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场疫情席卷中华内外，让世人再次见识到疫病的可怕,同时也让世人见识到了中国人面对危机时团结一心、共度难关的良好品格。
实际上，诸如此类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在华夏并非首例，早在一九一零年的中国，就有一场横扫整个东北平原，牵连河北、山东等地的烈性传染病大规模出现，夺走六万余人性命。
七年后，鼠疫卷土重来，以一种疾如雷电的速度，在短短时间内便再度蔓延四海，打碎了人们刚刚准备迎接新年的喜悦。
特别是后者，和前段时间华夏人的遭遇极其相似，同样是非常可怕的疫病，同样大规模爆发在新年期间，亦同样在某一地区得到有效控制，在疫病防控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此事，正发生在山西。后人曾称赞此次山西防范疫病作风十分硬核。那么，山西人究竟是如何应对烈性传染病的，又是由谁主导的？
01，新官上任，危机到访
彼时，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上台，一名叫阎锡山的官员在其任命下，成为山西督军兼省长。
说到阎锡山此人，可不简单，他不是人们印象里不通学问，行为粗鲁的莽汉，反而是一名曾中清末陆军步兵科举人，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加入过同盟会，足以比肩蒋介石等人，有谋算、有手段的能人。
兼之他出生在山西，对山西的感情非常浓厚，且曾在山西奋斗一段时间，此次任职山西算是他重掌山西、统管山西军政大权的开端。上位后，他果然立刻展开一系列政策改革，一九一七年十月发布《六政宣言》，表明自己打算在山西一展手脚、兴利除弊的壮心。
可偏偏，没等阎锡山真正开始大干一场，一份紧急通告的到来，打破了山西当前平静的局面，令刚刚上任的新官，不得不停手准备迎接一场意外到访的危机。
02，磨叽的北洋政府和当机立断的阎锡山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新年第一天，沉浸在喜庆中的阎锡山从北京政府手中获取一份信息，有一场涉及蒙古多地的疫病正在蔓延。
一月四日，段祺瑞致电阎锡山，告诉他此次疫病可能是鼠疫。一月五日，山西右玉一位经营旅店的商人，在接待几名外来客商后，全家十八口相继患病死亡。
事发当日，阎锡山及时接到报告，一边上报中央，一边立刻传达防疫工作展开命令。原本，疫情扩散不会如此迅速，但由于疫病发生最初，北洋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疫病防控工作错失了最佳时机。
政府官员直到前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才收到疫情报告；疫情出现月余，中央防疫委员会才组织第一次会议。
两个月后陆军军医学院的一百八十名医学生才抵达绥远，展开防疫工作。而此时，对疫病充满恐惧的百姓，早已把病毒带出此地，带向四面八方。
与北洋政府磨叽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阎锡山的当机立断。他在确定疫病已经侵袭山西以后，马上借鉴当年清政府处理东北鼠疫的经验，在山西成立防疫总局，坦白告知全省人民当前严峻情况。
为了防止疫病进一步扩散，阎锡山要求从上到下所有人皆要清洁隔离，及时填埋尸体、封禁病患房屋等等。又下令强势阻断通往外界的道路，严格检查往来者，并派遣军队依照地势设立四条防线，从县城到村落再到巷子，层层把控，仿佛战时戒备。
完成防线设置后，阎锡山对出现疫病区域的人们作出要求，让他们必须用石炭酸水进行自身消毒，更换全部衣物，自觉前往专门用来隔离的地方待上七天。
若是七天后未有发病，可自行离开，反之便会被送入医院治疗，先前患者居住的房屋则及时消毒处理。如此一来，果然有效减少了疫病继续大规模传染的可能性。
不过，于山西人民而言，阻断道路防止疫情扩散的同时，给他们的生存也带来了危机。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山西正处于物资匮乏阶段，加上天寒地冻，很多依靠外省采购维持生计的居民被迫中断习惯，险些冻死、饿死在家中。
幸而得知此消息的阎锡山，及时下达救济命令，让山西政府直接负责山西本地居民的日常需求，为滞留在山西境内的外省人提供免费粮食，方才让百姓们避免悲惨下场。
此外，阎锡山命令山西政府收留乞丐、贫民等群体，把他们集中送到指定收容所中，给他们提供棉衣裤和一日两餐。向不能自理的家庭免费发放救济款和粮食，确保他们的生活无恙。
