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平帝康陵是西汉王朝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园，考古成果显示，相对于早、中期的西汉帝陵，其形制布局与陵园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下面笔者拟从康陵的陵园方向、规模及其布局的形成原因等方面谈几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祈请批评指正。
西汉帝陵在早、中期的陵园方向应为坐西面东，如刘邦父亲太上皇的万年陵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南、北、西三条羡道（即墓道）大小相同，东羡道的规模大于上述三条羡道，应为主羡道”，表明其墓葬方向为面东，陵园方向应与主墓方向一致。汉高祖长陵陵园虽然是南北长方形，但其陵园东北侧却安排了大量陪葬墓，石兴邦等先生经过实地调查后认为长陵陵园的“正门可能向东。”汉惠帝安陵呈东西长方形，其东侧分布有鲁元公主、张敖、陈平等数量众多的高级贵族大臣陪葬墓，因此，其陵园方向也应为坐西面东。汉景帝阳陵经考古勘探发现其外陵园为东西长方形，而且“帝、后陵均为‘亚’字形，坐西面东”。绝大部分陪葬墓分布于帝陵东侧的司马道两侧，陵邑则设置在陵区最东端的泾河谷地。汉武帝茂陵陵园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2086、南北1393米。卫青、霍去病等重要陪葬墓均在陵园东侧，陵邑也设置于东司马道北侧。以此来看，西汉早、中期帝陵陵园方向无疑是坐西面东。
考古资料表明，汉平帝康陵虽然仍然沿用西汉中期以来的双重陵园制度，但陵园却由东西向长方形变为南北向长方形，而且仅在康陵陵园南侧正中开有一门，显示其陵园似乎由原来的坐西面东变为坐北面南。
康陵在设计规划和开始营建时，正是王莽秉政时期。而王莽是一个笃信儒学的理想主义者，他建立新朝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质就是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因此，其本人势必崇尚儒家经典所倡导的礼仪。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信奉的儒家礼仪制度在西汉末年即付诸实施。汉平帝年间，王莽主持在都城长安修建了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而西汉帝陵的建设在当时是封建国家的一件大事，王莽作为摄政大臣肯定会涉入、甚至主持此事，因此，其思想观念也注定会对康陵规划和建设发挥巨大拟或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陵墓的方向，《礼记》、《仪礼》等儒家经典多有涉及，《仪礼·既夕礼第十三》载：送葬“至于圹。陈器于道东西，北上。茵先入。属引。主人袒。众主人西面，北上。妇人东面。皆不哭。乃窆。”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墓葬方向，但根据器物摆放和人员站立的位置不难看出，其墓葬方向是坐北面南的。《礼记·檀弓下第四》：“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这里明确指出，葬在北方，头向北（这决定了墓葬方向应该是坐北面南）是夏商周三代的通礼。
考古发现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西周王陵虽然没有找到，但当时的周室同姓诸侯王或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燕和晋是西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发现于北京琉璃河的西周燕国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墓葬方向基本为坐北面南。近年来发现的周公庙遗址的西周墓葬方向也多为南北向。
这些西周的礼仪制度，想必热衷于儒学的王莽肯定耳熟能详。在不改变西汉帝陵基本建制的情况下，将康陵的陵园方向按周礼要求做一调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再说，秦汉时期坐北面南本身也是一种尊位。文献记载，汉武帝曾发兵攻打闽粤，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其中有言曰：“陛下以四海为境，……。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响应。” 班固在评价王莽时提到：“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 既以“南面”指代君位，可见在时人眼中坐北面南是尊位。西汉的诸侯王墓也多有坐北面南者，如徐州的驮篮山楚王墓、南洞山楚王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江苏高邮天山广陵王墓，以及山东曲阜的鲁王墓、青州的甾川王墓等。
