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50 年代饶惠元先生在清江县(今樟树市)展开的考古调查揭开了江西考古工作的序幕。这是在此次调查中,筑卫城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后,1974 年和1977 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2011-2012 年,对城址进行第三次发掘,发掘一处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发现增进了对遗址和城址的认识,也是提出了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仅就遗址、城址及相关问题略作粗浅的讨论,求教于方家。
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遗存的时空关系。只有在一定时空框架里的遗存才是有研究价值的,筑卫城也不例外。筑卫城的时代包括两个方面:遗址的时代和构建在遗址上的城址的时代。囿于当时的认识,饶惠元先生将调查发现的所有遗址均定为新石器时代。但饶先生很敏锐地意识到城址时代并不一定与遗址的时代相一致, 指出“土城墙的南边一段, 适筑造在遗址的东南角上, 因此把遗址割裂分为内外两部分,而主耍地区多在土城里面”,故而认为筑卫城“建筑年代晚于新石器时代”。
上世纪70 年代对于筑卫城遗址的发掘将城内堆积分为 2 个大的时期——东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此外还在东周时期地层中发现有吴城文化遗物。表明了筑卫城遗址的时代始于新石器时代,在商时期仍然沿用,直至东周时期。
遗址的时代并非是筑卫城城址的时代,还需要通过对城内遗存,特别是城墙的发掘加以探讨。在1974年第一次发掘时,曾对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的探沟(T16)位于东城墙的北侧,骑跨在城墙上。发掘者仅仅是罗列了探沟的堆积情况,没有确指哪一层位是城墙的墙体堆积, 哪一层位是城址使用时期的堆积,哪一层是构建城墙前的堆积。需要对探沟的堆积重新加以辨别。根据报道,探沟内堆积分为7 层(未计表土层):第①—④层呈红褐色,土质坚硬,每层厚约0.3米, 未发现夯土层; 第⑤—⑦层为松软灰土, 出土遗物有东周时期的豆把、鬲足和陶片等。结合简报中发表的剖面图可见以下几点:
a.表土层呈斜坡状,一侧未见走平的迹象,表明其直接坐落在现存的斜坡状墙体上。探沟仅长6 米,此处城墙的宽度在16 米左右。此探沟仅仅是跨了城墙内侧的一小部分。
b.最下方的第⑦层堆积相对较平。上方的第⑤和第⑥层堆积则位于北侧(近墙体侧),形成类似于台状的堆积形态。第③层和第④层堆积虽然较平,但在南侧(远墙体侧)形成坡状,叠压在第⑤和第⑥层堆积上。上方的第①和第②层堆积呈大斜坡状分布。
c.第①~④层堆积较硬,与下方堆积区别明显。
d.在第⑤~⑦层堆积中发现有柱洞类的遗迹。这些遗迹在城内的文化层中也有发现。这表明,此处早先有建筑类的遗存。
以上,并结合发掘者根据土质土色的划分,推测第①~第④层堆积可能为墙体堆积,第⑤~⑦层堆积可能为墙体构筑之前的文化堆积。因此,城墙较有可能是构筑在早先文化层之上的,具体的建造过程则不得而知。上世纪70 年代的两次发掘,均认为城内的上层堆积属东周时期,因此筑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不早于东周时期。
城内曾发掘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 可惜的是,由于缺少足够的层位关系和出土物,发掘者仅能推断其时代在商代和东周之间, 对于探讨城址的时代贡献不大。
对于遗存时代的推定,更应该通过器物群的组合关系的变化来加以探讨。但由于两次发掘的简报发表的材料很有限,且未交待具体的层位关系等,实在难以深入展开探讨。以下仅就发表一些器物与周边材料进行简单类比来推断器物的时代。
鬲1 件(T14② :12)为楚式鬲,平折沿,腹部略深,连裆,平足,通体饰绳纹。此类陶鬲属于杨权喜先生划分的盆形鬲,此种鬲早期多为卷沿,到春秋晚期变为折平沿,到战国中期,此类鬲的三足内收,逐步变近。这件鬲的形制与江陵雨台山战国早期的M539:6的陶鬲较为近似,但没有显著的高足跟。在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的第六期也出有近似器物(T22④:3),区别也在于没有高足跟,时代在战国中期。在当阳赵家湖战国中期早段的M183 内也有出一件鬲(M183:1)与之类似,差别在于后者的腿更为内收,时代略晚。因此这件陶鬲的时代大致在战国早中期。
