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陈连山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而现代技术与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全球走向一体化，世界各地的城市几乎都成了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都变得同质化，千人一面，单调乏味。按同样的作息时间，穿同样的服装，拎同样的LV包，乘同样的汽车，读同一本流行小说……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条件、知识背景不同，勉强按照同一种生活模式生活，是无法实现幸福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来源于英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合适的翻译应该是“无形文化遗产”。指的是地方社会认同并以口头方式传承的传统文化事项。这个概念的基础是人人平等自由，只要不违背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选择文化生活方式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是借此来保护人类文化的多元化。
民众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促进人们的幸福吗？崇拜精英文化的中国人往往有怀疑。作为一个民俗学家，我还是用自己的田野调查材料来说明吧。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面临的人生难题，其中死亡是最令人畏惧的，正如河南的俗语所说：“人死如虎，虎死如兔。”当子路提出死亡问题的时候，孔子却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后世儒生解释说，孔子的意思是：死亡是无法说清的，说了也无益。孔子不说，百姓通常也不说，死亡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忌讳。大多到了亲人去世的时候，古人大多采用厚葬、哭丧来对付。2002年，我在湖北武当山区调查民间文学，第一次遭遇一种奇特的地方性丧葬风俗——打丧鼓，也叫“打待尸”。当长辈去世之后，子孙不是嚎啕大哭，而是请几个民歌手围着棺材敲锣打鼓，通宵达旦唱丧歌。
出殡前一晚，唱《起歌头》，邀请各方神灵前来接引死者。同时邀请乡邻来灵堂唱歌，陪伴死者愉快度过在家的最后一夜。在灵堂前，歌手安慰家属道：
“叫声孝子你擦干眼泪往前站，
我有几句良言把你劝。
哪个人老了他不死？
哪有百岁老人转少年？
人老要走黄泉路，
你哭断肝肠也是枉然。”
进入灵堂之后，歌手又用歌声敬死者三杯酒，内容是送死者进入上好的墓地，送死者上天见玉皇，并得到对子孙的保佑、封赠等。其中第二杯酒的唱词是：
“说是二杯酒来新亡人。
这叫声那亡人，可叫请听言哪，
我送到亡人儿上青天哪。
说把亡人送在青天上，
这底下那个坟大坨（坟墓）就把身安。
说葬在龙头多得贵子，
葬在龙背就出大官。
这座坟葬在那龙身上哎，
这状元、榜元、探花儿的郎。”
这一夜歌声不断，从安慰死者、夸奖孝子、祝福孝子，到三十六朝故事、二十四孝传说，一直唱到天亮出殡前为止。然后，歌手们暂停歌喉，只用乐器伴奏，送灵柩上山下葬。
我先后调查了十几个同类的丧葬仪式，死者既包括寿终正寝的老人，也包括疾病暴亡或遭遇车祸的中年人。亲属的悲伤情绪都得到很大缓解，一般只在钉棺材的最后时刻才哭一下。
当地人们为什么能够如此平静地面对死亡？他们如何理解死亡？深入调查之后，我发现：当地人存在一种特别的人，叫做“活判子”。据说，人的寿命是固定的。寿限一到，阎王就派遣判官去抓人。判官则找到跟被抓者熟悉的活判子来协助自己，把将死者的魂灵抓到，并用马尾捆住，放在泰山庙。随后，那人就会一命呜呼。至于死后世界的模样，当地民间长诗《刘全进瓜》、《方四姐游阴》中有详细描写，基本都是犯罪者在地狱遭受惩罚，而好人或者冤死者则可以通过伸冤重回阳间。总之，在现代人眼中令人恐惧的无可名状的死亡，在武当山区人们眼中则是清清楚楚的，早已确定的。既然死亡是命定的，死后世界是清晰的，那么也就无需惧怕，不必过于悲伤。
通过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地民众打丧鼓和有关死亡的文化观念具有克服死亡恐惧、缓解悲伤情绪的重要社会功能。在精神上超越死亡，对于现实生活的幸福是一种强大的保障。这种民众口传的非物质文化财富，虽然没有登上文化经典，其中包含的智慧甚至超过了儒家经典文化。
其实，这种打丧鼓的习俗并不仅限于武当山区。据我后来调查，在湖北西部各地、湖南、云南、贵州、陕西南部都存在这种习俗，名称上略有变化，细节上稍有差异。儒家知识分子当然注意到打丧鼓习俗。在过去的县志中，经常看到修志者对打丧鼓的责难，说在父母葬礼上打鼓唱歌，有悖于孝道。其实，打丧鼓过程中大多数歌词都是宣传孝道的。其中确实有一些说笑打闹的内容，那也是符合“陪伴亡人欢度最后一夜”的宗旨的，死者家属对此完全认同。我在调查中从未见过家属或亲友阻止歌手开玩笑的。作为外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此横加指责，是对民众文化权利的粗暴干涉。
现代知识分子也曾经打着科学主义大旗，指责打丧鼓是迷信，甚至动用政府力量加以禁止。这当然也是不对的。因为科学和信仰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中世纪用信仰干涉科学，当然不对；现在用科学干涉信仰同样不对。
现代无神论者有自己对死亡的理解，一死百了，当然很好。问题是无神论者面对死亡时往往无法超越。现代城市人大多是无神论，平时舍不得看病，一生医疗费的80%都花在临终前的最后三个月。自己钱花完了，还要借钱看。甚至医生都宣布无能为力了，病人仍然坚持“死马当作活马医”。为什么？说到底是怕死。人都怕死，可是怕死到了这样的地步，其智慧恐怕还比不上乡村农民。
城市人受现代文化教育的程度普遍比农民高，同时城市人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相对比农民少。当现代人深受死亡恐惧煎熬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看看其他人的生活方式，看看其他人的文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多一种选择，多一种活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事事都好，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满足了特定的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因此它就获得存在的理由；它为人类多元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面向，保存了一份独特的文化基因，因此它理当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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