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总第18期
2019年第一期 第39—51页
时间性符号的叙事功能：
探索一种符号叙述学的可能性
曾军
摘要
无论是“叙述符号学”还是“符号叙述学”，都必须处理“历史”与“结构”的关系，其中“时间”是绕不开的问题。是否有“时间性符号”？时间如何被符号化？时间性符号何以具有叙事功能？本文从分析《阿Q正传》中阿Q从哪时“向死路上走”开始，进而探索一种摆脱“弃历史而要结构”的宿命的符号叙述学的可能性。
关键词
叙述符号学，符号叙述学，时间性符号，叙事功能，《阿Q正传》
The Narrativity of Temporal Signs:Towards a Semio-narratological Approach
Zeng Jun
Abstract:As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struc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in narrative semiotics or semio-narratology, academic focus has shifted to time. Do “temporal signs” exist? How is time represented by signs in narration? How do th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emporal signs 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explore semionarrotology , breaking with the ahistorical discourses of narrative semiotics,
by analysing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modern fictions in detail.
Keywords:narrative semiotics, semio-narrotology, temporal signs, narrative functio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DOI: 10.13760/b.cnki.sam.201901004
不同于格雷马斯用符号学方法来研究叙述性文本的“叙述符号学”（narrative semiotics或semiotics of narrative），赵毅衡主张将叙述学引入符号学，并试图建构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符号叙述学”（semio-narratology），或者是他所命名的“广义叙述学”。（2013，P. 4）不过，在《广义叙述学》中，赵毅衡并没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异同问题上多纠缠，而是仅仅将“叙述符号学”作为“符号叙述学”的理论渊源之一略加概述。赵毅衡更强调的是将“非叙述性”符号纳入叙述分析的强烈要求。这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叙述文本”中“叙述性”因素与“非叙述性”因素的区分，以往的叙述学只关注具有叙述性的因素如何展开的，而对“非叙述性”的因素弃之不顾。因此，“符号叙述学”希望将叙述文本中以前被认为是具有“非叙述性”的因素都纳入到叙述分析之中。另一个则是将“叙述文本”（即具有叙述性的符号文本）之外的“（纯）符号文本”（即以往认为不具有叙述性的文本）纳入叙述学分析范围。这是一个更大的学术野心，即用叙述学吞并符号学，而不像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所认为的叙述学从属于符号学。
不过，这一理论自觉并未完全摆脱既有理论的束缚，尤其是叙述学和符号学都包含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正如保尔·利科所言，“面对持久事物的变化无常，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在避开历史的游戏规则上建立叙述功能持久性的雄心壮志。从符号学研究的角度看，以前的研究恐怕沾染了不知悔改的历史主义。如果叙述功能可以通过其传统性风格要求获得持久性，那么必须把它建立在无时性约束的基础上。简言之，必须弃历史而要结构。”（2003，P. 46）因此，经典叙述学（也即保尔·利科所说的“叙述符号学”）一致致力于的努力（“使叙事非时序化和再逻辑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符号叙述学”无法摆脱的梦靥。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于“时间”问题。保尔·利科认为“关于叙述，是与时间和行为相关的。叙述的可能条件就是人的行为的时间结构。”（1999，缺少页码）那么“时间”之于“符号”的意义呢？笔者翻阅了几本符号学辞典，非常惊奇地发现，“时间”在符号学中“消失”了。
因此，我们的问题首先在于，“时间”是否具有符号属性？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时间性符号”？如果存在，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时间是如何被符号化”的？“被符号化了的时间”即“时间性符号”是否具有叙事功能？我们如何展开叙事分析？从“时间性符号的叙事功能”这个问题着手，或许可以探索一种摆脱“弃历史而要结构”的宿命的符号叙述学的可能性。
1
一个问题：
阿Q是何时开始“向死路上走”的？
