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03年第9期刊登了《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1]一文，发表了陶寺遗址2002年的部分考古工作成果，提及“在陶寺中期大城南垣Q5与Q6之间的中期小城西北部钻探出一片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为了解该墓地的时代，我们在墓地的中部和南边各试开1个探方，发掘面积总计67平方米，清理陶寺文化中晚期墓葬22座，其中ⅡM22的遗迹、遗物比较丰富，对理解陶寺中期城址的性质有重要意义。”在其“结语”部分，“ⅡM22出土的彩绘陶器如折肩罐、圆肩罐、双耳罐都具有早期向晚期过渡的特征，且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直口盆形斝、釜灶、单把鬲、小口折肩罐、圈足罐等残片，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ⅡH16打破ⅡM22，因此，ⅡM22时代可定为陶寺文化中期偏晚。”这样的报道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陶寺文化中期有单把鬲的存在”。
我曾对此提出质疑，并引用何驽和王晓毅文章中对陶寺中期绝对年代的认识[2],认为《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对陶寺2002ⅡM22年代的判断“与我们一直坚持的以鬲的出现与否，作为陶寺文化或类型分为早晚两期的标志大为不同”，“现在所发表的材料中，没有哪一个陶寺文化中期的单位出土单把鬲，被定在中期的双鋬鬲还是采集回来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慎重选择。”[3]
此后，陶寺遗址考古简报和报告陆续发表，包括《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披露了2005年发掘的ⅡM22北侧的6座墓葬（ⅡM26、ⅡM27、ⅡM28、ⅡM31、ⅡM32、ⅡM33，简报将其年代定为陶寺中期）的材料[4]，以及《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5]（以下简称《襄汾陶寺》），汇总了陶寺遗址第一阶段的考古成果。这些资料的刊布为重新审视2002ⅡM22的年代提供了可能。
一
先据《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对陶寺2002ⅡM22基本情况加以介绍：
陶寺ⅡM22开口长5、宽3.65米，墓深约7米，墓向140°。在墓圹内东北角距墓口1.4米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的青年男子人牲骨架。墓室四壁底部共发现壁龛11个,其中南北两壁各4个、东壁1个,西壁2个,用于放置随葬品。棺是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棺内外皆施红彩，船棺底上平嵌一层衬板做尸床,其上为散乱的墓主尸骨残骸以及残余的随葬品。
棺内残留绿松石饰件、玉钺碎块、小玉璜、木柄、子安贝等46件随葬品，扰坑ⅡH16内被扰出来的棺内随葬品有玉钺、玉钺残块、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片等20件。墓内未扰动部分出土随葬品72件（套），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钺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棺南侧与南壁之间排列青石大厨刀4柄、素面木案板7块。厨刀下均有猪骨以及皮肉块朽灰。棺西侧置多槅木盒1件。墓室西部摆放着一劈两半的猪肉共计20爿，合计10头猪。墓室西北边还放置带漆木架的彩绘陶盆1件。墓室东北角墓壁底部靠着1件红彩漆筒形器,残,空腔内立细木棍1根（或为柷）。墓室东壁中央显著位置立一完整公猪下颌骨。近墓底部以公猪下颌为对称轴,倚东壁南北两侧各倒置3件彩漆柄玉石兵器,其中玉(石)钺5件、玉戚1件。倚南壁东半部摆放漆杆1根、装在红色箙内的骨镞7组、木弓2张。
壁龛内放置随葬品多寡不一，其中南2龛、南4龛和西2龛空无一物（可能内置有机物已分解无痕）。西1龛放置猪肉。南3龛出骨镞1枚。北4龛残留红彩草编物和漆器各1件。北3龛出土彩绘陶簋1件。东1龛出土漆豆2件、红彩草编篮1件。南1龛出土漆木盒1件(已朽坏),内盛玉戚2件、玉琮1件。北1龛内置彩漆大箱1件,内置彩绘漆觚形器3件，箱顶原放玉璜3组、玉兽面1组。北2龛主要放置彩绘陶器,有大圈足盆1件、折肩罐1对(其中一件口上盖玉璧1件)、小口圆肩罐1对、双耳罐1件（图一）。请注意，这件简报中未发表资料的双耳罐，也是彩绘陶。