基于考古资料和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认为，康陵的陵园方向相对于西汉中前期的坐西面东的帝陵陵园方向，已转变为坐北面南。这样以来，势必要求其陵园南门（正门）之外有开阔的场地，以便于安排相应的陵园设施，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等，这或许是导致康陵打破西汉帝陵沿咸阳原边一线分布规律，而独自居于北部的原因之一。
从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汉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布局宏大、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帝陵模式，作为西汉末代皇帝的汉平帝康陵的陵区规模明显大幅缩小，帝陵组成部分也有很大省缺。
康陵陵区包括康陵陵园、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的两重陵园， 10处建筑遗址，7座外藏坑；另外，还有一处“围沟”界围的陵域。这些陵园设施基本位于康陵陵园内。康陵陵园南北长1691.5—1696.5米，东西宽1418—1420米，占地面积2.4平方公里。而汉景帝阳陵陵区“东西长近六公里，南北宽一至三公里，面积约十二平方公里。由帝、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汉武帝“茂陵陵区由茂陵陵园、茂陵邑、陪葬墓区及修陵人墓地四大部分组成，分布范围东西约9.5、南北约7公里。茂陵陵园位于陵区的中央，茂陵邑位于陵区的东北部，陪葬墓分布在茂陵陵园的四周，其中东侧墓葬较为集中，等级较高，修陵人墓地则位陵区的西端。”茂陵陵园东西2080米，南北1390米，占地约2.9平方公里。 两相比较我们明显看出，康陵的占地面积大幅缩小，仅及阳陵的五分之一、茂陵的二十七分之一。
除此而外，陵区的组成部分也有省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陵邑。康陵陵区的考古工作未发现陵邑遗址，这与文献记载西汉后期帝陵不再设置陵邑是相符的。《汉书·元帝纪》载：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确定“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的同时，下诏曰：“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成帝时虽有反复，但终因大臣反对，民怨沸腾而作罢。此后直至汉亡再未出现陵邑之议。
第二，康陵陵区的大型遗址发现较少。汉武帝茂陵的建筑遗址虽然数量与康陵相当，但单体遗址的面积却相差很大。茂陵陵区接近或超过一万平方米的遗址多达8座，超过4万平方米的建筑遗址有3座。而康陵陵区面积上万平方米的较大型遗址仅有2座，即3号遗址约2.4万平方米，10号遗址约7万多平方米，其余均为面积不超过3000平方米的小型遗址。汉景帝阳陵的“罗经石”遗址被认为是陵庙建筑，其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260米，面积约6.7万余平方米。汉宣帝杜陵的寝园东西174米，南北120米，占地20880平方米；王皇后寝园东西129米，南北86米，占地11000多平方米。这说明西汉帝陵陵区的礼制建筑应该有陵庙、帝后各自的寝园等，而且其规模均为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康陵陵区遗址的情况表明，此一时期帝陵的礼制建筑可能有所减少。
文献记载，西汉后期，陵庙的神圣性受到怀疑，时立时废。陵庙是从惠帝为汉高祖在陵旁立原庙开始的，后沿袭不改，每座帝陵都立陵庙。汉元帝即位后认为陵庙和郡国庙不合礼制，要求丞相韦玄成提出新的宗庙制度，后经与大臣们多次讨论，决定废弃郡国宗庙和陵庙，将先帝灵位集中到京城长安的宗庙中进行祭祀。元帝末年，因“上疾连年，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成帝即位后，又以“亲尽”将惠帝和景帝陵庙毁弃。“后或罢或复，至哀、平不定。” 王莽居摄时，立汉室宗庙于长安南郊，“将西汉各地的庙宇集中一处”。 根据这些情况来看，西汉晚期诸陵是否立有陵庙，可能因时而异，陵旁立庙已不再成为定制。康陵因其正值王莽秉政时营建，且时间不长即改朝换代，因此，康陵陵区应该没有陵庙建筑。田野考古工作发现其陵区大型建筑遗址很少，正好证实了这一推测。
第三，大幅缩减了外藏坑的数量和规模。外藏坑是中前期西汉帝陵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考古资料显示，阳陵除在汉景帝陵园东南、西北各分布有24座外藏坑之外，还在帝陵陵园和后陵陵园内各发现了80、30余座外藏坑，其陵区的外藏坑总数达183座。汉武帝茂陵的外藏坑数量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多达400座。外藏坑的规模大者达到宽3—5米，长300余米。而康陵陵区仅在王皇后陵北侧发现7座外藏坑，且最长者不足20米，宽仅1—2米。这种情形固然与西汉末年王朝没落，国力衰微有关，但主要还是与当时的皇帝和大臣对外藏坑这种陪葬形式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有关。《汉书·成帝纪》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六月，成帝即位，元帝尚未入葬，“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同书《贡禹传》也提到：丞相贡禹在给成帝上书时，批评霍光不知礼正，为武帝和昭帝陪葬“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这些珍禽异兽是以陪葬坑的形式随葬给了先帝”。既然在成帝时明令减少了陪葬坑陪葬品的种类，那么，也就相应地缩减了陪葬坑的数量和规模。康陵自然不能例外。
