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也就是2014年10月30日的凌晨，日本文科省下属的统计数理研究所公布了每五年实施一次的“国民性调查（2013）”的结果，从中我读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比如，关于日本人自认为的性格优点，选择“勤勉”和“彬彬有礼”的人高达77%，创历史新高。这颇符合像我这样的局外人的想象。不过令我意外的是，同样创纪录的还有“亲切”。它占到受访者总数的71%，比五年前增加了19%。老实说，由此我对什么叫做“亲切”，有了新颖的认识。
（资料图：20世纪20年代，到处可见这样吸食鸦片的男子）
对于这个结果，统计数理研究所的解释是：“东日本大地震中人们目睹了东北地区的人们真诚踏实的应对，这可能反映在了调查结果里。”他们谨慎地选择了“可能”这一字眼，避免下武断的结论。这启发我注意到与“亲切”相关的另一些统计数据。它们似乎也能佐证研究所的解释。
例如，在“希望对他人有所帮助”还是“只关注自己的事”的单选题中，选择前者的比率较2008年增加了9%，升至45%，选择后者的则减少了9个百分点，跌至42%。研究所表示，从1978年设置该问题以来，这是首次出现前者超过后者的情形。
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并非毫不相干的，或许是对个人自由与理想的调查。从1958年开始设置“尊重自由”的题目以来，认可这个选项的日本人历来很少。这一次的结果是12%，依旧停滞不前。至于“追求理想”的选项，1958年时为32%，之后一直呈下降趋势，现在跌到了16%。我猜测，如果欧美国家做类似的国民性研究，结果肯定会大不一样。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国民性调查中，与尊重自由相关的种种选项，美国人的回答没有一项低于70%。
中国则是全方面地与日本形成了对照。从1953年起，日本就开始了国民性调查，到现在已经完成了13次。调查以全国3170名20岁以上的公民为样本，用面谈的方式，在两个月内完成。像这样基于统计学的可靠方法，权威性与连续性都能保持的国民性调查，中国似乎还没有机构来做。
（资料图：2008年“日本人国民性调查”数据参考。）
“国民性”这个词本来就是“和制汉语”，日本人用它来对应nationality，或者national character。大概在清末民初，它传入了中国，肇始者据说是梁启超。不过，这个概念为中国人熟悉，却是因为另外两个人。一是鲁迅，二是柏杨。特别是鲁迅，于中国人的语境中，国民性这个词，几乎总是与他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那些杂文，尤其是小说《阿Q正传》，在这大半个世纪里，中国人一说起国民性就会产生负面情绪，并且不自觉地将其与民族劣根性联系起来。
事实上national character也翻译成民族性。因为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中，民族与国家本来就是可以互换的词汇。《中国大百科全书》就将国民性定义为“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民族性格。”只不过，在汉语的感觉里，国民性比民族性更少一些歧义，毕竟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之类似，国民心理、社会态度、大众心理等等，虽然不尽相同，却或多或少有与国民性相通的意思。
鉴于国民性这个概念容易流于印象，其含义往往随意而模糊，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Inkeles）对它进行了一番严格的限定。在《国民性》一书中，他称之为“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其定义是：“社会成年成员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很明显，英格尔斯认为，要想让“国民性”在学理上站得住脚，就得给它一个统计学的坚实基础。
所谓人格，就是心理特征，这一点不必多说了。而众数呢，则是统计学的基本概念。指的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像均值（平均数）一样，它也能够代表数据的一般水平。不同于均值的是，它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
与均值相比，用众数来代表一组数据的一般水平有不少优点。均值需要用数据的总和除以数据的个数方能得出，也就是说，它不是原始数据，而是一个抽象值。众数则不一样，它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最频繁的那一个或几个数据，无需计算，直观而真实。如果说均值代表一组数据的平均水平，那么众数还有一个优点。它不受极端值的影响，往往能够代表一组数据的多数水平。这时候我们用统计学的眼光去看日本的国民性调查，就会发现它遵从的，正是英格尔斯所说的“众数人格”原则。显然，这一原则比过去社会学家痴迷的“平均人”概念强了很多。
与较真的日本人相比，中国人明显缺乏求真的兴趣。运用统计学之类的数理工具去研究国民性，大概也甚少人去考虑。这使得我们对于国民性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鲁迅的时代——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比如有人认为国民性的概念太空洞，远不如制度、体系、组织那么实在，不值得多加重视。还有人为了捍卫所谓正统，根本不承认国民性的存在，或将其贬斥为“殖民者对土著的卑贱化建构、歧视性描述和否定性评价”。有人完全误解了国民性，把它与本性、本质或素质做胡乱的联系，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中国例外论”或“国情特殊论”的泛滥。还有人从史籍中拣选一些偏向性极强的实例，以此证明国民性从古至今有着江河日下的大趋势。更有人喜欢把国民性与基因论挂上钩，张嘴文化基因，闭嘴红色基因，或者宣称自己没有称霸世界的基因等等，不一而足。这真是相当诡异的“国民性”——明明不当真，却又煞有介事。
所以我很喜欢英国学者凯特·福克斯（Kate Fox）的态度。她的《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就是一本研究国民性的著作。利用统计与实证的方法，福克斯将日常生活放大，观察和测试其中的细枝末节，找出英国人的共有习性——实际上，我认为，共有习性才是可以与国民性互换的一个词。福克斯甚至一连好多天去火车站做碰撞试验，装着不小心地样子碰到行人，看看他们是否说对不起，如何说对不起，将他们的反应记录下来，然后做统计学的分析。为了对比，她还专门去游客集散地，挑选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澳大利亚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做实验。令她震惊的是，她发现只有日本人才具有与英国人相似的条件发射式的道歉特质。他们的身体还超级灵活，往往能够避免她精心设计的碰撞。
如果国民性研究都能像福克斯那样，做到既古怪有趣，又科学严谨，我们看待国民性的心态就没那么沉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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