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50 年代饶惠元先生在清江县（今樟树市）展开的考古调查揭开了江西考古工作的序幕。这是在此次调查中，筑卫城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后，1974 年和1977 年先后进行过两次发掘，2011-2012 年，对城址进行第三次发掘，发掘一处大型建筑基址。这些发现增进了对遗址和城址的认识，也是提出了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仅就遗址、城址及相关问题略作粗浅的讨论，求教于方家。
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遗存的时空关系。只有在一定时空框架里的遗存才是有研究价值的，筑卫城也不例外。筑卫城的时代包括两个方面：遗址的时代和构建在遗址上的城址的时代。囿于当时的认识，饶惠元先生将调查发现的所有遗址均定为新石器时代。但饶先生很敏锐地意识到城址时代并不一定与遗址的时代相一致， 指出“土城墙的南边一段, 适筑造在遗址的东南角上, 因此把遗址割裂分为内外两部分，而主耍地区多在土城里面”，故而认为筑卫城“建筑年代晚于新石器时代”。
上世纪70 年代对于筑卫城遗址的发掘将城内堆积分为 2 个大的时期——东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此外还在东周时期地层中发现有吴城文化遗物。表明了筑卫城遗址的时代始于新石器时代，在商时期仍然沿用，直至东周时期。
遗址的时代并非是筑卫城城址的时代，还需要通过对城内遗存，特别是城墙的发掘加以探讨。在1974年第一次发掘时，曾对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的探沟（T16）位于东城墙的北侧，骑跨在城墙上。发掘者仅仅是罗列了探沟的堆积情况，没有确指哪一层位是城墙的墙体堆积， 哪一层位是城址使用时期的堆积，哪一层是构建城墙前的堆积。需要对探沟的堆积重新加以辨别。根据报道，探沟内堆积分为7 层（未计表土层）：第①—④层呈红褐色，土质坚硬，每层厚约0.3米, 未发现夯土层； 第⑤—⑦层为松软灰土, 出土遗物有东周时期的豆把、鬲足和陶片等。结合简报中发表的剖面图可见以下几点：
a.表土层呈斜坡状，一侧未见走平的迹象，表明其直接坐落在现存的斜坡状墙体上。探沟仅长6 米，此处城墙的宽度在16 米左右。此探沟仅仅是跨了城墙内侧的一小部分。
b.最下方的第⑦层堆积相对较平。上方的第⑤和第⑥层堆积则位于北侧（近墙体侧），形成类似于台状的堆积形态。第③层和第④层堆积虽然较平，但在南侧（远墙体侧）形成坡状，叠压在第⑤和第⑥层堆积上。上方的第①和第②层堆积呈大斜坡状分布。
c.第①~④层堆积较硬，与下方堆积区别明显。
d.在第⑤~⑦层堆积中发现有柱洞类的遗迹。这些遗迹在城内的文化层中也有发现。这表明，此处早先有建筑类的遗存。
以上，并结合发掘者根据土质土色的划分，推测第①~第④层堆积可能为墙体堆积，第⑤~⑦层堆积可能为墙体构筑之前的文化堆积。因此，城墙较有可能是构筑在早先文化层之上的，具体的建造过程则不得而知。上世纪70 年代的两次发掘，均认为城内的上层堆积属东周时期，因此筑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不早于东周时期。
城内曾发掘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 可惜的是，由于缺少足够的层位关系和出土物，发掘者仅能推断其时代在商代和东周之间， 对于探讨城址的时代贡献不大。
对于遗存时代的推定，更应该通过器物群的组合关系的变化来加以探讨。但由于两次发掘的简报发表的材料很有限，且未交待具体的层位关系等，实在难以深入展开探讨。以下仅就发表一些器物与周边材料进行简单类比来推断器物的时代。
鬲1 件（T14② :12）为楚式鬲，平折沿，腹部略深，连裆，平足，通体饰绳纹。此类陶鬲属于杨权喜先生划分的盆形鬲，此种鬲早期多为卷沿，到春秋晚期变为折平沿，到战国中期，此类鬲的三足内收，逐步变近。这件鬲的形制与江陵雨台山战国早期的M539:6的陶鬲较为近似，但没有显著的高足跟。在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的第六期也出有近似器物（T22④：3），区别也在于没有高足跟，时代在战国中期。在当阳赵家湖战国中期早段的M183 内也有出一件鬲（M183:1）与之类似，差别在于后者的腿更为内收，时代略晚。因此这件陶鬲的时代大致在战国早中期。