本文对“时间性符号”相关问题的探讨一个个案开始。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回忆说，《阿Q正传》其中是孙伏园所约《晨报》上的副刊专栏，首先是为其“开心话”栏目而写，因而为小说确立了幽默的叙述基调。不过因为鲁迅渐渐认真起来，编辑孙伏园只好将之从第二章开始挪到了“新文艺”栏。因而这种外表幽默调侃、骨子里严肃认真的双重性正是由这两个栏目的特殊属性而带来的。更重要的是，鲁迅还在文中交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Ｑ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Ｑ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Ｑ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按小说连载一周一章的速度，两个月时间应该到了第七章或第八章。这时鲁迅已经将“大团圆”藏在心里了，而其最末一章即第九章正是“大团圆”。这就提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鲁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长出“大团圆”这个念头的？这个念头又是转化成鲁迅的叙述行为的？我们如何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将这些“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的“蛛丝马迹”分析出来？
《阿Q正传》共分九章，前五章的写法采取的是巴赫金所命名的“唯能型”传记加“分析型”传记的写法，即根据阿Q的生平、性格、恋爱、生计等不同的人生侧面进行专题性的叙述。“唯能型传记”是巴赫金在分析古希腊罗马传记时提出的概念。“这个‘能’，就是个性在行动和表现中的展开……个性在自己的‘能’之外根本便不会存在。”“唯能型传记”中的传记时间也非常特别，“这是揭示性格的时间，却绝不是人的成长和发展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唯能型传记”中虽然离不开时间性符号的呈现，但这一时间并不是用来或者主要不是用来推动传主的生命历程和个人成长的。传记中的事件依传主的性格呈现的需要而“打乱了时间秩序”（用巴赫金自己的话说，“性格特征本身是没有时序的”）。如果说“唯能型”传记侧重于“性格”维度的话，那么，“分析型”传记则更强调对传主的人生不同的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如“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战时表现、对朋友的态度、值得记录的名言、美德、罪过、外貌、风度等等”，在“分析型”传记中，传记的时间序列也是被打乱的，“因为一项之内列举着一生中不同时刻的事。这里的主导原则，同样是性格的整体性”。（巴赫金，1998，pp. 336-337）这种叙述虽然有其具体的年代背景，但不具备历史叙述和人生历程的线性时间展开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阿Q正传》的前几章是按照“正名”、“性格”、“恋爱”、“生计”等“唯能型”和“分析型”传记的方式来展开的。反映到小说的叙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所讲的“故事”多是片断式的。从一个人生片断到另一个人生片断的之间的线性历史的时间性关联并不强。《阿Q正传》人生片断之间的因果性开始被有意识地建构起来是从阿Q的生计问题开始的。因为他调戏吴妈受到了责罚，并最终导致阿Q的出走（离开未庄，另谋生路），进而到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中，阿Q以成功者的形象回到未庄引起轰动。不难发现，第四、五、六三章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因果逻辑的“情节线”。因而，在《阿Q正传》的前半部分也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前三章是既不强调时间性，也不重视因果性的阿Q人生片断的连缀；后三章之间时间性仍然不强，但事件之间的具备了一定的因果关联，于是形成了有别于紧凑型情节的可以用松散型情节或“弱情节性”来描述的叙事特征。
但即便如此，小说的前六章在整体上仍然保持了相对一致性。我们从小说中的“时间性符号”作为一个切入口来分析。这里的所谓“时间性符号”是指具有明确时间意指性的语言符号。如“2018年11月”就是一个表明公元纪年的时间性符号；而“国庆”、“中秋”则是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内涵的有着明确节庆标识的时间性符号。结合《阿Q正传》来看，第一章的“序”聚焦于“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集中讨论的是传记的类型、阿Q的姓名之类的问题。整章只有一处显示时间的，是作为叙述者的“我”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而这一时间与阿Q本人的人生经历没有任何关系。在随后的几章中，线性的历史时间和具体的个体生命时间仍然没有出现。比如说第二章“优胜记略”中，阿Q说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这一“先前”其实只是一个对“过去”这一时间的虚指。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中，“阿Q此后得意了许多年”，则是对“未来”这一时间的虚指；而紧接着出现的“有一年的春天”，也不明确具体是“哪一年”，同样是对“现在”（人物故事发生的时刻）这一时间的虚指。倒是第四章对阿Q的年龄总算有了一个模糊的说法：“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也就是说，当阿Q发生恋爱悲剧时，应该是二十多岁将近三十岁的年纪。但这一“而立之年”的时间同样不具备“情节性”，因而也不会对人物的“行为”（即在时间上的展开）产生影响。
