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趣味无需争辩，但作为与文学批评打交道的人，不曾读过金庸，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只能说自己眼神不济，悟性太差。我以为自己仅属个案，却在微信群里意外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孤例。以鲁院同学为例，没读过金庸的超过两位数，有名刊主编，有名校博导，有学科带头人，还有名头很响的专职批评家，他们坦然陈述，毫无愧意，有位著名教授还信誓旦旦说：对于自小读托尔斯泰、普希金、雨果和黑塞等人作品长大的人，往往对于金庸小说有着天然的免疫力。这话可理解为聊以自慰，但听着多少有点矫情，对无数金迷似欠尊重；不过也使我松了口气，生出吾道不孤的小确幸。
其实，我对金庸早已高山仰止。以前曾听到三句关于金庸的“醒世名言”，也是三句足以扇我耳光的狠话。其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其二，中国的书浩如烟海，其它的不读也罢，但不能不读金庸；其三，早些年李陀先生断言，“金庸的武侠小说使传统白话文起死回生”。那时候李先生有北京批评界“坛主”之称，其人其言令人无法漠视。当然也有对立面出现。王朔在《我看金庸》中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腔调，找了一堆金庸小说的毛病；王朔数落人，总要找一些大块头、重量级的对手。更大的文坛段子发生在1994年，有家文化企业，推出一套北大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一举颠覆了“鲁郭茅巴老曹”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排位，其前几位排名竟然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茅盾”；学术平等，见仁见智，这倒无妨，但在排名中，茅盾被金庸挤到身后，一时热议如潮。如今看来，并非偶然。
二十年前，移居美国刚读中学的女儿，忽然成了“金迷”，让我寄去全部金作。我很好奇，多买一套，毕恭毕敬抱回家，虔诚码放，安神静坐，就差焚香沐浴了，不料读不到30页就昏昏欲睡；过几天，换一部再读，重蹈覆辙。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甜”，只得长叹无缘，然后把作品分送“金迷”朋友。更不像话的是，我不仅没读过任何一部武侠小说，还连所有武侠影视片也看不下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正是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文学被边缘化，出国潮、下海潮汹涌澎湃。一段日子，我心浮气躁，手里握着遥控器，在若干电视频道里无目的搜寻，就看到百变神通的香港娱乐天王刘德华——在这个台演的是都市言情剧，英俊帅气的小生，灯红酒绿，群芳簇拥；而在那个台演古装武侠片换了角色，长发飘飘，飞檐走壁，刀枪不入。于是关闭电视，重回书斋枯坐，与金庸有关的尴尬，也埋了伏笔。
类似的尴尬，不是第一次发生。十几年前，我在鲁院学习的时候也遭遇过。我当时读的是批评家高研班。一次，大家谈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我实话实说，没读过，有同学眼里闪过异样神情——很显然，你是搞批评的，相当于职业读者和批评家，名著读得少，不合适，不应该。回到单位，开始一阵恶补，以免再次丢丑。
不过，批评家一旦成职业读者，或是为写评论文章而阅读，绝不是一件幸福开心的事。别再说“批评即选择”，这样的自由其实很有限。如今作家都是快枪手，电脑使其如虎添翼，更有网络的推波助澜；这可苦了搞文学批评的同行，皓首穷经，可怜兮兮，面对的却是海量作品，铺天盖地，泥沙俱下，倾毕生精力也难以招架。这样的批评家不做也罢。我愿成为伍尔夫说的“普通读者”，让阅读源于自然生长的个人兴趣，远离与自己内心共鸣无关的东西——即使尴尬，也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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