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趣味无需争辩,但作为与文学批评打交道的人,不曾读过金庸,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只能说自己眼神不济,悟性太差。我以为自己仅属个案,却在微信群里意外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孤例。以鲁院同学为例,没读过金庸的超过两位数,有名刊主编,有名校博导,有学科带头人,还有名头很响的专职批评家,他们坦然陈述,毫无愧意,有位著名教授还信誓旦旦说:对于自小读托尔斯泰、普希金、雨果和黑塞等人作品长大的人,往往对于金庸小说有着天然的免疫力。这话可理解为聊以自慰,但听着多少有点矫情,对无数金迷似欠尊重;不过也使我松了口气,生出吾道不孤的小确幸。
其实,我对金庸早已高山仰止。以前曾听到三句关于金庸的“醒世名言”,也是三句足以扇我耳光的狠话。其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其二,中国的书浩如烟海,其它的不读也罢,但不能不读金庸;其三,早些年李陀先生断言,“金庸的武侠小说使传统白话文起死回生”。那时候李先生有北京批评界“坛主”之称,其人其言令人无法漠视。当然也有对立面出现。王朔在《我看金庸》中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腔调,找了一堆金庸小说的毛病;王朔数落人,总要找一些大块头、重量级的对手。更大的文坛段子发生在1994年,有家文化企业,推出一套北大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一举颠覆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排位,其前几位排名竟然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茅盾”;学术平等,见仁见智,这倒无妨,但在排名中,茅盾被金庸挤到身后,一时热议如潮。如今看来,并非偶然。
二十年前,移居美国刚读中学的女儿,忽然成了“金迷”,让我寄去全部金作。我很好奇,多买一套,毕恭毕敬抱回家,虔诚码放,安神静坐,就差焚香沐浴了,不料读不到30页就昏昏欲睡;过几天,换一部再读,重蹈覆辙。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甜”,只得长叹无缘,然后把作品分送“金迷”朋友。更不像话的是,我不仅没读过任何一部武侠小说,还连所有武侠影视片也看不下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正是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文学被边缘化,出国潮、下海潮汹涌澎湃。一段日子,我心浮气躁,手里握着遥控器,在若干电视频道里无目的搜寻,就看到百变神通的香港娱乐天王刘德华——在这个台演的是都市言情剧,英俊帅气的小生,灯红酒绿,群芳簇拥;而在那个台演古装武侠片换了角色,长发飘飘,飞檐走壁,刀枪不入。于是关闭电视,重回书斋枯坐,与金庸有关的尴尬,也埋了伏笔。
类似的尴尬,不是第一次发生。十几年前,我在鲁院学习的时候也遭遇过。我当时读的是批评家高研班。一次,大家谈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实话实说,没读过,有同学眼里闪过异样神情——很显然,你是搞批评的,相当于职业读者和批评家,名著读得少,不合适,不应该。回到单位,开始一阵恶补,以免再次丢丑。
不过,批评家一旦成职业读者,或是为写评论文章而阅读,绝不是一件幸福开心的事。别再说“批评即选择”,这样的自由其实很有限。如今作家都是快枪手,电脑使其如虎添翼,更有网络的推波助澜;这可苦了搞文学批评的同行,皓首穷经,可怜兮兮,面对的却是海量作品,铺天盖地,泥沙俱下,倾毕生精力也难以招架。这样的批评家不做也罢。我愿成为伍尔夫说的“普通读者”,让阅读源于自然生长的个人兴趣,远离与自己内心共鸣无关的东西——即使尴尬,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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