这一以虚指的时间为特点的片断式（即没有明显时间顺序的弱故事性以及相应的不强调故事之间的因果性的弱情节性）叙述方式到了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时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章中出现了几处值得注意的时间性符号。如“在末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中秋”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标识，与前面的“春天”作为一年四季的时间符号性质是一样的。还出现了“天色将黑”这一以一天早晚的时间作为标识的符号，显示出鲁迅在对阿Q的生命故事的叙述中开始变得更加具体细致和精确了。在叙述阿Q回到末庄这一人生的“中兴”事件中，鲁迅的叙述也不再像以前几章采取“片断式”的写法，而是连续采取几个“第二天”这类的时间性符号显示出这一“事件”的时间发展历程。而这也正好呼应了小说第六章标题中这一“从……到……”的既包含时间性又具有因果性的情节性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当鲁迅写到第六章时，《阿Q正传》作为小说的情节性得到加强，而这一加强的标志就是以“第二天”为代表的时间性符号在叙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即便如此，前六章整体的时间性仍然是非常虚而弱的。鲁迅有意无意地采取了虚化的作法，让读者不去关注这是哪朝哪代、哪个时期的阿Q。鲁迅甚至也不想让阿Q成为西方现代意义上小说中的“个人”——从姓名到年龄到生活环境再到其人生行状，鲁迅所塑造的阿Q不是作为“个人”的“这一个”，而是作为“国民”的“这一个”。这或许正是鲁迅所致力于展开的“国民性批判”的初衷始然，也正是詹明信将阿Q视之为“民族寓言”的重要原因。詹明信分析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多篇小说，并认为，“阿Q成为关于某种中国式态度和行动为寓言”，甚至直接就说“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1993，p. 239）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到了第七章“革命”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1911年11月4日。在此一个月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辛亥革命开始；在此之后两个月（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成立。也就是说，鲁迅从第七章开始，一下子就将阿Q置于了近代中国发生剧变的历史时刻之中。也正因为如此，“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这一看上去并不特殊意义的个体生命的某一时刻立刻通过“破折号”的形式被嵌入了宏大历史的叙事之中。正因为了有这一“宏大历史”的介入，阿Q的个体生命才突然变得更加具体了——“三更四点”——阿Q的人生历程首次具有了历史书写的精确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第七章“革命”中看到了“将近黎明”、“不到正午”、“晚上”这样异常紧凑的情节发展，以及革命后的“第二天”“样样都照旧”的荒诞感。而到了第八章“不准革命”中，这一因“革命”而带来的时间紧张感因“样样都照旧”而松驰下来：“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这几日里，进城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并且终于不再有这种“革命”的紧张感，宏大历史对未庄阿Q的影响渐渐消失——“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再次回复到时间虚指的状态。不过，这里的“有一天”尽管是虚指，但已是处于“革命之后”的“有一天”，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宏大历史的序列。因此，这个“有一天”所发生的事件是赵家被抢；而在这个“有一天”的“四天之后”，阿Q被捕。后三章所形成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具有了线性时间的紧凑性，可以用“强情节性”来描述。
由此不难看出，阿Q之所以往死路上走，大概是从第七章“革命”开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来自小说文本中的证据是：前几章尽管有一些时间性标识的符号，但都处于虚指的状态，没有真正参与阿Q的个体生命的进程，更没有影响阿Q“优胜记略”的行状。而到了“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真实的历史时刻开始进入虚构性的叙事文本，并且成为对阿Q这一虚构性人物的个体生命产生影响。也正是从这一刻起，阿Q开始“往死路上走”了。
2
符号学时间：
时间观念与时间的符号化
通过对《阿Q正传》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关于“时间性符号的叙事功能如何可能”的问题来。为什么“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这个时间性符号既改变了小说的叙事方式，又改变了阿Q的人生历程？这一时间性符号与其它的时间性符号究竟有何不同，使之具备了时间性展开的能力，从而具备了叙事的功能？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其实给予了符号两种完全不同的界定方式：一种以逻辑学的方式讨论以符号与其再现对象之间的关系，并形成的符号类型的区分，即他所谓的“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的三分法；另一种则是以表意学的视角探讨符号是如何完成对思想和意义的表达的。