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杭州不久，我托华东师大学日语出身的朋友毅灵将此书序言译了出来。序中写道：“大凡天下事物，有一利亦必有一害。盖其弊则为不知限度。方今我邦虽西洋学说渐行，若寻其说由起，概皆闻外人一夕之茶话，或又不过读报纸之数卷译著耳。半解半知，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时，则大约谬误事物限度，未得其一利而先见其害。以经济论，则有不知限度而奔走于利之弊。穷理以言，有不知限度则不知畏天之弊。贵清洁则为衣食住极尽奢侈者之口实，重滋养则为耽于酒食者之遁词。勇敢则陷于乱暴，简易则流于粗疏，等等不胜枚举。其中洋学者之流，读诸国史书，误以为得自由自主之趣旨，以此用于放肆无聊之口实者有之，为害其世教。余辈患此祸久矣。故今于此翻译英人詹伯尔斯（Robert Chambers）所著题为《道德书》（The Moral Class-book）之书供童蒙读本所用，愿后进少年，于诸学入门之初先读此书，慎独修身，不逾限度，明接物交人之道，其余经济、穷理、史类及百般之学，亦实为裨益，莫生弊害。及成书，抄译英人泰特莱尔所著英国史中之一章，代序文如左……”
我不识日文，读了这篇中译的序言，才知福泽谕吉只是译者，将英国的《道德书》译成了日文，供他的学生作为教材使用。当时，衢州半书房的创办人、华东师大教育学博士翁琴雅正在伦敦大学学院做访问学者，我请她在图书馆寻找英文原著，最后她在谷歌上找到了此书的电子影印版。正好北京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来访，我说起此书的价值，他很有兴趣，愿意早日推出，没多久，我就读到了他找人译的中文初稿，书名暂译为《钱伯斯的教育课——道德手册》。该书由威廉·钱伯斯和罗伯特·钱伯斯编辑，1839年在爱丁堡出版。编者前言称适用于学校或私塾，十岁左右的学生。这是关于道德教育的读本，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常识则另有教材。谈到责任和道德的教育，他们说，无非是提供准则、例证和训练，相比任何其他教育形式，至关重要的是家庭教育，首先赋予孩子正确的人格观念。为此他们精心设计了这部书，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抽象的内容居于次要地位。大量的故事既有源于伊索寓言或其他寓言的，也有他们的原创，这些故事巧妙地阐述了人类行为的重要特质。为了精巧地表达所有美德的本质、美德的美好、美德的效果，他们主要依靠叙述，同时也加入了一些必要的定义或解释。他们认为，使用这套读本，老师或父母都可以很好地胜任这些任务，帮助孩子学习这些美德。
1839年9月2日，当编者在英伦岛上的爱丁堡写下这些话时，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广州查禁鸦片。这个日子离明治维新和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还有近三十年，但福泽谕吉毕竟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将此书译成了日文，明治五年由尚古堂发行，日本的儿童从小即有机会读到英文世界最佳的道德教育读本。迄今已过去一百多年，我们的中译本还只是初稿。
书中故事倡导的温和、宽容、责任、勇敢这些品格，都是我们生活中常常匮乏的，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中译初稿大约10万字，比较一下福泽谕吉的编译本，发现涉及宗教信仰的部分，在原著是重点，在明治维新初起时的日本，福泽谕吉还是将其删除了，强调的只是道德训诲，与英伦教育家强调建立在超越性信仰根基之上的道德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在福泽谕吉离世117年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多年后，重读源自英伦的《童蒙教草》，我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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