甗1 件（T21①B：25），仅存下方的鬲部和少量的甑部。甗大多出于遗址中，在墓葬中较少出现，发现数量较少。在宜城郭家岗遗址曾发现与之类似的陶甗（T9H85:1），但形制没有筑卫城出土陶甗的矮胖，时代应该略早。H85 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如此的话，筑卫城这件甗的时代应该略晚，大致在战国早中期。
甗形器1 件（T14② :14），器体较为矮胖，特别是下方的釜部呈扁平状， 在甗形器的发展序列中较晚。有学者将此类甗形器的时代定为西周时期，下限可进入春秋早期。在阳新大路铺遗址的第四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也出有类似的附耳甗形器，仅在下方多了三个小实足。相较而言，阳新甗形器的器形更高，釜部也较为圆鼓，时代应该也略早。因此筑卫城出土的这件甗形器时代当晚于这一时期， 可能在春秋晚期，或者晚至战国早期。通过以上对出土器物的简单比较，可知在城内出土的器物较多的集中在战国早中期，抑或代表了城址的时代？ 这需要更多的发掘予以证实。
对于城址本体的结构， 上世纪70 年代第一次发掘的简报中介绍如是，“遗址东西宽410、南北长360米。由于雨水冲刷, 遗址东北面已成低凹地。现今土城墙有六个缺口可以进出。土城墙现存： 西面高约17、基宽14 米左右；东面高约8、基宽16 米左右。遗址中部偏西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大土沟, 沟宽38、深约13 米, 把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由这段介绍可知，城址是有完整的城墙体系环绕。城墙上的缺口或为城门。
对于城内的发掘， 上世纪70 年代的两次发掘均未有遗迹分布图发表， 对遗迹现象也介绍很不充分，如第一次发掘时， 在①B 层下发现有红烧土堆积，并有柱洞打破第②层堆积，第二次发掘也在各层中发现有柱洞，就连在城墙下方也有柱洞发现。但这些都未介绍详情，难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2011-2112 年的发掘清理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为我们了解城址的布局揭开了冰山一角。
这座建筑位于城内东北部经人工平整过的高地上，直接开口在表土层下。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0 米（本体长14 米，门道长6 米），东西宽11.5 米。建筑本体由6 排，每排7 个的柱洞整齐列阵构成，门道位于西北侧，也是有柱洞环绕。在房址周围和内部还有多个擎檐柱或者其他柱洞散布。由打破房址的灰坑内出土遗物推断，房址的时代不早于商代中期，不晚于东周时期。发掘者认为这座建筑是座干栏式建筑，可能用于仓储。
需要补充的是，发掘者还提到，在门道中间有一个火坑。在干栏式建筑的柱网间设置一座类似灶的设施殊为费解。由于建筑基址直接开口在表土层下，此火坑是否与建筑本身无关，为一个较晚的遗存，凑巧打破于此而已。
城址的布局情况， 不仅仅只城址本身的情况，还包括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的整体状况。饶惠元先生在筑卫城周边调查时发现了三十三处遗址，局于当时的认识，将这批遗址的时代认定在新石器时期。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认为其中十七处为单纯的商周时期遗址，并且其余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多采集有商周时期遗物，也应当沿用到商周时期。2011 年-2012 年， 在对以筑卫城为核心的36 平方公里的范围的调查中，复查和新发现了38 处遗址，其中新发现的27 处。
这些遗址集中分布在赣江东岸边缘的丘陵山地，且绝大部分与筑卫城一样位于丘陵山地边缘， 芗溪、清丰河水系等赣江支流的下游，面冲着赣江河谷。遗址分布比较密集。如调查者提到在筑卫城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就呈扇形分布有：筑卫城东南岗遗址、筑卫城南岗遗址、铜鼓岭遗址、长松树窑址、国字山遗址、拖箕尾遗址、茅里山遗址等7 处遗址，相隔距离不超过500 米；龙虎山遗址、中塘里遗址、杨村遗址、金银堆遗址、中塘山遗址、冷水坑遗址6 处遗址围绕着原先为可能一处谷地的水库分布； 夫田龙虎山1 号遗址、夫田龙虎山2 号遗址、夫田龙虎山3 号遗址、付家垴遗址4 处遗址相隔不过200 米，基本上可以连成一片。