前者强调符号与再现体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强调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皮尔斯，2014，p. 4）而赵毅衡的符号学理论则更强调后者，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2011，p. 1）我们对时间的符号性和符号化的思考更多地强调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也即在表意学维度的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时间并非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不是符号的“再现对象”；相反，时间其实是人们对事物或事件的“顺序”、“秩序”、“变化”等的一种认识，并且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所建构起来的“时间观念”。因此，任何一个我们称之为“时间”的东西，其实都是由符号所承载或意指的“观念体系”。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符号意义。罗兰·巴特曾深刻地指出，“从叙事作品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只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因素在功能上存在。因为时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话语，而属于所指事物。叙事作品和语言只有一个符号学时间。”（1989，p. 18）这里所谓的“符号学时间”就是指以符号化的方式存在的时间，即时间性符号。
这也便是詹明信面对“历史的终结”这一重大事件之后重新开始思考时间和时间性问题时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的旧话重提：“什么是时间？”（2018）不过，詹明信的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同时又歧义丛生。在他看来，时间和时间性问题是与现代主义的兴起相伴随并得到强化的；但同时，随着现代主义的结束，“时间已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们不再书写它”；取而代之的则是空间。而在拉塞尔·韦斯特-帕夫洛夫看来，时间出现问题应该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他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史表明，时间模式的谱系逐渐缩小。伴随着人类存在不证自明的校准，已经压制和回避了其他可能的个体或全球存在的时间结构，时间渐渐被简化为普遍的线性时间。”（West-Pavlov，2013，p. 4）也就是说，真正引发时间性问题的不是“时间的混乱”、“时间观念的多样性”，而在于“线性时间所具有的主导性和支配性”，正是“普遍的线性时间”带来了人们带来了人们理解世界和人生的单一性。因而，当他面对20世纪文化理论中的时间和时间性问题时，拉塞尔·韦斯特-帕夫洛夫做出了与詹明信相似的看法：“大体上来讲，无论如何，时间已经被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所忽略”。当大家在继续研究时间时，“这里的时间只是‘社会时间’，而没有时间概念本身”。（2013，p. 6）概而言之，“时间”虽然是一个让所有人和物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的“陷阱”，但它并不是一个自明之物。钟表计数所制造出来的只是一种客观化的幻觉。换言之，时间只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待时间的认识不能满足于“核对钟表”，而应该追问它背后的观念和意义。
时间性符号就是时间观念的符号化，即以符号的方式可以进入文化交流之中的时间观念。在《阿Q正传》中就有不同类型的“时间性符号”参与了小说的叙事。这里有具有节庆意义的时间性符号，如“中秋”；有季节标识的时间性符号，如“春天”；有表示一天之中的时辰的时间性符号，如“三更四点”和“晚上”；还有表示事件顺序的时间性符号，如“第二天”、“几天之后”；还有真实历史的时间性符号，如“宣统三年”等等。因此，这些时间性符号或者说这些符号所承载和意指的时间性决定了阿Q是同时处于多个时间观念体系之中的个体生命：他早起晚睡，遵循个体生命的节奏和一年四季的变换；他懂“中秋”、“而立”，中国传统的文化无意识也在阿Q身上积淀；他也感受到了“宣统”、“革命”，重大历史事件也对他这个有名无姓的卑微生命带来了情感的冲击，甚至是命运的改变。
不难发现，时间的符号化过程，也正是将时间观念不断强化并灌注进人物（个体生命）的过程。人物（个体生命）的所有行动及其意义都受到这些时间性符号的规约，受到各类时间观念的影响。在第七章之前，阿Q生活在“自然时间”（一天早晚、一年四季）和“民俗时间”（中秋）的时间观念体系之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的循环/重复”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的扁平化和人生的停滞化（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都不具有“成长性”，性格不变，生命不死）。但是从第七章之后，“历史时间”正式介入。“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与小说中其它的时间性符号最大的区别，正在于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间符号，在这一符号背后承载着一段中国近现代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正是这一“历史时间”将小说中虚构的阿Q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从此之后，“时间的循环/重复”被打破了，历史时间开始一无返顾地向前运行，个体的性格和生命也打破了“不变”、“不老”的魔咒，开始具有了“成长性”（即“可变性”）。
3
符号的时间化：
时间性符号的叙述功能
