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重要的理论基石。按照王阳明的解释，心即理就是指“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这是王阳明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心学的重要依据。
这里主要涉及“内心”与“外物”的关系问题。唯物主义认为，外物是外部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王阳明则认为，外物如果不作用于心就毫无价值。显然是非常明显的唯心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下，过去一直没有能够冷静地认识王阳明的思想。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就是说，万物只是在人心中的一种映像而已，没有心对万物的映射，万物存在也等于不存在，存在也毫无价值和意义。这个说法是有深刻道理的，不能简单的予以否定。唯物主义是站在世界角度去理解世界，王阳明心学是站在人心（人性）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唯物主义解释世界可能是对的，用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思想来解释人则来的更加好用。“心”是造物主赋予人的一个特殊的能力，它可以映射和解释世界。心好，这个世界才好。心坏，这个世界就坏。
准确来讲，人的世界是心的世界而非物的世界。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人的最低要求是物质要求，人的最高要求永远是精神要求。这就像一架照相机，照的是否清楚？是否色泽准确，不在外部的物，而在于照相机本身。人的世界归根结底是“心对世界的映射”。因此，阳明先生才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
在阳明先生之前，中国的伟大哲学家已经为解释人、解释这个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尚书·虞书·大禹谟》中，就记载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荀子·解蔽篇》中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按照北宋朱熹的理解，人心，有时是“危殆而不安”的；道心，有时是“微妙而难见”的。人的心是最危险、最不可靠、最阴暗、最肮脏的；道的心，是微妙居中，宏伟之不可现，精微之不可见的。由于天赋生命的关系，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一方面，“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另一方面，“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如果不了解这个特征，以朱熹的论断，“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荀子把人心与水来加以形容，说：一泓清水，没有被搅动，“湛浊在下，清明在上”，可以清楚的照进人的脸庞鬒眉。如果此水被搅动了，“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那这个水就什么也照不进了。人心，也是这样。人心要是坏了，这个世界也就坏了。人心要是乱了，这个社会也就乱了。在稍晚的战国时期，《大学》提出了“在明明德”和“欲明明德于天下”这个命题。也就是阳明先生临终说的八个字，“我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还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如果，不能解决“心”的问题，对个人而言毫无幸福，对社会而言毫无治理。
心即理涉及的心与物的关系，就是心如何认知物的探究。在中国思想史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离开物而求心或者直接求心，此心为空心，为出世服务，这是佛教。第二种，以心求事物，追逐事物，疲于奔命，见物而不见人，最后失物丧心，一无所有，这是急于功利者。第三种，求事物于心，因为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从心上求也即事物在心上求才真正有事物，这是王阳明的观点。王阳明认为，只要用心，就必有所感所成。有心用心，才能够成为社会的道德实践，从而达到孝、忠、信、仁等良好的社会状态。如果不用心，或者是不在心，对经书也就会简单地把它们当成知识来读，最后求文不知义，见书而不见人。
“心即理”的意义在于，是我们充分认清：这个世界是人心映射的结果。“‘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人心的不可靠，道心的不可识，这种认知，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其中的含义和价值。在我们强调法律的时候，在我们强调德治的时候，为何都效果不够理想？就是我们没有把功夫用在人心的改造上。法律再多，不能内化于心，也是无用的累赘。道德再美，离开了敬畏和遵循大道，也会变的一文不值。
“心即理”说的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道理，也是自己的心对世界的解释和映射。当然，这种属于自己的道理，有的是正理，有的则是歪理。无论正理还是歪理，它的判定法则都是天理。在所有人的内心之中，都很原始地根植着天理。这就是“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也是可以改变人心、治理好民心的理论基石。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