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字铜印非烙马印——兼与后晓荣先生商榷
据整理者披露，海昏侯墓共出土印章四枚，其中三枚玉印（“刘贺”印、“大刘记印”和无字玉印），一枚铜印（“海”字铜印）。“刘贺”印出土于墓主遗骸腰部位置，“大刘记印”发掘于主椁室，无字玉印出土地不详；“海”字铜印则出土于墓室西仓椁。有关“大刘记印”等玉印研究已有丰富成果，基本判断为刘贺私印。较之墓中玉印，有关“海”字铜印性质及用途，却难于判断。早期有媒体报道，“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一枚‘海’字大印，似乎表明海昏侯刘贺很安心偏居在鄱阳湖一带”。对此媒体臆测，后晓荣先生已予指正。后文认为，“海”字铜印无论从形制、印文、印纽等各方面看，均与汉通官印有别，不是一般的汉代官印。笔者赞同。从江西省博物馆展出实物判断，刘贺墓“海”字铜印尺寸大致在6厘米×4厘米左右（后晓荣先生推测为6.5厘米×4.5厘米），也有人认为长达10厘米，由于未公布确切信息，暂无法确知其真实大小（图一）。从外形判断，该铜印正面朱文铸一“海”字，背部呈多面体覆斗形，中部有口字形残缺，无印纽，与汉通官印白文有印纽（“玉螭虎钮”“橐驼钮”“龟钮”等）不合，尺寸亦明显大于汉方寸通官印（2～3cm），故后文断该“海”字铜印非汉官司印，甚是。但后文进而推断该印是一枚难得的汉代侯级别烙马印，是海昏侯实施马政管理之物。笔者以为下此论断应需谨慎，目前已公布资料信息尚难作判断。相反，“海”字铜印与烙马印则明显有别。
图一 “海”字铜印
首先，烙马印指古玺印中一种专门用来烙马之用的印信，亦称火印，形体较大，传世稀少，属官印。目前出土玺印所见，确定为烙马印的有六枚，分别是“日庚都萃车马”印（战国，7厘米×7厘米，朱文，铜质）、“灵丘骑马”印（西汉，6.9厘米×6.7厘米，朱文，青铜质）、“夏丘”印（西汉，9.2厘米×4.9厘米，朱文，铜质）、“遒侯骑马”印（西汉，7.0厘米×7.0厘米，朱文，铜质）、“常骑”印（西汉，7.0厘米×7.0厘米，朱文，铜质）、“夏骑”印（西汉，8.5厘米×7.2厘米，朱文，青铜质），疑是烙马印两枚，分别是“曲革”印（西汉，7.2厘米×7.1厘米，朱文，铜质）和“邞駘”印（西汉，7.7×7.5cm，朱文，铜质）。先秦秦汉烙马印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尺寸大，一般为6～7cm见方；二是印文为朱文（官印一般为白文）；三是印文为与马密切相关的字号；四是印纽方形中空，上有方孔，以纳木柄。
“邞駘”印
从形制上看，“海”字铜印尺寸大小与烙马印接近，但仅凭此不能断定它就是烙马印。目测实物，刘贺墓出土“海”字铜印，正面朱文小篆一“海”字，字腔深峻，字口垂直，字底平净，符合汉铸印典型特征。其“海”字造型也与同时期汉墓出土西汉官印“横海候印”“海右盐丞”印之“海”字相近（图二、三），可判断该印制作年代当在西汉。铜印正面右下方边线呈不规则断裂状，铜印背面呈覆斗形，顶部目测有一正方形开口，开口沿边凹凸不平，或为人工折裂造就，与断口相接应还有其他部件。该图一“海”字铜印覆斗形顶部正方形开口较浅，与存世所见战国“日庚都萃车马”、西汉“遒侯骑马”“夏骑”等烙马印纽“方形中空、上有方孔，以纳木柄”（图四～六）明显有别。
图二 “横海候印”
图三 “海右盐丞”印
图四 “日庚都萃车马”印
图五 “遒侯骑马”印
图六 “夏骑”印