于是，对“时间性符号的叙述功能”问题的探讨进入第二个层面：“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这一时间性符号的时间性在小说叙述中是如何展开的？从现有的符号学与时间性问题的探讨中，大体在以下两个层面涉及到了“符号的时间性”问题。其一是“符号过程”。“过程”是一个时间性展开的状态；符号表意和获得解释的过程是具有时间性的；文学作品以语言文字作为媒介，其展开方式也是以转喻和组合的方式线性的展开的。因此，这一符号过程也构成了文学理解的基本前提：作为读者，首先是以转喻和组合轴上历时性地阅读文学文本，其次才可能在隐喻和聚合轴上共时性地发现文学文本的意义。不过这一时间性只是体现为“顺序”和“秩序”，只是表明一种“先后”的关系。因此只能说“符号过程”或者说“符号化过程”的存在为“符号的时间性展开”提供了某种潜能。其二是“符号叙述”。即符号是如何被讲述的，在叙述学中，与时间有关的问题则被纳入与“情节”有关的讨论中进行。如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讨论了“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内外的时间间距”等等问题。除了上述已被正式纳入符号学讨论范围的时间性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符号时距”的问题，即符号与接受符号的主体之间的时间距离。如一块秦砖汉瓦的符号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与我们作为21世纪的观众在面对这一符号时所存在的时间间距，形成一个巨大的“历史感”。这一“历史感”虽然不具有叙述学意义上的时间性，但也裹挟到所有的符号化过程以及符号叙述行为之中了。如《盗墓笔记》之类的盗墓文学，以现代人视角进古墓历险，所有的古墓中的符号综合了历史、宗教、祭祀、神话、传说甚至巫术、机关、诅咒、谶讳、乃至魔幻、科幻的因素。而《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将小说的故事背景置放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一下子就将那个曾经荒诞的青春岁月裹挟进了叶文洁的生命历程，“红岸”基地及其所从事的外空探索的任务在文革这一历史背景中增加了其远离尘世、消灾避祸的“飞地”和“世外桃园”的侥幸氛围（尽管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的真空）。叶文洁最终决心引入外星文明的举措也获得了来自现实历史的合理化动机。汪淼所参与的地球防卫组织中国区作战计划则是立足于“现在”，既依托现有的科技手段，也通过穿戴式VR“三体游戏”完成对三体文明的呈现。因此，所有的“现在”也是增加科幻的现实感的重要基础。
不过，这还只是对符号的时间性展开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任何符号都可能具有这三类时间性展开方式。如果进一步具体到时间性符号上面，其时间性展开方式则会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时间性符号”的“符号过程”问题因为有了具有支配性的“线性时间”作为重要的参照，其“顺序”和“秩序”就不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过程。在叙述学中，托多罗夫在讨论叙事时间时就曾明确指出“提出在叙事中时间的表达问题，是由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之间存在差异”，正因为有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作为参照，我们才会对“叙事的时间”做出“时间的歪曲”、“连贯、交替和插入”以及“写作时间和阅读时间”的判断（1989，pp. 294-297）。日奈特也提出了极为相似的问题——“研究故事时况和叙事文（伪）时况之间的关系”问题，所谓“时序”（包括“逆时序”、“跨度、广度”、“追述”、“预述”等）、“时长”（包括“非等时性”、“概略”、“休止”、“省略”、“场景”）和“频率”等等（1989，pp. 194-228）。因此，时间性符号的时间性展开之所以呈现出“（线性的、自然的，或故事的）时间扭曲”的特点，其根本原因正在于“符号叙述”对“符号过程”的扭曲，是“叙述时间”相对于“故事时间”的变形。如果再加上因“符号时距”所形成的“读者的阅读时间”与“小说的虚构时间”之间的关系，那么时间性符号的叙述功能也就更复杂了。
以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经典开头为例：“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马尔克斯，1984，p. 1）
这是一句广为传诵的佳句。在这一句话中，马尔克斯用未来的“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临死时刻和“遥远的”过去和父亲参观冰块的童趣记忆高度浓缩了主人公奥雷连诺的一生。在小说的结尾，奥雷连诺终于破解了梅尔加德斯羊皮纸手稿讲述布恩蒂亚家族史的叙事方式，即“并没有按照人们一般采用的时间顺序来排列事件，而是把整整一个世纪里每一天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让它们同时存在于一瞬之间。”（1984，p. 1）如果说羊皮纸手稿所讲述的家族史具有预言性质的话，那么《百年孤独》小说的这句开头即是对这一预言的印证。在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了两个虚指的时间性符号（“多年以后”和“遥远的”，一个指向未来，一个指向过去），但同时又有两个实指的“时刻”对这两个虚指的时间性符号进行了校正或者说补充（“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的那一时刻，想起了童年时代“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下午）。如果说虚指性的时间性符号在此承担的是浓缩过去和未来形成巨大的时间张力的话，那么实指性的时间性符号则将这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件并置到一起，使之成为重新理解奥雷连诺一生的反思性视角。这种巨大的时空距离以及迥异的事件性质所形成的叙述张力也成为《百年孤独》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不过，这一奇特句式并没有真正得到符号学和叙述学分析。