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6年以来对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初步明确了古城内外的遗址布局、水系环境以及城墙的分布情况：古城的修建均有统一的规划，城墙充分利用自然地势整体、同时夯筑而成；城内分布有宫殿区、建筑基址和王、贵族墓地；城外的居住基址具有外廓城的性质；大型营建工程普遍运用草包泥堆筑工艺；西北部山系存在一个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既能削减山体的季节性洪峰，又可利用为运输通道。目前，考古部门已建立了遗址信息系统，并逐步完善了对古城内外布局和水利系统的认识。
关键词：良渚古城 良渚文化 莫角山遗址 美人地遗址 岗公岭大坝
从杭州武林门往西北方向大约20公里是余杭区良渚镇，1936年施昕更先生就是在这里调查发现了良渚遗址；再往前约10公里是余杭的瓶窑镇。出自天目山脉的东苕溪从镇上流过，东苕溪的上游有上千平方公里的山地，南苕溪、中苕溪和北苕溪三条主要的支流在镇前汇聚。由于这种地理位置的缘故，每到雨季，大雨三天，则山洪必汹涌而下，溪满成灾。加上这段苕溪大堤位于杭州的西部，位置险要，是保卫杭州的屏障，因此被称为“西险大塘”。
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就位于瓶窑镇的东面，今东苕溪的东南岸。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西面是以瓶窑窑山为主的一组小山。天气晴朗的日子，站在古城的中心莫角山遗址上环顾四望，会看到古城距离南、北、西三面的山几乎是相等的，均为2公里左右；唯独向东是逐渐敞开的平原，给人一种以山为郭的安全感（彩插三：1）。遥想当年，在城的四周还可以看到广阔的水面。可谓山青水美，景色宜人。
从2006年发现良渚古城以来［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陆续对良渚古城内外约十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的考古钻探，目前已经初步明确了古城内外的遗址布局、水系环境以及城墙的分布情况。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南北长约1910、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20～145米。保存最好的北城墙部分地段高约4米；其他地段多呈断续台地状态保存，一般残高2米多；西墙北段由于靠近东苕溪，早年被修筑大堤时取土挖掉，残高约0.3米。城墙内外均有护城河，水路为主要交通方式。共有8座水城门，每面城墙各2座；在南城墙的中部还发现1座陆路城门。
古城城墙充分利用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在城墙设计选址时，有意将凤山和雉山两座自然石山作为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北城墙西端也利用了原来的黄泥山作为墙体的一部分，进行裁弯取直。城墙由主体和内外马面以及护坡组成。共发现内马面25处，外马面27处。墙体主体底部普遍铺垫石块；大部分马面底部也同样铺垫石块；而靠近凤山、雉山和北墙西端的黄泥山附近，由于原来地势较高，地面坚硬，所以未铺垫石块。经勘探和发掘，北城墙、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形制相同，墙体均由取自山上的黄色粘土分层夯筑而成，城墙内外均发现有良渚文化晚期地层堆积。
城内中心区域为莫角山宫殿基址，占据了古城十分之一的面积；江家山、皇坟山、桑树头（双池头）等人工堆筑的高台为城内重要的建筑基址；位于莫角山遗址西北部的反山遗址为王和贵族的墓地。
良渚古城外围约八平方公里范围内为密集的遗址分布区。城南的卞家山遗址、城东的里山—郑村遗址和城北的扁担山—和尚地遗址均为人工堆筑的长条形居住基址，从其布局看，构成一种围合的状态。该区域内分布着美人地遗址、周村遗址、金家弄（已与钟家村合并）遗址等人工堆筑的条块型居住址。这些人工堆筑的高地（居住址，包括外围的扁担山等）之间主要为水面和湿地，未发现农田种植迹象。因此，这些遗址具有外郭城的性质，居住在这些遗址上的人口应该是从事非农行业的居民。
良渚古城八年来的考古工作历程和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阶段和四个方面。
2006年6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解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地下情况，在瓶窑葡萄畈村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河沟宽约45、深约1米，内有较厚的良渚文化生活堆积。对河沟东岸高地的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完全由人工堆筑而成，堆筑厚度近4米，而且最底部整个铺垫了人工开采的棱角分明的石块。这一发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据了解，当地老百姓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也曾发现有这层石块。我们据此初步推断，葡萄畈村所在的南北向高地有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修建的大型河堤遗迹，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所以，它很可能就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