第四，陵区没有陪葬墓。康陵陵区周围经考古调查、勘探，没有发现一座汉代墓葬，也没有发现像汉景帝阳陵一样用壕沟区隔开来，经过规划呈棋盘网格状的陪葬墓区。因此，可以断定康陵没有规划陪葬墓区。这首先是因为汉平帝为西汉末代皇帝，且在位时间短暂，其逝后不久汉王朝即被王莽篡夺，新王朝应该不会再为前朝皇帝规划、安排陪葬墓。另外，西汉后期，世俗观念发生变化，聚族而葬的埋葬方式受到重视，陪葬帝陵的荣耀感有所下降。史载，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宣帝时的丞相韦玄成病逝，因其生前家徙杜陵，按说应陪葬杜陵， 但其临终却要求“归葬父墓”。 建武六年（公元30年），护羌校尉温序因拒降隗嚣自刎而死，“光武闻而怜之，……赐城傍为冢地”。其子却“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据此来看，时人丧葬观念的变化应当也是康陵无陪葬墓的一个原因。
另外，因西汉后四陵位置相对集中，各自所占区域有限，康陵陵园方向转为南向以后，其主要陪葬墓区应安排在陵园南侧，但该区域为汉元帝和汉成帝陵区先行占用，导致其无法安排陪葬墓区，这应当也是康陵无陪葬墓的原因之一。
经考古勘探，康陵发现了4座陵园，即康陵陵园、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园、王皇后外陵园；另外，还有一处“围沟陵域”。令人疑惑地是，这4座陵园除了康陵陵园和汉平帝陵园形成像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一样大套小的双重陵园之外，康陵陵园与王皇后的内、外陵园、“围沟陵域”之间还有打破关系，这在西汉帝陵考古中尚属首例。这种多重而复杂的陵园（域）关系应当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下面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做一探讨、推测。
汉平帝是西汉王朝的末代皇帝，他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即位，在位仅6年即被王莽鸩杀。其后为孺子皇帝刘婴（即王莽居摄）。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新，至天凤五年（公元18年），赤眉军兴，此后战乱频仍，直至新莽败亡。
这就是康陵营建的历史大背景。
康陵究竟是在汉平帝生前还是死后开始营建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此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康陵最迟也应在汉平帝死后开始营建。此时虽王莽居摄，但仍为汉家王朝，因此，康陵在当时应当是按照西汉皇帝陵墓的建制设计并施工的。当时的帝陵建制文献并无记载，目前考古资料较为全面的有汉景帝阳陵和汉武帝茂陵，这两座陵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皇帝和皇后同茔异穴合葬、设置双重陵园（即在皇帝和皇后陵园之外再筑一重园墙，形成将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寝殿、陵庙等重要建筑包括在内的一座大陵园）。这表明帝后“同茔异穴”合葬、设置双重陵园的是西汉帝陵的基本建制。汉平帝康陵虽然建在西汉晚期，但其陵园的整体设计理念应当与前期的帝陵一脉相承。考古成果表明，康陵陵区确实有两座相距不远的大型汉代陵墓，应当是汉平帝陵与王皇后陵。在汉平帝陵园和王皇后陵之外还有一重较大的陵园（即简报中的“康陵陵园”），这些都符合西汉帝陵的基本布局，而这种布局应当是在平帝还有汉王朝皇帝名分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另外，位于康陵陵园的东北部的10号建筑遗址是康陵陵区规模最大的一处建筑基址，虽然其位置在王皇后陵园正北，但因其既未包括在王皇后的两重陵园之内，也没有进入“围沟陵域”，因此，我们认为，这处遗址应当也是为汉平帝修建的。鉴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康陵陵园、汉平帝陵、陵园的修建与王皇后陵位置的确定和初建，以及10号遗址的修建应当是在王莽篡汉以前，甚至在其建立新王朝后的最初一段时间规划、施工的。