其次，从印文判断，先秦秦汉烙马印均为朱文印，印文包含与马密切相关字号，如前述“日庚都萃车马”“遒侯骑马”“夏骑”等。再看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印文只有一“海”字，无从看出任何与马有关信息。后文认为，这是“海”字铜印“省略了与烙马有关的文字信息”所致。考烙马印是中央或地方各级部门管理马政的官方印信，如此重要印信却缺少与马相关的主要信息，这种可能性应微乎其微。退一步讲，如为海昏侯管理马政之物，作为日常行政管理印信为何不留给下一代海昏侯继续行马政使用，而是选择随葬于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中，这也难于解释。此外，古代出土烙马印大都为六字、四字或二字印文，未见单字印者，印文字数亦与烙马印不合。且烙马印印文及印面由于长时期受高温灼烧，多少会出现印文扭曲、印面熔损等现象（图七、八）。为避免这种熔损，烙马印在刻铸印文时，字体一般都扁粗，较浅。反观“海”字铜印，字腔深峻，字口垂直，字体端正，字体和印面无任何因高温灼烧产生的扭曲、熔损现象。如是刘贺实施马政管理之烙马印，在长达四年（刘贺为海昏侯四年）的使用情况下，毫无熔损，似不太合实际。
图七 “夏骑”印文
图八 “灵丘骑马”印文
从已公布海昏侯墓陪葬车马坑及车马饰件上看，刘贺为海昏侯时确实牧养有一定数量马匹，但不会很多，规模尚达不到对其专设马政实施管理。海昏侯国地处豫章郡，司马迁所谓“江南卑湿”之地，少见养马，马在南方极易得马蹄疫及各种皮肤病。墓中陪葬车马坑所埋马匹大部分应为刘贺从山东昌邑带来，刘贺墓出土车马饰与巨野红土山刘髆墓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即可佐证此点。
又据班固记载，刘贺为昌邑王时，“好游猎，驱驰国中”，被废后身体急转直下，“疾痿，行步不便”，徙封海昏，四年而亡。可见刘贺为海昏侯期间，身体已出现极大变故，不再是以前那个驰骋无度的健壮少年，走路已困难，更无法骑马纵横。且中国古代，包括西汉，马匹一直是国家战略物资，特别是经历“七国之乱”后，对诸侯王军队及战备物资占有数量更是进行严格限制，以防其壮大。刘贺自被废后，无论是在昌邑故国还是豫章海昏都受到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严密监视，从自保亦或马匹购买途径两个角度分析，刘贺都不太可能在海昏侯国占有大量马匹，更无须专门铸造印信管理马政。
要之，海昏侯墓出土“海”字铜印无论从器物形制、印文印纽，均显示出有别于先秦秦汉烙马印的不同特征。且从刘贺自身与海昏侯国实际境况分析，刘贺不太可能拥有大量马匹，不具备行马政条件，因此可断定该印非刘贺实施马政管理之烙马印。既然“海”字铜印不是汉代列侯烙马印，那又该属何性质印绶？更奇怪的是，刘贺墓出土四枚印绶中的三枚均形制精美、保存完善，为何唯独此枚“海”字铜印边框及覆斗形背部顶端留有明显缺痕。下文拟对此试加分析。
二、“海”字铜印性质与用途
随着发掘过程中“大刘记印”和“刘贺”玉印的出土，使得推断南昌西郊墎墩山M1号汉墓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有了实物证据支撑。遗憾的是，虽然墓中出土大量陪葬物，但却缺失了印证刘贺作为海昏侯这个列侯身份的官印，而同时期西汉诸侯墓中列侯印则多有出土，如山东“石洛侯印”“菑川侯印”、长沙马王堆“轪侯之印”等。如上文所述，媒体臆测“海”意指鄱阳湖显然不符合史实，后晓荣先生断其为刘贺管理马政之物亦不准确，从清理位置分析，该枚“海”字铜印出土于墓室西仓椁，此处为刘贺文书档案库和武库，“海”字铜印作为随葬品放置于此，或与墓主文书档案等行政事务管理有一定关系。