图一 陶寺ⅡM22部分随葬品
1.玉兽面（ⅡM22:135）2.玉璧（ⅡM22:18）
3.石钺（ⅡM22:6）4.玉钺（ⅡM22:9）
5.玉琮（ⅡM22:129）6.璜形玉佩（ⅡM22:131）
7.彩陶簋（ⅡM22:15）8、9.玉戚（ⅡM22:128、ⅡM22:2）
再依《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对2005年发掘的6座墓葬进行介绍：
6座墓葬中，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其中小型墓ⅡM27，头向224°。人骨头部被锤破，胸肋骨、右下侧手骨、脚部被扰动，骨架保存质量极差，易碎。墓主人下颌位置出土绿松石管3颗。小型墓ⅡM33，头向240°。骨架大部分被严重扰毁。右手腕部有一玉镯。
中型墓ⅡM26，方向218°。墓底仅存少部分棺板灰,此外还有不少绿松石饰品。墓室北壁有5个壁龛,出土彩绘陶小口折肩罐2件,其中一件口部覆盖玉璧1件;其余壁龛还出土有兽肋骨、骨器、双耳罐2件以及陶盆1件（图二，7、8）。中型墓ⅡM28，方向225°。墓底仅残留少量棺灰、散乱人骨、绿松石小件以及海贝等。中型墓ⅡM31，方向231°。墓底被陶寺晚期扰洞扰乱，近期盗洞再次扰乱。仅在盗洞中残留大量破碎的彩绘陶片,可复原陶盆1件。中型墓ⅡM32，方向226°。墓底被陶寺晚期扰墓破坏严重，近期盗墓再次破坏，未见人骨架，仅存少部分棺板灰。墓室西北部有一小型壁龛,内放置彩绘陶盆1件,陶盆内放置彩绘双耳壶1件。简报中所述双耳壶当为双耳罐之误（图二，9、10）。
图二 陶寺ⅡM26、ⅡM32、M2384、M1756、M3419出土器物比较
1.小口高领折肩罐（M2384:2）2.彩绘双耳罐（M2384:4）
3、6.浅腹盆（M2384:5、M3419:1）4.双耳小罐（M1756:1）
5、8、9.双耳罐（M3419:2、ⅡM26:5、ⅡM32:2）
7.小口折肩罐（ⅡM26:1）10.彩绘陶盆（ⅡM32:1）
随葬陶器中至少还有彩绘双耳罐和陶盆各1件，出自扰乱ⅡM32的H31中，形制和纹饰与ⅡM32壁龛所出同类器物有较大区别，可以肯定原非ⅡM32随葬品。
两次发掘发表资料的7座墓中，墓葬都是东西向，棺内有绿松石饰件，都见折肩罐上盖玉璧的现象，都出土彩绘双耳罐，表明这是同一处墓地。“M27打破M33,这两个墓又打破M26。M32打破M28”，表明墓地不是短时间使用的，但没有出现新的因素，也可认为是同时的。
二
“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直口盆形斝、釜灶、单把鬲、小口折肩罐、圈足罐等残片”。其中的单把鬲很有深究的必要。《襄汾陶寺》认为，单把鬲“是陶寺文化居住址中晚期常见炊器，1式、2式并存于中期一组，2式、3式并存于中期二组，4式出现在晚期一组，沿用到晚期二组，5式、6式只见于晚期二组。”[6]中期一组H412、H430共存陶器比较多，又有扁壶和肥足鬲作为照应，年代判断比较可靠（图三），其他如1式T406④F:11、2式H321:1、H365:7、3式H408:2在单把鬲的排序中所处的位置，有待研究。然而，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中出土的单把鬲，年代上能不能早到“中期一组”？我认为，这件单把鬲只是提供了ⅡM22的历时上限。
图三 陶寺 H412、H430 出土陶器
1. 扁壶（H412:13） 2. 大口罐（H412:15）
3. 高领罐（H412:14） 4. 杯（H412:12）
5. 盂（H412:11） 6. 罐口沿（H412:18）
7、9. 单把鬲（H412:17、H430:5）
8. 缸（H412:16） 10. 肥足鬲（H430:6）
11. 深腹盆（H430:4）
“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直口盆形斝、釜灶、单把鬲、小口折肩罐、圈足罐等残片”，同样在陶寺1985年以前发掘的墓葬中出现。当时清理了墓葬1309座，出土随葬品的357座，随葬陶器的42座。其中M1756、M2384、M3419墓坑填土出土陶片对于指示墓葬的年代特别重要。
M1756，墓口长1.2、宽0.2米，墓向不明，墓主人骨已不存，随葬双耳小罐（图二，4）；与之有关的层位关系为M1443、M1657、M1665、M1757→M1756，其中M1657墓葬填土内有晚期鬲、甗碎片[7]。
M2384，《襄汾陶寺》将其归为“三类甲型墓”，墓口长2.43、宽1.02～1.04米，中线朝向99°。墓主人为35～40岁的女性，尸骸用草编物包裹，盆骨右侧发现镯式玉臂环1件，北壁有壁龛，放置彩绘双耳罐（图二，2）、浅腹盆（图二，3）、小口高领折肩罐（图二，1）、大理石钺（压在小口高领折肩罐下）。墓坑填土中有鬲足尖、篮纹高领折肩罐（Ⅲ型5式）、细绳纹扁壶（7式）[8]。