从时间性符号的“符号过程”来看，“多年以后”和“遥远的下午”所包含的时间顺序是“逆时序”（在此并非叙述学中的“逆时序的叙述方式”）的，即首先指向遥远的未来，然后再回返遥远的过去，两个时间性符号在句子语序中出现的顺序是与正常的线性时间相反的。正是这一时间性符号顺序的错位，引发了读者的“时光错乱”之感。但是从“符号叙述”的角度来看，“多年以后”和“遥远的下午”处于不同的叙述层次：“多年之后”，雷奥良诺面对行刑队时的“想起”是本句的“行动”，而那个“遥远的下午”是“想起”的内容，处于由这一“想起”的“行动”所支配的“宾词”的位置。从“符号叙述”的角度，“想起”这一“行动”其实是一种心理活动，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作为普罗普式的“功能”特征。由于“多年以后”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叙述，因此这一“想起”并不具有“已经完成”的“过去时态”。在“想起”之前，添加了一个情态动词“准会”（本句的英译本为“ was to remember”），显示出一种“模态”、“虚拟”、“意动”的特点。赵毅衡借助现象学的方法，论述了叙述的“文本意向性”问题，试图找出叙述文本所体现的“模态－语力”，并为叙述的三种时态（过去－现在－未来）建构叙述的模型，可以成为对这一叙述现象的理论补充。（2013，pp. 23-36）通过这种符号叙述学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整句话其实是通过对“记忆”（即“想起”）的预叙（即“准会”）来完成两个相距遥远的“时刻”的重叠的。而且在这一重叠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现在”的“叙述时刻”存在。因此，不同时代的读者可以自动来占据这一“叙述时刻”（即“阅读时刻”），并以此来设身处地地来进入马尔克斯的叙述情境；与此同时，因为“现在”的不确定性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够产生“多年以后”和“遥远的下午”两个巨大符号时距的共鸣。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也同时是出于进一步加深理解《阿Q正传》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究竟是如何影响阿Q的人生命运这一细节的。在小说中，鲁迅也采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句式：“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从“符号过程”来看，破折号承担了将两个时间性符号并置的功能，即强调这两个时间的同时性。在破折号之外，是一个来自真实的可以追溯和考证的历史时刻，而且鲁迅对这一时刻采取了“完整时间序列”的方式，即从“年、月、日、时”四个层面将这一时刻加以具体化。这是典型的历史叙述的方式，或者说是增强历史真实感的表述方式。而在破折号之内，则是一个来自虚构的小说情节的事件（“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将一个虚构性情节嵌入一个真实性历史的做法具有两种功能：其一，故意混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学的区别。或者用另外的表述，制造阿Q是真实的历史中的个体的幻觉。其二，将一个具有历史重大事件的时刻与本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阿Q的一个并不甚重要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一时刻，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开始发生关联，并且通过随后的各种事件——阿Q也具有了“革命”的意愿、假洋鬼子们也“咸与维新”以及赵四爷家被抢等等这些来自阿Q及其周边各色人等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反应——宏大历史开始作用并深刻地影响到未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阿Q。从“符号叙述”的角度来看，这一并置的时间性符号强调了“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的不同寻常的性质：这只乌篷船的到来既承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成为宏大历史（“辛亥革命”）的象征，又成为对阿Q人生命运发生关联的暗示。因此，这一“三更四点”的时刻也成为宏大历史与个人生命相交织的叙述起点。而从“符号时距”的角度来看，小说的“故事时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1911年11月4日）与《阿Q正传》的“写作时间”（因为小说是以小说连载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写作时间”和“发表时间”几乎完全重合，即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之间已经有了整整十年的距离，这其中又经历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当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获得了一种居于“五四运动”来反观“辛亥革命”的超越性视角。而当我们作为一个已经进入21世纪的读者来说，其间又增加了“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百余年的历史变迁。由此不同时代的读者便具备了与《阿Q正传》不同的“符号时距”，所谓“说不尽的阿Q”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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