之所以说莽新之初还会按原规划修建康陵，是因为其统治尚不稳固。史书记载，在此前后，东郡太守翟义、汉宗室安众侯刘崇等先后聚众反判，引起很大社会震动。王莽不得不有所顾忌，为了笼络刘氏宗族，收买民心，稳定形势，王莽对汉室采取了相当优裕的政策，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立汉孺子皇帝刘婴为定安公，以奉汉室宗庙，并“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汉氏“诸侯王之号皆称公”。这是对汉室遗属的安置，对其陵园寝庙也相当优厚，王莽不仅“以汉高庙为文祖庙。”还下诏曰：“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于定安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王莽的姑母、元后王政君的存在。王氏家族的得势本身就是时为太后的王政君在汉成帝时一手培植起来的。汉哀帝朝虽遭到傅太后打压，但为时很短。哀帝逝后，王政君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立即将侄儿王莽擢为大司马，“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王）莽”。 自此奠定了西汉末年王莽大权独揽，一人专断的政治格局。如此恩德，王莽当感激涕零，不会过于悖逆王太后旨意。史载，王莽秉政后，通过各种方式献媚，以讨王太后欢心。平帝死后，王莽意欲践祚居摄，太后不允，他也不敢蛮干，只能通过唆使党羽轮番上书劝谏的办法说服太后。王莽篡汉后，欲得汉传国玺，“太后不肯授莽”，王莽也未敢逼迫，而是让“太后雅爱信之” 的王舜好言求取。可见王莽对这位身为前朝皇太后的姑母还是有所忌惮的。而王太后也常以“汉家老寡妇”自居，当看到王莽为给自己建庙而损毁元帝庙时，“太后惊，泣曰：‘我乃人之妾妃，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王莽建立新王朝后，“更汉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 看来，这个直接导致王氏篡汉的王太后还是很注重汉家礼仪传统的，王莽如贸然改变汉平帝康陵的规划建制，当会令其不悦，王莽大概不会为此而得罪太后。因此，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王莽在篡位后最初一段时间还是会按原规划修建康陵的。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应当是王莽对待汉室态度的一个分水岭。《汉书·王莽传中》载：“五威将帅七十二人还奏事，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无违命者。”王莽首先褫夺了汉室宗族的爵位封号，全部废为庶民。后又有大臣向王莽建言“汉高皇帝为新室宾，享食明堂。成帝，异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复入其庙。”莽曰：“可。”并“改定安太后号曰‘黄皇室主’，绝之于汉也。” 王莽还将一直坚持汉家名号的王太后改为“新室文母”，以示“绝之于汉，不令得体元帝。” 在此背景下，康陵应再无可能按原来规划的西汉帝陵建制修建，反而有可能扩大平帝王皇后的陵墓建制。因为此时二人的地位已然倒置，原来的皇帝已变为臣民，皇后则变为新王朝的公主，因此，陵墓的地位也随着主人身份的变化发生了逆转，王皇后陵不再处于从属地位，一跃成为陵区的主体建筑。为了突出主体建筑，以显示新王朝皇室的尊贵，王皇后陵的建制与规模应当有大幅度提高。这样便出现了王皇后陵单独的双重陵园。《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王莽为王太后“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元帝配食，坐于床下。”这是故意贬低汉室皇帝的明显事例。另外，他还派人“堕坏孝元庙”，“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 这段文献说明王莽有故意贬低汉室皇帝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基础。为了贬损汉平帝，王莽甚至产生了将其皇后改嫁他人的想法，史载：王皇后“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黄皇室主”， 后因王皇后坚拒不从，方才作罢。这样，扩大王皇后陵园建制便成为贬低汉平帝的一种可选手段。但因王皇后陵的位置是在康陵修建之初确定的，偏处康陵陵园东南隅，地域狭窄，这样一来，如要扩建，势必破坏已修好的康陵陵园东墙。考古成果显示，康陵陵园“东墙中部被王皇后陵园打破，钻探时发现该段围沟沟壁竖直，底部平整，宽6.7米，深6.5（北）－7.5（南）米，沟内填土为五花土，并经夯打，夯层厚0.4－0.5米，夯土中除见少量砖瓦残片外，还发现有墙土碎块”。 这说明康陵陵园的东墙、围沟是被人为拆毁和回填的，应为当年扩建王皇后陵园时施工所致。
如果此推断不误，我们认为王皇后的内、外两重陵园应当是在新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规划并修建的。