M3419，《襄汾陶寺》将其归为“四类墓”，墓口长2.7、头端宽1.38、足端宽1.43米，中线朝向118°。木棺一具，墓主人为56岁以上的女性，二次葬。在棺外足端墓底放置素面双耳罐（图二，5）、浅腹盆（图二，6）；墓坑填土中有绳纹肥袋足鬲（Ⅰ型5式）、绳纹双鋬鬲（Ⅲ型4式）、篮纹高领折肩罐（Ⅲ型5式）、扁壶（7式）[9]。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M2384和M3419都随葬双耳罐，其中双耳罐M2384:4“有一层深灰色并具银白色闪光的薄陶衣，其上以红、黄两色绘成条带纹、宽带纹及由圆点、弧线构成的几何形图案。”[10]（图五，9）填土中都有7式扁壶，这是我们将二者视为同时的关键。尤以M3419填土中陶片最为重要，如Ⅰ型5式绳纹肥袋足鬲（H301:6、H303:12）、Ⅲ型4式绳纹双鋬鬲（H376:28）、Ⅲ型5式篮纹高领折肩罐（《襄汾陶寺》未对折肩罐分型式，疑为“小口高领罐”之误）、7式扁壶（H303:16）、7a式扁壶（J401:123）等。
图四 陶寺 H303、J401 出土 部分陶器
1. 肥足鬲（H303:12） 2、5、20. 斝（H303:13、H303:45、J401:137）
3、4、17.圈足罐（H303:14、H303:41、J401:130） 6.折腹盆（H303:17）
7.豆（H303:19）8、9、21. 小口高领罐（H303:15、H303:43、J401:133）
10. 深腹盆（H303:24） 11、18. 浅腹盆（H303:23、J401:118）
12. 簋（H303:18） 13、24.扁壶（H303:16、J401:123）
14. 双鋬鬲（J401:111） 15、16.单把鬲（J401:112、J401:139）
19. 微形罐（J401:100） 22. 单耳罐（J401:114） 23. 骨簧（J401:29）
《襄汾陶寺》将H376定为晚期一组，将H301、H303、J401定为晚期二组（图四），并且指出其年代大致为“BC2085～BC2043（年）”，即“晚期二组或略早”[11]，这一年代也是M3419墓坑填土中陶器（片）的年代，M3419的下葬时间不会早于这个时间段，充其量与之同时。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器物可与之作比较（图五）[12]。朱开沟M4012、M4014都出土有双耳罐（图五，7、8），M4012:6高领罐（图五，4）与陶寺M2384:2小口高领折肩罐（图五，5）十分相像，可以认为以上4座墓葬为同一时期。张忠培先生在《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的研究——兼谈客省庄文化流向》中曾提到：“以朱开沟M3018和M1051为代表的遗存,其文化面貌与河套地区已知的早于它的文化缺乏联系……这批墓葬（朱开沟M3108、M1051、M40l4）中随葬的单把鬲、大双耳罐、尊以及尊形器（高领罐）、双耳罐、花边罐和豆等,在具体形态上均显示出与客省庄文化的源流关系。”[13]张忠培先生指出，内蒙古伊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M3018及M1051为代表的文化以及山西襄汾陶寺99ⅡH22、99ⅡT7④A为代表的遗存的年代位置，均“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14]，即已经进入夏纪年。
图五 朱开沟 M4012、M4014 与陶寺M3419、M2384 出土陶器比较
1、2. 单把鬲（朱 M4014:2、朱 M4012:1）
3. 花边罐（朱M4014:1） 4.高领罐 （朱 M4012:6）
5.小口高领折肩罐 （ 陶M2384:2） 6. 盆 （朱 M4014:4）
7、8、10. 双耳罐（朱M4014:3、朱 M4012:3、陶 M3419:2）
9. 彩绘双耳罐（陶M2384:4） 11、12. 豆（朱 M4014:5、朱M4012:5）
13、14. 浅腹盆（陶 M2384:5、陶 M3419:1）
据《襄汾陶寺》，陶寺M3419和M2384填土中都出土有7式扁壶，“都是晚期墓”，那么其年代也应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陶寺ⅡM26、ⅡM32应与之相同或相近。能与出土器物相互佐证的是陶寺M2384、M3419在墓地中的位置，通过与陶寺Ⅱ、Ⅲ发掘范围内晚期墓葬的排列与组合进行对比（图六）[15]可知，这两座墓不论从墓向还是与周边墓葬的关系上，都显得格格不入。
图六 M2384、M3296、M3419 在陶寺墓地中的位置