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我们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并获得了批准。从2007年3月开始，我们首先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根据前期发掘中对土质和遗迹的认识，我们确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下一步钻探、寻找相关遗迹的标准：（1）这一遗迹是用较纯净的黄色粘土堆筑的；（2）黄土的底部铺垫石头；（3）黄土和石头遗迹以外是当时的沟壕水域分布区，上层为浅黄色粉沙质淤积层，底部为青灰色淤泥层，靠近遗迹边缘有良渚文化堆积。根据这些标准，2007年上半年我们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东苕溪的长约1000米的遗迹分布。为了验证这一钻探成果，我们选择了在旧104国道北部的白原畈段进行解剖发掘（因为白原畈段的高地靠近东苕溪，高地的堆土在历次修筑大堤时已经被取掉）（彩插三：2）。钻探发现的石头地基距离地表只有40厘米左右，水稻田耕土的下面就是良渚文化的堆积，在这里发掘不仅见效快，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考古发掘所造成的破坏。根据钻探所反映的堆积状况的不同，我们在此分四段进行了探沟解剖。通过解剖，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遗迹在分布和堆筑方式上的连续性，而且在遗迹的内外两侧都有河沟分布，河沟边缘普遍叠压着良渚文化的生活堆积，陶片特征与葡萄畈段所出陶片一致。这使我们对钻探的手段和成果充满信心。
但，新的挑战和困惑也接踵而至。半年来的钻探发掘所发现的这段城墙，南端连接到了自然的山体——凤山上，而北端则叠压在了东苕溪的大堤下面。这究竟是城墙还是良渚文化时期修筑的苕溪大堤？如果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那么北墙和南墙分别可能在哪个位置？起初我们兵分两路，一组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沿着河池头的南面向东寻找，但均没有收获。后来我们改变策略，集中寻找北城墙。2007年6月9日，我们在河池头北面发现了该村高地下面的第一片石头。西墙的断线终于又有了线索。我们沿着新发现的目标，向两端延伸，寻找黄土和下面的石头以及边界外面的洪水层和淤泥。直到9月28日，我们钻探确认了从东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北墙体。只是我们找到的北城墙在接到雉山上之后又消失了，因此，并不能排除这是古代东苕溪大堤的可能性，因为这一段与北面的东苕溪大堤还是相平行的。
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我们在雉山东面设定了几条钻探目标，并作了推测：一是沿雉山一路向东北方向，如果找到墙体，那就是东苕溪的大堤；二是沿着雉山向南钻探，把雉山设定为城墙的转角；三是沿着雉山东面的前山向南的高地钻探，把前山设定为城墙转角。结果是，从雉山和东苕溪大堤之间一直钻探到安溪的杜城村，未能发现可能的目标；雉山向南的钻探迟迟未能发现石头的踪迹；在前山南面的高地下面也未能找到石头地基。到10月下旬，我们几乎探遍了从雉山、前山到旧104国道之间的南北长1000多米的范围，最后终于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下面钻探到了石头。于是，我们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钻探的结果确认了它是东城墙而不是东苕溪大堤（图一）。
图一//良渚古城的外郭结构示意图
10月27日南城墙也顺利地被确认了，它东起小斗门村西，西至东杨家村与凤山东坡相连，全长约1600米。至此，一个东西约1700、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的、四面围合的良渚古城，已经真真切切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它庞大的面积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为了尽快证实我们的钻探成果，我们同时在北城墙开了两条探沟（图二），在东城墙和南城墙各开了一条探沟，进行解剖性发掘。发掘结果证明，四面城墙的结构、堆筑方式与生活堆积的年代完全一致：底部普遍铺垫石头，上面主要用黄色粘土堆筑；四面探沟中叠压着的城墙坡脚里均有良渚文化堆积，堆积中所包含的陶片也都处于良渚文化晚期的相同阶段。这为证明四面城墙的整体性和同时性提供了可靠依据。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与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良渚古城的重大发现为“石破天惊”，良渚古城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发现后，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规划，按照张忠培先生提出的“三年目标，十年规划，百年谋略”的方针，认真梳理了良渚遗址已有的资料与存在问题，制定了良渚遗址考古的短期任务与长远目标。2008年至2013年我们主要有计划地做了如下工作。