甗1 件(T21①B:25),仅存下方的鬲部和少量的甑部。甗大多出于遗址中,在墓葬中较少出现,发现数量较少。在宜城郭家岗遗址曾发现与之类似的陶甗(T9H85:1),但形制没有筑卫城出土陶甗的矮胖,时代应该略早。H85 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如此的话,筑卫城这件甗的时代应该略晚,大致在战国早中期。
甗形器1 件(T14② :14),器体较为矮胖,特别是下方的釜部呈扁平状, 在甗形器的发展序列中较晚。有学者将此类甗形器的时代定为西周时期,下限可进入春秋早期。在阳新大路铺遗址的第四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也出有类似的附耳甗形器,仅在下方多了三个小实足。相较而言,阳新甗形器的器形更高,釜部也较为圆鼓,时代应该也略早。因此筑卫城出土的这件甗形器时代当晚于这一时期, 可能在春秋晚期,或者晚至战国早期。通过以上对出土器物的简单比较,可知在城内出土的器物较多的集中在战国早中期,抑或代表了城址的时代? 这需要更多的发掘予以证实。
对于城址本体的结构, 上世纪70 年代第一次发掘的简报中介绍如是,“遗址东西宽410、南北长360米。由于雨水冲刷, 遗址东北面已成低凹地。现今土城墙有六个缺口可以进出。土城墙现存: 西面高约17、基宽14 米左右;东面高约8、基宽16 米左右。遗址中部偏西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大土沟, 沟宽38、深约13 米, 把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由这段介绍可知,城址是有完整的城墙体系环绕。城墙上的缺口或为城门。
对于城内的发掘, 上世纪70 年代的两次发掘均未有遗迹分布图发表, 对遗迹现象也介绍很不充分,如第一次发掘时, 在①B 层下发现有红烧土堆积,并有柱洞打破第②层堆积,第二次发掘也在各层中发现有柱洞,就连在城墙下方也有柱洞发现。但这些都未介绍详情,难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2011-2112 年的发掘清理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为我们了解城址的布局揭开了冰山一角。
这座建筑位于城内东北部经人工平整过的高地上,直接开口在表土层下。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0 米(本体长14 米,门道长6 米),东西宽11.5 米。建筑本体由6 排,每排7 个的柱洞整齐列阵构成,门道位于西北侧,也是有柱洞环绕。在房址周围和内部还有多个擎檐柱或者其他柱洞散布。由打破房址的灰坑内出土遗物推断,房址的时代不早于商代中期,不晚于东周时期。发掘者认为这座建筑是座干栏式建筑,可能用于仓储。
需要补充的是,发掘者还提到,在门道中间有一个火坑。在干栏式建筑的柱网间设置一座类似灶的设施殊为费解。由于建筑基址直接开口在表土层下,此火坑是否与建筑本身无关,为一个较晚的遗存,凑巧打破于此而已。
城址的布局情况, 不仅仅只城址本身的情况,还包括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的整体状况。饶惠元先生在筑卫城周边调查时发现了三十三处遗址,局于当时的认识,将这批遗址的时代认定在新石器时期。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认为其中十七处为单纯的商周时期遗址,并且其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多采集有商周时期遗物,也应当沿用到商周时期。2011 年-2012 年, 在对以筑卫城为核心的36 平方公里的范围的调查中,复查和新发现了38 处遗址,其中新发现的27 处。
这些遗址集中分布在赣江东岸边缘的丘陵山地,且绝大部分与筑卫城一样位于丘陵山地边缘, 芗溪、清丰河水系等赣江支流的下游,面冲着赣江河谷。遗址分布比较密集。如调查者提到在筑卫城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就呈扇形分布有:筑卫城东南岗遗址、筑卫城南岗遗址、铜鼓岭遗址、长松树窑址、国字山遗址、拖箕尾遗址、茅里山遗址等7 处遗址,相隔距离不超过500 米;龙虎山遗址、中塘里遗址、杨村遗址、金银堆遗址、中塘山遗址、冷水坑遗址6 处遗址围绕着原先为可能一处谷地的水库分布; 夫田龙虎山1 号遗址、夫田龙虎山2 号遗址、夫田龙虎山3 号遗址、付家垴遗址4 处遗址相隔不过200 米,基本上可以连成一片。