陶寺ⅡM22与ⅡM32都有壁龛和彩绘双耳罐。2005年发掘的墓葬是按照2002ⅡM22来判断时间的，所以时代也应一致。朱开沟M4014，墓向15°，异性三人合葬墓，成年男性居中，两侧各安葬一位成年女性，靠足端的半部整齐地摆放猪下颌骨9副[16]，与陶寺ⅡM22有某些相似之处。总之，陶寺ⅡM22的年代应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实际上，从《襄汾陶寺》“关于填土中包含陶寺文化陶片的墓葬之年代”一节中已经看出，“填土中包含晚期陶片的墓，有成组随葬陶器的2座：M2384和M3419，所出随葬品中Ⅱ型小口高领折肩罐、双大耳罐、Ⅱ型2式、4式浅腹盆等轮制陶器，确证它们属于陶寺文化晚期遗存。两座墓填土中包含Ⅰ型5式、Ⅲ型4式鬲、Ⅲ型5式细篮纹高领折肩罐、7式扁壶等居址晚期典型器，从而证明：陶寺墓地中存在着一批曾打破晚期文化层或其他晚期遗迹的晚期偏晚墓葬。”[17]即将M2384和M3419为代表的一批墓葬，归进“陶寺文化晚期”了。
我认为，这批墓葬与陶寺遗址其他居址和墓葬，应该彻底剥离开。这批墓葬的墓主人，是在肥足鬲兴起之后来到陶寺遗址的最后一批人，且也是最晚离开的人。从此，热闹了一千多年的陶寺遗址归于沉寂。
陶寺遗址有一个时间不长的双耳罐流行时代，这类双耳罐有素面和彩绘之别，推测是等级差异。因还没有发现或发表随葬最能说明问题的陶鬲的墓葬，我们还无法探讨这类双耳罐是来自何种考古学文化。
三
既然陶寺遗址有“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遗存，那么就不宜将陶寺所有遗存都笼统归为龙山时代。例如文字扁壶H3403:13（图七，1），《襄汾陶寺》将其归为7式,“待仔细观察残器，见沿破损断茬处涂朱一周，可知涂朱时（或即书写文字的同时）扁壶已残。沿茬涂朱，或有某种含义。”[18]我过去已经写过文章指出：“这件扁壶及其所处灰坑的年代，都已进入公元前2000年的范围内”，而且“在陶寺古城消失了一百多年之后，在扁壶已经处于没落期出现了这件写着所谓朱书‘文字’的扁壶，除了与占卜或祭祀类的占卜有关外，别无可言。”[19]M3296也同M2384、M3419一样，从墓向及与周边墓葬的关系上，也显得格格不入。该墓中出土铜铃M3296:1（图七，2），墓坑填土中有绳纹扁壶（7式）。而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5件铜器，年代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早，与尧或无关系。
图七 陶寺遗址出土文字扁壶及铜铃
1. 扁壶 H3403:13 2. 铜铃 M3296:1
另外一个经常提起的话题，就是捣毁、扰乱大型墓的问题。“ⅡM22被ⅡH16所捣毁不是个别现象，中期小城内的贵族墓葬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2005年发掘的4座中型墓“均在陶寺晚期遭到彻底地捣毁，墓主人的尸骨、棺木、随葬品被随处丢弃，从探方第3层出土的不少完整随葬品的情况看，当时毁墓抛尸的目的并不一定就是盗掘古墓、追求稀缺的随葬物品，而是对墓主人所代表的阶层的一种切肤之痛的报复行为。”另据《襄汾陶寺》，“在五座一类大墓葬区共发现扰坑16座，五座大墓受到其中12座的叠压、打破、扰动。破坏M3072的是H3103和H3105；破坏M3073的是H3012和H3106；破坏M3016的是H3011、H3004、H3006、H3008、H3014；破坏M3015的是H3005和H3017；破坏M3002的是H3001（该坑还毁及H3009大部分及另外9座墓）。”，“上述情形表明，挖坑毁墓是有意为之，目标对准墓室中部，最终目的是掘棺扬尸，应说是针对大墓墓主的报复行为。从扰坑规模之大、坑套坑反复扰动，不是个别人暗地进行，而像明火执仗的集体行动。”，“但没有证据能说明具体早到何时，应该是在墓上标志尚存时，也不排除有的大墓下葬不久即遭破坏，M3072与M3073的被毁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20]因为在破坏M3016、M3073的扰坑中，有属于这两座墓的人骨和随葬品[21]。
5座大型墓中，M3072、M3073、M3016出土蟠龙陶盘，M3002、M3015可能遭到破坏，这5座大型墓和1座一类乙型墓（M2001，也出土蟠龙陶盘）、13座二类甲型墓、7座二类乙型墓等，属于陶寺早期。由此可见，大型墓葬被捣毁、尸体被扬弃，在陶寺早期就已经存在了，到夏代依然盛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现象在陶寺早期只有那5座大型墓，夏代则是目前已发表的所有墓，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不止如此，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以陶寺2002ⅡM22为代表的遗存，已经分布在临汾盆地了[22]，对于研究龙山时代晚期和夏代，山西、陕西（尤其是陕北）、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以及陶寺遗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构成，将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附记：