（一）建立遗址记录系统
从2008年至201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良渚遗址管委会委托相关单位，对良渚古城进行了大范围的无人机航拍航测，获得了120平方公里的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和配套的1：2000的矢量地图；并对以古城为核心的20余平方公里范围的地面进行了重点测绘，获得了这一区域的1：500的详细地形图，从而为良渚遗址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资料。
2010年我们对良渚遗址群建立了测量控制网，分区、块、方三级；并对良渚古城以及更大范围进行统一布方编号。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布设了50个大区，覆盖面积约313平方公里。每区为边长2500米的正方形；每区下分25个块，每块边长500米；每块下设2500个边长10米的方。区依坐标法编号，具有扩展性。控制网内的各项发掘都能各自对应唯一的探方编号，古城所在区域编号为C0C0区。
（二）初步完成古城外围八平方公里范围的调查认知
2008年至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龙腾勘探有限公司共同对良渚古城外围约八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初步搞清了良渚古城城墙的外部轮廓以及城外一定范围内的古代水系和遗址分布情况，为良渚国家遗址公园设计和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的修订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0年我们主要以探寻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为主要目标，经过一年多的考古调查钻探以及对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良渚古城北面的扁担山遗址，东面的里山、郑村遗址和南面的卞家山遗址等高地构成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形态，其控制面积约八平方公里（图一）。
从2010年3月开始，我们先选择了良渚古城东面的美人地台地进行了解剖发掘，目的是了解城外一定范围的遗址分布与功能。在美人地遗址，我们布了南北长120、东西宽25米的解剖探沟，发掘面积共计800平方米。通过解剖发掘，我们对良渚古城东面的城外布局与古代地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临河而居的建筑基址和古河道（彩插三：3），河道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片，许多黑陶上刻划有精细的纹饰。发掘显示，良渚古城的东面原来是较为低洼的沼泽湿地，良渚人应该是在修建古城的同时对城外一定的范围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他们在沼泽中堆筑了几条东西向的台地作为居住地，在堆筑台地的同时形成了河道水系。这些长条形的台地在使用过程中，被一次次地加高和拓宽。河岸以木板作为护岸，形成了人工的垂直河岸，船只可以直接靠泊在岸边，这与目前长江下游地区的江南水乡临河而居的景象十分相似。其工程之考究充分体现了良渚古城的等级和规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良渚古城的营建规模和所耗费的人力物力。
美人地遗址虽然发掘面积有限，但已初步揭示出良渚古城城外整齐的水街景象，为我们理解长江下游江南水乡居住生活模式的文化渊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图二//良渚古城北墙墙体解剖（北-南）
2010年至2013年，我们对莫角山遗址进行了基础性钻探，对遗址的堆筑过程和堆筑范围有了基本的了解。现在地面上可以看到的东西长约670、南北宽约450、高约10米的形态规范的莫角山遗址，当初它的西半部是利用了一座自然的小山，这便于我们更精确地认识这一大型遗址营建时的工程量。莫角山堆筑时，底部用青淤泥，上半部用黄色粘土，中部则有大面积的沙层。
2011年至2013年，我们的重点工作转入了对城内的勘探和发掘。目前已初步探明了城内的河网布局以及遗址的分布情况。对莫角山宫殿台基的东坡、西坡以及顶部进行的解剖性发掘，基本揭示了莫角山遗址的堆筑过程、边界情况以及平面上的遗迹分布情况。
（三）城内宫殿区的解剖发掘和初步认识
钻探和解剖发掘显示，良渚人在规划修筑城墙的同时，对城内也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和建设。靠近城内的西侧与南侧原来有几座断续相连的小山丘，即现在的江家山、桑树头、皇坟山。江家山的北面原来有一片水面和浅滩，与西北面的内城河相连，形成一个小小的港湾；江家山的南面也有一块低洼地通向西面的内城河；江家山东面的山坡下连着一片湿地，向东一直延伸出800多米，然后是一条连通南北的小河。这片位于城中心的平地正是修建宫殿区的理想位置，且江家山南北的水系还可以用作为运输的码头。考古发掘揭示，宫殿的基础高台应该是在短时期内堆建起来的，因为十几米的高台中土层之间并没有间歇的现象。