38 处遗址中， 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的遗址10 处，商代的遗址1 处，商周的遗址18 处，周代的遗址7 处，东周的遗址1 处。正如调查者指出的，这些遗址的时代“与筑卫城遗址历史发展序列相呼应，应该是有关联系的古文化遗址。”这样就形成了以筑卫城为中心，等级有差的聚落群。由于工作有限，此聚落群的具体组织结构，空间形态等尚不得而知。
除了遗址，筑卫城附近还发现有与城址相关的墓葬。1974 年和1975 年，在沔下邹家村后的牛头山上清理的4 座墓葬。牛头山所处地形与筑卫城极为相似，同样处于在山前丘陵的边缘地带，北侧不远即为赣江河谷。在丘陵山脊处有规律地分布着六座墓葬，各墓相距48—119 米。各墓均有封土堆，残存封土堆高约0.8—2.2 米不等。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8.68—9.42，宽7.66—8.65 米，残深0.65—2.82 米。墓向为260°—280°，均为东西向墓葬。墓葬的椁室周边有积炭现象。其中M3 保存较完整。封土存高2.2米。墓口长8.68，宽7.6，深2.82 米。墓室四周有一周80、高166 厘米的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和木椁间用木炭和红褐色生土分十一层填筑。各墓均早年被盗,仅获得陶瓷器、铜器、玉器等四十余件。在随葬品中有7件圆筒状的原始瓷杯，表面施豆青色的薄釉。这类直壁的原始瓷杯长江下游的战国遗存中较为多见，如鸿山越墓、安吉龙山D141M1等处，此外在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也有此类产品出土。这批墓葬的时代在战国时期。
筑卫城东北方向约4 公里处发现有郭堆墓群。墓群坐落在赣江平原上的一处小旱地上，略高出周围地面。此处发现三座墓葬。其中郭峰墓的封土犹存，高约5 米，直径15 米。1975 年曾发掘了东北侧的北堡战国墓，但资料未见发表。1993 年对其中的郭堆垴墓葬进行清理。墓葬是一座东西向土坑竖穴墓，东西长9.5，南北长7.5，深约0.9—1.5 米。墓葬早期被盗扰，仅出有18 件遗物，包括青铜鼎2 件、壶、鉴、器盖、工具，绿松石饰件以及原始瓷碗等。出土的铜鼎为蹄足、圜底，腹部饰蟠螭纹一周，是较为典型的春秋时期形制。由此推断这座墓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时期。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散出器物。1974 年在临江发现了1 件青铜鉴，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鉴类似，应为春秋晚期遗物。1955 年在樟树农校发现了一座墓葬，出土有一件窄平沿双环竖耳鼎，属越式鼎，时代在战国早期。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在樟树临江镇附近出土了者汈钟十一件，据考证器主是越王翳，属战国早期。
通过以上列举可见，在筑卫城周边存在一系列与之时代相近，密切关联的遗存。筑卫城以其巍峨的气势，庞大的体量成为这些遗存的统领性遗存，占据着中心地位。对筑卫城周边的考古工作，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筑卫城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作者：唐锦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意乐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建仕 江西樟树市博物馆；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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