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懿德太子陵园进行了全面的勘探,有许多新的发现。
在此,将懿德太子陵园新发现的考古信息置于盛唐时代的帝陵、准帝陵以及太子陵的总体框架中,对懿德太子陵的陵制做一定位。
一、唐帝陵陵园的总体形制
唐帝陵陵园形制的演变,可以分四个阶段,但陵制确立于盛唐时期,并以乾陵、定陵、桥陵为代表。盛唐帝陵“自乾陵开始,陵园环绕陵山一周修建平面方形的城垣,四面辟四门。由南向北布置三重门阙......陵园四门由外及里依次筑三出阙、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南门外;还修放置蕃酋像的建筑”。
归纳起来,以乾陵为标志的唐陵陵制有几个重要因素:总体平面方形;四面辟门;(五开间)殿堂式大门、三出阙、列戟廊和蕃酋殿的组合建筑;南门外的三道阙台;相对固定的石刻组合。
石刻组合的研究由来已久,此不赘述。
据《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一文,平面方形的陵园形制,指的是陵园四面尺寸相同或相当。此形制并非始于盛唐,封土为陵的献陵南北451、东西448米,除去误差,几为正方形。
盛唐乾陵、定陵、桥陵皆因山为陵,因山势走向所限,陵园围墙或有一部分并不规则,但其呈直线分布的南或北、东或西,总有相邻的两个边尺寸相当或相近。定陵和桥陵皆因地势东北角不规则,但直线的西、南边长度相当;乾陵西南角不规则,南墙与北墙各长1450、东墙1528、西墙1438米,基本符合上述规律。
图一 懿德太子陵园布局图
“泰陵陵园由三座山峰组成”,“城垣平面约呈不规则的五边形。除南垣墙较直外,其他三面的墙垣都非直线延伸”。“东西两门以及东北、西北角阙的地点选择只能依据不同地势,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对应”。但即使这种情形下,其东西两门直线距离为1168.8米,南北两门直线距离1133.8米,总体态势是东西宽度略大于南北长度。泰陵以后因山为陵的帝陵形制,垣墙走势多因地制宜或呈极不规则的多边形,或索性为曲线围墙,但其东西向最宽处尺寸多大于或相当于南北最长处尺寸。葬于陕西的唐十八陵的最后一个皇帝李儇的靖陵,系封土为陵,其陵园平面南北479、东西长483米。完全符合上述规律。
陵园四面辟门的形制,除极个别唐陵(如昭陵)外,绝大多数皆如此,即使是陵园形制极不规则者,也大体在四个方向各设一门。唐顺陵前后形制的变化最能反映此特点。顺陵因墓主杨氏地位的抬升,其墓制由最初“葬事并依王礼”到孝明高皇后的顺陵之礼变化最显著之处是在原墓园外四面各立一对石狮,石狮距离墓园围墙较远,既昭示新的陵园范围,又象征了四门的设置。刻意的规划出四门的象征,说明四面辟门是帝陵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殿堂式大门、三出阙、列戟廊和蕃酋殿的建筑组合是2002年唐昭陵考古项目以来唐陵园遗址考古的主要收获之一。除特例外,其基本布局是:殿堂式大门外司马道两侧各立一三出阙,三出阙外依次为列戟廊和蕃酋殿。
门阙外还有二道阙,为乳台和鹊台,与门阙一起,分别界定了陵园不同的功能区:四门阙和门址、陵园垣墙昭示的是陵区最核心的部分,或称司马院,四门又称司马门;门阙和乳台之间的部分是神道和石刻;乳台和鹊台间一般神道西侧分布着下宫,东侧为陪葬墓区。
迄今为止,唐陵考古发现的陵园夯土围墙全部只有一道,唯一有过两重陵园垣墙讨论的是乾陵,秦建明、甄广全通过航拍资料分析推断,乾陵有两重陵墙,外垣墙与内垣墙相距220米左右,内外垣墙北端的东西宽度分别是1320米和1750米。但在2006年唐陵大遗址考古项目的全面勘探中,仅在乾陵现内陵园东北角外部发现类似夯土的遗迹,不规则、不明显,与内陵园夯土不同;且内城垣北墙东西宽1450米。故唐陵陵园两重垣墙的形制并不能完全被证实。
除夯土垣墙外,有学者认为标示陵园兆域还有一种称之为“壖垣”的设施,壖垣更多的为竹篱或木篱之类。
《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志》载:“(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玄宗谒桥陵,至壖垣西阙下马,望陵涕泗,行及神武门,号恸再拜。且以三府兵马供卫,遂谒定陵、献陵、昭陵、乾陵乃还。”
这段文献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桥陵有壖垣,二是壖垣与阙相连。与壖垣相接的“西阙”有以下可能:一是四门门阙中的西门之阙,二是南门阙或乳台、鹊台中之西侧者。
神武门即南门,玄宗从“壖垣西阙”下马,望见陵山,又入南门,显然是从陵园南部进入,故“壖垣西阙”不可能是西门之阙。那么,就可能是南门阙或乳台、鹊台中之西侧者。
考古资料显示,桥陵“从南门向南660米的神道南端现存乳台阙址......两阙台间距180米;从乳台阙址向南2700米残存鹊台阙址”。鹊台至南门3公里余,距离太过遥远,且鹊台神道西为下官、东为陪葬墓区,属于帝陵附属设施区,拜陵的玄宗不可能在此下马。
除此外的可能地点或为乳台西侧者或为门阙。乳台往北,神道两侧石望柱、仗马、翁仲等石刻标志鲜明,陵山也真切可见,“望陵涕泗”似更合情合理,之后再往前,就“行及神武门”即南门了,所以,玄宗下马之处可能性最大的是乳台之“西阙”。总之,无论是乳台还是门阙,上述文献都提示,在桥陵夯土垣墙外还有壖垣,前述乾陵陵园所谓的外城垣,或许也属于壖垣之类,故其夯土痕迹难寻。