莫角山遗址位于古城中心，整体由古尚顶（当地人称莫角山为古尚顶）土台和上面的三个小土台组成，后者分别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1992年在大莫角山南侧发掘时，我们将这一区域整体命名为莫角山遗址［2］。
古尚顶土台整体呈长方形覆斗状，台体底面东西长约630、南北宽约450米，顶面东西长约590、南北宽约415米，顶面积约28万平方米。通过解剖发掘及钻探，我们对整个莫角山遗址的边界及堆筑过程、堆积厚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古尚顶的西部利用了原有的自然山体，人工堆筑厚度为3～4米；古尚顶的东部堆筑厚度为10～12米；大莫角山部分地区人工堆筑厚度达17米。在大莫角山南部、小莫角山南部、乌龟山南部及这三座小型土台之间，分布有约三万平方米的砂土层。砂土层共分两大层，均由粘土和沙土相间夯筑而成，夯窝明显，夯层多达13层，最厚处有50多厘米。
2011年至2013年，我们对莫角山宫殿台基的东坡、西坡以及顶部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基本搞清了莫角山遗址的堆筑过程、边界情况以及平面上的遗迹分布情况。
2011-2012年莫角山遗址东坡的发掘揭示出东坡的堆筑过程和堆筑方式：首先水平堆筑3米多厚的青灰土，然后再用黄土以版夯的方式进行堆筑，形成莫角山边坡，版筑厚度为2～3米。东坡坡缘以东是生活废弃堆积，良渚文化晚期在生活堆积之上逐渐加高、扩大而后又形成新的生活面。在东坡的废弃堆积中发现了一个填满大量碳化稻米的灰坑，推测可能是两次火灾导致。经钻探，灰坑范围为600～700平方米，厚40厘米左右。据测算，上部每50毫升土内含稻谷60～70粒，下部含160～200粒。以千粒重15克计算，这两次火灾造成的稻谷损失为1万～1.5万千克。这批资料为莫角山中心区的性质和人口规模的推测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2年上半年对莫角山西坡的解剖显示，西坡青灰土堆筑厚度约1.5米，黄土堆筑厚度约4米。同期对莫角山遗址西坡的发掘证实，莫角山与西面凸出的江家山之间在良渚文化时期有一条宽约12、深约3米的河沟相隔，该河沟在莫角山西北角和西南角变宽，形成两道河湾，并最终与内城河相通（图三）。2012年11月开始，我们又在原发掘区的北部和南部进行了新的发掘，2013年继续发掘，迄今共揭露遗址面积达354平方米。
图三//莫角山西坡河道与栈桥码头位置图
在莫角山西南部河湾遗迹的东岸揭露了一段通往莫角山遗址的栈桥码头遗迹。该遗迹底部在淤泥上并排铺垫有3个竹片，总长6.9、宽1.2～1.5米，竹片两边及两块竹片之间发现木桩。目前已揭露木桩36根，木桩底部尖削，插入原河道淤积土中，顶部则以榫卯结构架设水平分布的横木（图四）。我们推测，横木上原铺设有木板，而底部的竹片则应是修建栈桥时铺垫在淤泥上便于行走的道路。栈桥码头废弃之后，其上的横木板被撤掉，并以草包泥填埋加高。
图四//栈桥码头遗迹（西-东）
2013年的发掘使我们对草包泥的堆筑工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草包泥一般长40、宽10、厚10厘米，重4～5公斤，内部为取自沼泽地的淤泥，外部则以茅草或荻草包裹而成，具有便于运输和堆筑的优点。经过勘探，莫角山遗址的南坡及莫角山以东区域也都发现有草包泥分布（彩插三：4），说明草包泥作为一种建筑工艺或者重要的建筑材料被广泛地运用到当时的大型工程中。2010年发现的良渚古城西北部的彭公岗公岭水坝，也是先用草包泥堆筑基础部分，然后外部再用黄色粘土包裹。草包泥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良渚古城大型工程的营建方式和营建效率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草包泥堆筑层及其下的地层出土少量陶片，器型主要有鱼鳍形鼎足、折盘豆、罐等，初步判断年代与反山墓地早期相当［3］，属良渚文化早期晚段。
（四）对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初步认识
2009年以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定位在遗址基础框架的认识和考古记录标准化的建设方面。2009年下半年，我们根据计划对良渚古城北边的土垣（塘山）遗址进行了延伸调查，希望能够确认其是否构成良渚古城外围的外郭城，但未能找到可以闭合的外围城圈。认识到土垣遗址作为不闭合的治水工程后，2009年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瓶窑西北部约八公里的彭公岗公岭一带一些类似水坝的遗迹进行了初步调查。
通过几年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发现良渚古城西北部山系附近可能存在一个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主要由多座堆筑在山体之间沟谷地带的近十个大小不同的大坝组成，根据坝体位置和海拔的不同，构成高低两组水坝群。高坝系统建在西北侧两条山谷的谷口位置，包括彭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等坝体，坝顶海拔标高30～40米，相对谷底高度15～20米。坝体长的近百米，短的几十米，依两边山体的距离而定。高坝东南侧为低地，低地的南部和东部有低坝系统，同样是经山体由多条水坝接续而成。其最东侧的坝体为塘山（土垣），长达五公里，是整个系统中最长、结构最复杂的坝体。早年已有学者认识到它是良渚时期的水利设施，但都把它视作一个独立的水工遗迹，并未认识到塘山仅仅是整个防洪水利系统中的局部一环［4］。新近通过观察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遥感资料，发现塘山西侧与毛元岭自然山体接续后，并非如早前我们认为的往南延伸，而是通过南山、栲栳山等山体，往西南方向连接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等大小不一的坝体。这些坝体的海拔高度为10～20米，相对周围低地的高程为6米左右，形成泄洪区的外围屏障（图五）。