2008年2月21日是元宵节，一大早就接到张忠培先生打来的电话了，说他看到《中国文物报》2月20日报头有铜“绳纹双耳罐”的照片和止水的配诗，说是西周的，是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3中出土的，在他看来是齐家文化系统的东西，问我是怎么回事？让我关心这类罐子，而陶寺ⅡM22、ⅡM26、ⅡM32都有彩绘双耳罐。2012年以来他几乎每天一、两个电话，安排和检查我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南、甘肃等地商以前的材料卡片，使我能够得心应手地完成一系列文章。这篇短文写作过程中，得意、不解时常有之，一年前我拿起电话就打了过去，一年后只能忍受失去恩师指点之痛了……
2018年5月14日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有关陶寺2002ⅡM22的资料皆引自此，后不再赘述。
[2]a.王晓毅：《古城·宫殿·大墓·观象台——唐尧帝都考古新进展》，《文物世界》2004年第3期；b.何驽：《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中国文化遗产》创刊号，2004年。
[3]田建文：《山西考古笔记（二）》，载山西省考古学会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第30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4]王晓毅等：《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有关这6座墓葬（ⅡM26、ⅡM27、ⅡM28、ⅡM31、ⅡM32、ⅡM33）的资料皆引自此，后不再赘述。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10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72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019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063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85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79、380、390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13]张忠培等：《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的研究——兼谈客省庄文化流向》，《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
[14]张忠培：《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24页图4-218，文物出版社，2015年。
[1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213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91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6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9]田建文：《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庆祝李仰松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第536、538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57、458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447、449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22]以陶寺2002ⅡM22为代表的遗存，目前可知，除陶寺2002ⅡM22、ⅡM26、ⅡM32、M2384、M3296、M3419外，还有不随葬陶器的M3451、M3453等墓。此外亦有居址的线索。
图文来源：《文博》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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