康陵的帝、后陵园之所以没有出现像渭陵的“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的情形，很可能与新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末出现的一道“符命”有关。其实，王莽篡夺汉室江山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所谓的“符命”。无论其摄假还是即真，都是通过“符命”来大造舆论，迷惑百姓，胁迫大臣，威逼汉室，最终达到目的。在王莽亲自倡导和褒赏下，一时天下“符命”四起，“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符命”并非全部为新王朝唱颂歌、表祥瑞，也出现了“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一男子自称“汉氏刘子舆，成帝下妻子也。刘氏当复，趣空宫。”等借“符命”要求王莽归还汉室江山的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王莽的不安，这个操弄“符命”的行家里手深怕别人以同样的手段，利用“符命”危害自己的统治，因此，其“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率所班，皆下狱。”
就在这种形势下，有一个新莽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却不合时宜地跳将出来，也想利用“符命”求取高官厚禄。他就是时为侍中、京兆大君、茂德侯的甄寻。此人是被列为新莽“四将”的更始将军、广新公甄丰的儿子。甄丰是王莽篡汉的主要帮凶之一，“初，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但新莽政权建立后，论功行赏时因甄丰“素刚强，莽觉其不说，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丰、托符命文，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兒王盛同列。”这引起了甄氏父子的不满，甄寻“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但甄寻并不满足，又想利用“符命”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复作符命，言故汉氏平帝后黄皇室主为寻之妻。”王莽见其贪得无厌，又“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因是发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谓也！’收捕寻。”
这就涉及到了康陵陵园的第三次修建。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只有皇后才可称为“天下母”，王莽既言“黄皇室主天下母”，说明其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杜绝大臣利用自己的女儿做文章，以致危害新室政权，他由原来更嫁女儿，以示“绝之于汉”而变为维系女儿婚姻，以确立女儿“天下母”的地位。王莽要确立自己女儿前朝皇后的地位，前提是必须首先承认汉平帝前朝皇帝的地位。表现在陵墓建制方面，西汉实行帝、后“同茔异穴”合葬，皇帝与皇后虽各筑陵园，但二陵园外套以大陵园，以示同茔。这样以来，问题就出来了，若按在建（或完成）的王皇后的两重陵园来看，则王皇后陵为独立陵园，与汉平帝陵无涉，不能体现其前朝皇后的地位。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挖掘围沟，将王皇后陵园和汉平帝陵园围在一起，形成新的陵园。此时王莽仍不忘贬低平帝，修筑的围沟只将汉平帝陵园部分包括在内，而将康陵陵园摒除在外。但如此一来，汉平帝陵仅有一重陵园，不符合前朝帝陵建制。这样，只好又在汉平帝陵园南侧的围沟以内再修建一道墙垣、阙门，以这种仅具象征意义的方式解决了这位曾为前朝皇帝的公主夫婿的陵园建制问题。如此，既突出了王皇后陵园，又不失“同茔异穴”合葬之义。这大概是康陵虽遇改朝换代，但仍然能够帝、后合葬而“沟”连之的原因吧。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考古勘探发现的汉平帝康陵这种复杂的陵园面貌，应非西汉帝陵定制，而是在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个体现象。康陵应当是分三个时期确立施工方案并动工修建而成的。汉平帝陵、陵园、康陵陵园、10号建筑，以及王皇后陵位置的确定和初建应当是在平帝去世前后至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的这段时间内，按照最初的规划设计施工的；王皇后的内、外两重陵园和陵墓的后续工程大约是在新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确定施工方案并开始修建的；“围沟”陵域以及汉平帝陵园南侧围沟内的墙垣、阙门则可能是在新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年末或三年（公元11年）以后规划施工的。当然，这三个时期很有可能仅仅是确定了建筑规划并开始施工，其整体工程的完成应当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本文承蒙焦南峰先生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马永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载于《文物》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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