初步调查发现，谷口的高坝系统并未有配套的溢洪道等设施，应该是比较单纯的拦水坝。其作用是：首先由谷口位置的几条高坝对山谷的来水进行阻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通过GIS软件对高坝系统进行分析后认为，这些坝体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即相当于本地区降水量百年一遇的水平［5］。而当来水水量超出这一标准时，漫溢过坝顶的洪水会依地势流向东南部的开阔低地。在该区的外围，则由塘山等构成的低坝系统对其形成再次封堵，从而避免了来自西北部山体的季节性洪水对良渚遗址群和古城的直接冲击，具有削减洪峰的作用。另一方面，多级坝体形成的蓄水是当时重要的运输通道。以岗公岭为例，其坝为海拔30米，根据谷底高程推算，水面可沿山谷上溯2100米左右，这就意味着舟船竹筏可上行到此处。遗址群西北部的天目山地为遗址群和良渚古城提供了大量的石材、木竹等各类资源。在没有轮式交通工具和路网的良渚文化时期，水运无疑是最为经济和高效的运输手段。如古城外东部美人地遗址的木桩板上很多都凿有牛鼻穿，显示是用放木排的方式运来。而研究发现，城墙铺底石也主要来自周边山谷［6］。本地区的山谷冲沟一般比较陡，秋冬季节水量甚小，无法行船。良渚人在不同高度的各个谷口筑坝蓄水，形成的水面就成为适宜的航道，方便运输各个山谷的资源。
图五//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1.塘山 2.狮子山 3.鲤鱼山 4.官山 5.梧桐弄 6.岗公岭 7.老虎岭 8.周家畈 9.秋坞 10.石坞 11.蜜蜂弄
属于高坝系统的岗公岭水坝，长宽皆为100米左右，堆筑方法与莫角山等营建工程一致，即内部由青灰色淤泥填筑，外表覆盖纯黄色土（彩插三：5）。
秋坞、老虎岭等也采用类似的堆筑方法。其中岗公岭和秋坞地点断面的淤泥堆筑层内草包泥现象清晰可见，岗公岭的三个草叶样本经北京大学考古年代学实验室C14测定，其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4900年左右，现场也采集到零星的良渚文化陶片；西侧的蜜蜂弄也采取下部堆筑青淤泥、外部包裹黄土的方式营建，并发现有少量良渚文化陶片。因此，尽管目前尚未获取所有坝体的年代证据，但从整体结构和营建方式等角度观察，这些坝体应该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统一规划设计并修筑的。从岗公岭的测年数据看，坝体年代大致与反山、瑶山贵族墓葬的年代相当。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防洪系统的研究目前才刚开始，其结构与作用尚不明了。但从大的角度观察，这个系统的建成与良渚遗址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良渚古城的防洪保护以及物资运输具有直接关系。如此规模巨大的工程，是相应的社会组织存在的一种证明，体现了一种国家文明形态的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2 0 13年良渚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得到批准实施，余杭区正式提出了2 0 16年良渚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目标，良渚古城所在的三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住户已经在2 0 13年年底前搬迁腾空。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探索，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这其中凝结了几代考古人的汗水和心血。这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张忠培先生、严文明先生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的关心和教诲，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以及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理解、帮助与牺牲、奉献。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项目领队：刘 斌
发掘人员：王宁远 郑云飞 陈旭高 周文林 闫凯凯 陈明辉 祁自力 芦希彦 陈全和 徐有秀 范 畴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5］“中华文明探源项目”之“都邑”课题研究成果，待刊。
［6］浙江省文物局“良渚古城铺底石的鉴定与石源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待刊。
作者简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