其一，“海”字铜印为西汉一地名印。据汉籍，刘贺从昌邑王到“嗣昭帝后”再到废居昌邑，经历“过山车式”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后，于元康三年（前63）徙封海昏，是为海昏侯。关于“海昏”地名来源，学界多有探讨。对“海”字释义，存有鄱阳湖说、彭蠡泽说、“海”通“晦”说、音节词说、古越音说等不同观点，但似均无法合理解释刘贺以“海”为印文加铸于铜印之上这一作法。后晓荣先生认为，“海”字印中“海”字实际为“海昏”的省称，就是一枚典型的省称印章。可从。考之史籍与玺印遗存，秦、西汉地名印多见省称者,地名中关键的、带特征意义的词留下，非关键、特征性不强的字省掉。如“临菑”省作“临”（见“临乘丞印”）、“琅邪”省作“琅”（见“琅左鹽丞”）、“豫章”省作“豫”（见“廬江豫守”）等。秦及汉时，单以地名入印者，亦较常见，《秦封泥汇考》就收录有“女阴”“任城”“即墨”等地名印印泥。可见，“海昏”省称“海”，以地名入印符合秦汉印制习惯。从印文“海”字亦可看出，该铜印应为刘贺于海昏侯国所铸。
其二，“海”字铜印为刘贺所铸私印。《汉官六种·汉官仪》载，武帝后，西汉官印多为“方寸”之印，“官印五分”，王、公、侯金印紫绶，二千石银印青绶，千石以下铜印黑绶。“海”字铜印不符合两汉官印基本特征，当非汉代官印，对此后晓荣先生已有详述。从形制、印文上看，“海”字铜印亦非形制粗糙、文字凿刻而成的“密章”，却与汉代私印吻合度较高。一、形制上，“海”字铜印为覆斗形、带边框印，兼有秦以来田字格特征。秦汉私印，以覆斗纽为常见形制。如广东南越王“赵眛”玉印、西汉“董辅王”印等（图九～一一）。除去上方穿孔部分外，“海”字铜印背部覆斗形与上述西汉覆斗纽私印非常相似。且前文已述，“海”字铜印覆斗形背部口字残缺或为非自然毁损所致，其上应还有铜印其他部件。对比两汉私印，该铜印覆斗形背部口字残缺部分或即汉代覆斗纽私印上部之圆形纽孔。二、印文上，“海”字铜印为朱文小篆长方形印，汉官印多为白文阴刻，然私印却多见阳文小篆者。如《十六金符斋藏汉印遗珍》所收录“东呆私印”“任良私印”“党台印信”等。三、大小上，汉通官印为方寸印，大小在2～3厘米之间，半通印更小，仅为通官印一半。目前所见汉官印最大者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西汉“皇后之玺”印章，印面方边长约2.8厘米。私印则无固定尺寸，大小差异较大。最大者如《敦煌汉简》516印泥槽纵长5.2厘米,小者见《居延新简》E.P.T48：122A印泥槽1.5厘米×1.2厘米。据前文，该“海”字铜印尺寸在6厘米×4厘米左右，与汉简牍所见西汉私印尺寸相近。综合以上几点推测，海昏侯墓出土这枚“海”字铜印，不同于汉官印，亦非随葬明器印，与汉私印较吻合，应为刘贺于海昏侯国所铸私印。
图九 “赵眛”玉印
图一〇 秦汉覆斗纽印样
图一一 “董辅王”印
其三，“海”字铜印或为刘贺管理文书档案之物。从清理位置看，“海”字铜印出土于墓室西仓椁，南为文书档案库，北为武库。据墓葬清理报告，墓中出土器物依用途分类整齐放置，“海”字铜印出土临近档案库与武库，应与两者有密切关系。考之西汉，“七王之乱”后，朝廷为防止宗室势力崛起和叛乱，对列侯武器管理异常严格，武器的制造与发放权归中央，在“物勒工名”制度下，每件武器的铸造均刻有工匠姓名。在此情况下，刘贺当无需对侯国武器铸印加以管理。排除武库，“海”字铜印与档案库关系无疑更加密切，或极有可能为刘贺实施文书档案管理之印信。从已公布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信息看，其中大部分为“奏牍”简，内容围绕刘贺及其夫人上书宣帝、太后的奏请展开。如：
海昏侯夫人/妾待……/再拜/上书/太后陛下
