲之上使用，此类问题将迎刃而解。
（4）同期的其他遗址出土了相类似的文物。如山东大武西汉齐王墓的五号随葬坑中出土了20件铁铍，形制与南越王墓的D104、D171、D172、D173“铁剑”极为相似，而且配备了铜镦，确为长兵器无疑。
综上，南越王墓出土的D104、D171、D172、D173“铁剑”应为铁铍。
图九 南越王墓铁铍
图十 南越王墓D172、D173铁剑（笔者判断其为铁铍）
图十一 南越王墓D171“铁剑”的桥型鼻钮及“三尖状”铜籀
三、射兵器
铁铤铜镞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唯一铁质射兵器。因为墓中出土了铜质弩机而不见实用性的弓，所以这批箭镞很可能是弩箭的一部分。
关于箭镞的出土情况详看下表：
双翼式箭镞是较为早期的形制。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双翼式让位于三翼式和三棱式。又因为三棱式的制作较三翼式便捷，所以铜质三棱式箭镞成为主流，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在其出土的4507枚箭镞中，三棱式箭镞有4318枚，占到了总数的95.81%。到了战国中晚期，铁铤铜镞已然是大势所趋，如在燕下都战国中晚期遗址和墓葬的出土中，铜镞357件，铁铤铜镞1150件，铁镞13件。结合表1可知，处于汉朝初期的南越国，三棱式箭镞（图十二）为主要型号，且几乎均为铁铤铜镞的构造（图十三、图十四）。这些三棱式箭镞是在镞的圆銎处插入一段铁铤，再套入一端竹管作为箭杆。铁铤上都有麻线作交叉状捆缠，增强摩擦力，防止脱落。之所以采用铁铤铜镞的形式，究其原因是铜铸箭镞有其优越性：便于标准化生产，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优于用铁锻造箭镞。以铁铤代替原本的铜铤，应是为了节省铜材，降低成本。
图十二 南越王墓三棱式箭镞
图十三 南越王墓铁铤铜镞（三棱式）
图十四 南越王墓铁铤铜镞（三棱式）
图十五 南越王墓铁铤铜镞（四棱圆钝式）
四、防护装备
南越王墓出土的铁质防护装备仅有铁铠甲一件。经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复原后，整件铠甲通高58、胸围102厘米，无立领、无披膊、无下摆，形状近似坎肩（图十六）。其上下排甲片采用直向排列的方式，与秦始皇兵马俑的铠甲布列方式相同；右胸和右肋使用系带开合的形式，也保存和沿袭了秦甲的遗制；无立领、无披膊、无下摆的轻便形制，与秦俑的骑兵俑铠甲形制较为相似，适合骑射作战使用。南越王墓铁铠甲带有诸多秦风的原因，或是因为南越国开国之君赵佗本为秦将，一定程度受到了秦文化的影响。
图十六 南越王墓铁铠甲复原件
结语
秦末汉初之际，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后时期，“（南越）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其后，南越与汉朝鏖战岁余，直至高后去世，汉军退兵。从秦末天下纷乱至西汉四海初定，处于如此更替之世的南越国能延续近百年，称雄一方，除了占据地理优势及采取“和辑百越”措施赢得越人拥戴以外，更与其军事力量密不可分。南越王墓出土的铁质武备囊括了短兵器、长兵器、射兵器、防护装备四大类，且实战装备与礼仪用器兼具，正是南越国尚武精神及军事实力的缩影。
参考文献：
[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2](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二〇《舆服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
[3](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6]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8]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文物》1973年第3期。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0]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第3期。
[11]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
[13]钟少异：《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上古至五代）》，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4]山东省临淄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15]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6]白荣金、钟少异：《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甲胄复原》，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1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文章来源：《文物天地》2019年第1期：《试论南越王墓出土的铁质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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