陵墙、壖垣之外,“唐陵陵园种植柏树而称柏城,兼以示封城”,并有文献记述陪葬墓位柏城内,柏树昭示的界域或是唐陵的最外侧界域。
二、懿德太子陵园形制与帝陵的比较
2007年对懿德太子陵园的全面勘探,丰富、补充了陵园形制、设施等方面的资料信息。经勘探,懿德太子陵园平面为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围沟、外城垣和内城垣,平面近似“回”字形。封土位于内城垣之北部。陵园的内城垣与南门址相接,外城垣与角阙相接。南门外有一对阙台,南门址大体位于两阙台北部正中略偏西处,东南和西南角阙与门阙台基本分布在一直线上。外城垣外的围沟东西北三面环绕,但南部未发现延续的迹象。门阙以南原立有石狮子、石人、石柱等,原始位置已移动。
上述信息中,可与唐帝陵比较的如下(表一)。
首先,懿德太子陵园平面为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形制显著有别于唐帝陵,规模尺寸略高于一般贵族墓,也远逊于唐帝陵。
唐帝后陵以下的太子公主等贵族墓园的尺寸可分为两个级别:一是一般太子、公主级别的墓葬,其墓园各边的尺寸不超过200米,如章怀太子、节愍太子、惠庄太子、新城公主墓等。另一类是以懿德太子、永泰公主为首的“别敕特葬”类,陵园尺寸皆超过200米。但与帝陵陵园规模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准帝陵的恭陵,边长440余米,唐靖陵陵园也在边长400米以上,而因山为陵的唐陵园周长一般都超过3000米。此外,上述两组墓园或陵园南北长较东西宽皆多出25~40米,以30余米的为多,个别的南北长超出东西宽100余米(永泰公主墓),与各边长尺寸相当或东西宽略大于南北长的唐帝陵也显著不同。
其次,懿德太子陵前现有石刻组合中有石狮、石人、石柱,未见石羊、石虎,区别于一般人臣墓葬(如新城公主墓、长乐公主墓等)的石刻组合,与迄今发掘的节愍太子、章怀太子等太子级别的陵园石刻组合大体相同;与帝陵相比,不见仗马、鸵鸟等类,翁仲等数量也少很多。属于高于一般人臣墓、低于帝陵的组合级别。
第三,帝陵皆四面辟门,而懿德太子陵与其他大多数太子公主等贵族墓(新城长公主墓为特例)墓园形制相同,仅开一-南门。现陵园南部为现代村落,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南门外有二道阙台。
第四,懿德太子南门门址建筑组合与布局:三开间殿堂式大门、门址南部神道两侧各立一平面呈梯形的门阙,无列载廊、蕃酋殿等设施。三开间的门址规格低于唐陵四门的五开间殿堂式,门阙台也非三出式。
最后,懿德太子陵园最特殊之处,是其内外两重夯土园墙加围沟的形制。
表一 懿德太子与同期帝陵、准帝陵及太子陵等的陵园尺寸及设施比较
单位:米
迄今为止,唐大型墓葬墓园形制主要有以下几类:墓园围墙、围沟;仅有墓园围墙;仅有围沟。唐献陵93座陪葬墓皆为围沟墓,平面形制多数为长方形。盛唐时期高等级的太子公主墓中,有兼具围墙和围沟者,但有两重围墙和一道围沟者,迄今仅见懿德太子墓一例。
帝陵陵园形制如上所述,除夯土陵墙外,还可能有与阙相接的壖垣以及以柏树封域,目前,壖垣尚未被考古资料证实,但文献记载的与壖垣相连的门阙或乳阙已确认。南门外的三道阙台,由内及外标识了唐陵园的不同功能区。
懿德太子陵园两重夯土围墙中,外墙带四角阙,南部通向门阙,是陵园的界墙;在内外墙之间的北部区域,现地面已非原始地面,据说当年平整土地时曾发现大量建筑堆积,其北部残余的一块断崖上,尚可见唐代堆积层,内外墙间的北部或曾建有陵园附属设施。内墙内北为封土,南接南门,无疑是地宫范围的标志和界墙。所以,懿德太子陵园的两道夯土陵墙,在功能区划分方面,与帝陵的夯土陵墙、阙和壖垣的作用相同。
用夯土墙而不用壖垣,原因之一,或因其规模小,平地起陵,不受地形影响,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之故。
尽管懿德太子陵园两重陵墙的布局似与帝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差异仍很明显,以赠皇帝的李宪惠陵为例。
惠陵陵园形制亦为长方形,仅南部辟一门,陵园尺寸及石刻种类都与懿德太子陵相当,而与标准的唐帝陵不同。但是,惠陵只有一-道夯土陵墙,在南门外数百米处,则有一对乳台表示外城的界域,虽然尚不能确定惠陵是否有鹊台,但单重夯土围墙、门阙、乳台的设置已较懿德太子墓更接近标准帝陵的形制了。
所以懿德太子陵园内城垣的设置,虽有可能受到了帝陵多重功能区划分的影响,但夯土围墙加围沟的基本布局,仍然与贵族墓墓园更为接近。体现的是较准皇帝陵略低一级别的太子陵的情形。
综上所述,懿德太子的陵园布局多数呈现了一般太子陵的特点,如纵向的长方形陵园、南部辟门、石刻组合等,只是规模略宏大。唯双重陵墙带围沟的形制,有受帝陵陵园影响的因素。这种状况,与其地宫形制、壁画、墓内设施等所呈现的太子陵共性与源自帝陵因素的个性交叉共存的情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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