……□□拜谨使陪臣行家□事仆□/……年酎黄金□□两/中庶子□□□臣饶□……/……/元康四年
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言/□□□臣贺昧死再拜谨使陪□□□事仆臣饶居奉书昧死/再拜为秋请/皇帝陛下陪臣行行人事中庶 ……臣贺昧死……/皇帝陛下/……康四年……
南藩海昏侯/臣贺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从《奏牍》内容看，包含请求“入酎”宗庙、秋请及上书言事三种，奏请的频繁程度为其他列侯少见。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刘贺被废后，虽然宣帝“于贺甚厚”封为列侯，但同时却剥夺了他作为宗室“奉宗庙朝聘之礼”权力，这对于曾为“嗣昭帝后”的故昌邑王刘贺而言，无疑是严重打击。心理上就直接造成了刘贺作为宗室列侯身份，却对列侯群体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为弥补这种心理缺失，刘贺转而就将全部精力的重心放到给皇帝及太后的“奏请”上，期盼重新获得宗室身份。大量奏牍的书写及传送，必然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加以管理，“海”字铜印或即在其间起到行政文书档案管理的重要作用。西北汉简经常可见以私印钤盖印泥之上用于文书呈送或以私印“行事”等事例。如
師就印
1.甲渠官
卒同以来 《居新》E.P.T8：10
2.元康二年六月戊戌朔戊戌肩水候长＝生以私印
行候事写移昭武狱如律令 《合校》20.11
3.年六月己巳朔丁丑甲渠候破胡以私印行事敢言之谨移戍卒朱宽等五人
贳卒候史郑武所贫毋以偿坐诈□□名籍一编敢言之
《居新》E.P.T51：199
简1“師就印”中“師就”为人名，简文中“師就印”即是師就以自己私印钤封印泥用以文书传递。简2说的是肩水候长生以“私印”代行肩水候职责，“写移”文书至昭武狱。简3甲渠候破胡同样以私印行使候的职责，移戍卒等名籍至上级机构（居延都尉）。显见，汉代以“私印”进行行政文书管理是普遍现象。且从印文上看，“海”字印文深峻、字口垂直、字底平净，钤盖印泥之上，印迹必然清晰可辨，非常适合做行政文书管理之用。
三、结语
综上考述，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这一特殊“海”字铜印，印文深峻、字口垂直，背部呈覆斗形，背顶部有不规则缺口，朱文，无印纽，异于汉通官印、明器印，也有别于先秦秦汉烙马印“印纽方形中空，上有方孔，以纳木柄，印文为与马密切相关字号”等显著特征，可断定该印非烙马印，属以地名入印之私印，或为墓主海昏侯刘贺进行行政文书档案管理之重要印信。观该印形制，印文正面“水”部右下角沿边有破损，缺口凹凸不平，或为人工敲裂所致，覆斗形背部顶端口字缺口沿边呈不规则锯齿状，背部正面有一小型不规则缺口，亦非自然腐蚀造就。从铜印边线与背部侧面、顶端三处非自然损毁状推测，此“海”字铜印下葬时应受到多处人为损坏，或说明该印于墓主刘贺有非同寻常意义。
项目基金：本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海昏侯考古发掘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6@ZH022）成果。
文章来源：《文博》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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