当然，官兵在运送米粮的时候，不管是马车，还是粮食外袋等等，甚至包括车夫，每天都需要进行一系列消毒措施，再把东西放在指定地点，由民众领取，避免产生接触传染、外物传染的可能性。
对于违抗命令、消极抗疫的官员，阎锡山下手毫不留情。
比如当年二月一日，阎锡山就曾下达一则惩戒应县知事未能及时发现、处理疫病，无视民众性命的命令，不只记过，而且要求他立刻改正，如有再犯，严惩不贷。
代县知事办事不力，被处以撤职惩罚；右玉县知事未能及时通报疫情，同样记大过一次……
可以说，阎锡山的种种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山西疫情的发展，让本该肆虐的疫病被控制在小范围内，没有给百姓造成太大威胁，此一点确实值得世人赞许。
03，地域意识与宏观格局
然而，疫情防控工作的展开，同样暴露了阎锡山性格里的两大弊端，即地域意识太重，没有宏观格局。
事情要从阎锡山信任的医生说起，疫情展开最初，他听从西方医生的建议，认为鼠疫是'有防无治'的存在，故而'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并聘请各国医生、牧师、教士分投帮助。
派委宣讲多员，乘机利导，其注重之点，在使人自防卫，家自引避，村自隔绝。忍一时之痛苦，保万姓之安全。'
在阎锡山的心中，西方医生，特别是外国人是能够信任和倚重的对象，因为他们不会留在山西，不会对他的地位产生任何威胁。
可如果是中国人，尤其是北洋政府派来的，哪怕他的医术再高，亦坚决不可重用，譬如伍连德。此人是当时世界有名的鼠疫专家，曾一手主导八年前那场疫情的防控工作，对此极具经验。
但偏偏，就是如此一位'大拿'在山西境内碰壁了，主要原因在于阎锡山的不支持。伍连德劝说民众火化病逝者遗体、焚烧病患房屋和衣服，却遭到当地民风闭塞的群众坚决反对。
并在自己的助手，一位外国医生私自解剖病逝者遗体的事情暴露后，受到百姓联合报复，险些命丧群殴中。
对此，阎锡山和山西官员不闻不问，不只放任群众闹事，而且包庇凶手，最终迫使伍连德'委屈'放弃山西，直接告辞回家。
虽然说，此时山西防疫已有初步成效，可一位好医生的加入，无疑如虎添翼，能更快解决疫情。
阎锡山并非不懂这个道理，只是伍连德的中国人和北洋政府派遣而来的双重身份让阎锡山心生忌惮，担心伍连德会暗中帮助北洋政府做一些不利自己的事情。
说到底，还是他的个人格局太过狭隘，无法做到摒除私心，真正为民行事罢了。至于地域意识太重，一样是阎锡山最大的毛病之一。
那个时候，直隶省长正同湖南军阀打得不可开交，没有功夫管理直隶境内的疫情，因此北洋政府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分出来一部分医疗人员和防疫人员前往直隶，帮助直隶度过难关。
但阎锡山直接拒绝了。在他看来，他是山西的王，山西的民众生死与他息息相关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而直隶又算什么？不是他的地盘，他为什么要在意直隶民众的生死？
如此地域思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阎锡山继续壮大势力的可能性，让他一生只能困守在山西一地，当山西的王，而不是以山西为根据地，在华夏大地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当然，正如中国老话所言，人无完人，我们无法要求阎锡山当个心怀万民的英雄，他的选择完全依照他自己的心而定，错失什么亦由他自己来承担，一切皆和旁人无关，不是吗？
况且，对山西人来说，阎锡山确实是恩人，甚至当阎锡山防疫的种种措施传出去以后，更得到国内外诸多夸赞，说他乃'筹策之神'。
纵观一九一八年山西防疫一事始末，阎锡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若无他的当机立断，恐怕这场'硬核'防疫战也不会只用七十余天就全民肃清了，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山西人民的性命安全。
同时，阎锡山下令整理编撰《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详细真实记录防疫期间种种举措、规定等等，为防疫工作提供经验帮助，为后代研究民国防疫留下宝贵资料，一样是值得赞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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