38 处遗址中, 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的遗址10 处,商代的遗址1 处,商周的遗址18 处,周代的遗址7 处,东周的遗址1 处。正如调查者指出的,这些遗址的时代“与筑卫城遗址历史发展序列相呼应,应该是有关联系的古文化遗址。”这样就形成了以筑卫城为中心,等级有差的聚落群。由于工作有限,此聚落群的具体组织结构,空间形态等尚不得而知。
除了遗址,筑卫城附近还发现有与城址相关的墓葬。1974 年和1975 年,在沔下邹家村后的牛头山上清理的4 座墓葬。牛头山所处地形与筑卫城极为相似,同样处于在山前丘陵的边缘地带,北侧不远即为赣江河谷。在丘陵山脊处有规律地分布着六座墓葬,各墓相距48—119 米。各墓均有封土堆,残存封土堆高约0.8—2.2 米不等。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8.68—9.42,宽7.66—8.65 米,残深0.65—2.82 米。墓向为260°—280°,均为东西向墓葬。墓葬的椁室周边有积炭现象。其中M3 保存较完整。封土存高2.2米。墓口长8.68,宽7.6,深2.82 米。墓室四周有一周80、高166 厘米的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和木椁间用木炭和红褐色生土分十一层填筑。各墓均早年被盗,仅获得陶瓷器、铜器、玉器等四十余件。在随葬品中有7件圆筒状的原始瓷杯,表面施豆青色的薄釉。这类直壁的原始瓷杯长江下游的战国遗存中较为多见,如鸿山越墓、安吉龙山D141M1等处,此外在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也有此类产品出土。这批墓葬的时代在战国时期。
筑卫城东北方向约4 公里处发现有郭堆墓群。墓群坐落在赣江平原上的一处小旱地上,略高出周围地面。此处发现三座墓葬。其中郭峰墓的封土犹存,高约5 米,直径15 米。1975 年曾发掘了东北侧的北堡战国墓,但资料未见发表。1993 年对其中的郭堆垴墓葬进行清理。墓葬是一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墓,东西长9.5,南北长7.5,深约0.9—1.5 米。墓葬早期被盗扰,仅出有18 件遗物,包括青铜鼎2 件、壶、鉴、器盖、工具,绿松石饰件以及原始瓷碗等。出土的铜鼎为蹄足、圜底,腹部饰蟠螭纹一周,是较为典型的春秋时期形制。由此推断这座墓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时期。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散出器物。1974 年在临江发现了1 件青铜鉴,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鉴类似,应为春秋晚期遗物。1955 年在樟树农校发现了一座墓葬,出土有一件窄平沿双环竖耳鼎,属越式鼎,时代在战国早期。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在樟树临江镇附近出土了者汈钟十一件,据考证器主是越王翳,属战国早期。
通过以上列举可见,在筑卫城周边存在一系列与之时代相近,密切关联的遗存。筑卫城以其巍峨的气势,庞大的体量成为这些遗存的统领性遗存,占据着中心地位。对筑卫城周边的考古工作,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筑卫城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作者:唐锦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意乐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建仕 江西樟树市博物馆;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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