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歷及其與季羨林的學誼
陳明
金克木先生被視為是現當代學術史上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大學者之一，粉絲眾多，影響甚深遠。他熟練掌握了英語、法語、世界語、梵語、巴利語、印地語、烏爾都語等多種語言，能夠進行翻譯和教學。他的學術生涯是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其成才途徑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最近黃德海充分利用金克木筆下的不少現實材料，編寫了一部成長小說《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1]，為讀者提供了金克木近九十載人生的概貌，對理解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也頗有裨益。黃德海還出版了一部《劍宗讀書法：金克木的習學之道》，透過金克木自學成才的經歷解讀，總結其獨特的讀書和學習的特點[2]。高山杉在《辨析<金克木編年錄>中的幾個片段》一文中，細緻爬梳更多的史料，對金克木研究提供了精彩的補白[3]。
金克木（原名金業勤）的人生經歷頗為豐富，在二戰期間他赴印工作，成為人生的關鍵轉折。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金克木從印度歸國，1946年冬受聘武漢大學哲學系。1948年秋，他改聘到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金克木在北京大學的學術平台上，與北大互相成就，逐漸成長為一位被視為與季羨林並重的中國東方學家。本文利用新見的信札、檔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過及其與季羨林的學誼，為深入認識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期的學科建設與中國東方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新的可能。
一 金克木在印度及其入聘武漢大學
1：金克木在印度的工作與學習略述
1941年5月25日之後，金克木離開昆明赴印度[4]。他到印度之後，受朋友周達甫（達夫）推薦，作為《印度日報》的記者和編輯在加爾各答工作。他在印期間的主要工作單位就是《印度日報》，他擔任過該報的主筆[5]。
1942年春天，金克木曾和溫寧源在加爾各答參加過一次小型的詩歌朗誦會[6]。1942年12月，《印度日報》的撰稿人王福時（1911-2011）翻譯的《印度概觀》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後來再版數次。其1943年版的譯者“前言”中曾指出：“本書譯稿曾蒙郭中翼、金克木兩先生校對，特此致謝。”[7]王福時當時在印度開辦內外文化供應社，還“在印度為國內經營圖書進出口事業”[8]。金克木在《印度日報》的同事還有李緘三（曾任中央通訊社駐印代表）、石寶瑚等人[9]。金克木、譚雲山、柯俊（工礦調整處駐印代表）、李緘三、周達夫、法舫法師等人還出任過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印度分會的理事[10]。
田新亞的《印度“聖地尼克坦”》一文曾回憶：“1943年泰戈爾的誕辰，在印度，我和金克木兄應邀到'聖地尼克坦’去參加那裡一年一度的紀念會。克木兄當時是加爾各答一家華文報的總編輯。”[11]泰戈爾的誕辰是5月7日，金克木等人赴聖地尼克坦的印度國際大學大概就在此日。田新亞的回憶有不準確之處。《印度日報》屬於國民黨的黨報系列之一，由國民黨中央海外部主管，其總編輯也由該部任命。目前未找到有關金克木被任命為總編輯的材料。1944年2月，顧執中赴加爾各答，出任《印度日報》的總編輯時，首次會面的同事就有該報社社長翟肖佛、“編輯部的負責人金克木，顧問沈萬山等多人。”[12]當時在印度國際大學求學的白慧法師（巫白慧）也以為金克木是該報紙的總編輯[13]，亦屬誤會。準確地說，金克木是《印度日報》編輯部的負責人，而不是總編輯。
金克木在加爾各答時，常與在印居留、開會（如李方桂等）或者過境的中國學者（如羅常培、陳夢家等）多有聯繫。其比較親密的朋友有吳曉鈴等人。杜运燮（1942年底至1944年初在印度）在口述回憶錄《西天緣》一文中提及：
後來有機會，認識了加爾各答的一些在報界的中國知識份子，如金克木。他當時在加爾各答《印度日報》做編輯，掙了些錢後去泰戈爾國際學院讀書。他邀我們到附近的佛教聖地去遊覽，那裡有好幾個與唐玄奘留學有關的地方，是佛教聖地。如那爛陀有個有名的大學，唐玄奘曾在那留學。後來他講經超過了印度僧侶，成了那裡的老師。金克木對佛教瞭解很多，做了我們的導遊。在那裡的旅遊主要是看一些聖跡，如佛教聖地陸野苑、恒河上的佛教聖洞等[14]。
1944年9月，吕德润和金克木去印度國際大學參觀訪問：
九月初，我從前線去《大公報》駐加爾各答分銷處郭史翼兄處小休。在加城從事研究工作的金克木兄邀我去印度中國的國際大學參觀訪問。國際大學是印度哲人泰戈爾獲得諾貝爾獎金後創辦的，其中還設有一個中國學院。學院聘請了譚雲山先生為院長，金克木的朋友吳曉鈴先生就在那裡教書。我倆是應吳曉鈴、石素貞夫婦之邀去那裡做客。當金克木和我從加爾各答乘火車趕到國際大學時，吳曉鈴先生告訴我……[15]。
李樹青1945年夏遊歷印度時，“因曉鈴故，又得認識金克木先生。克木先生的哲學家的味道從名字上已經看得出來。金先生研究佛學最深，頗有心得。和我這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研究佛教的，又自不同。從克木先生的諳熟印度掌故裏，我曉得了印度還有一位猴神，為《西遊記》上孫悟空的藍本。”[16]
在印滯留五年，金克木一面工作，兼顧遊學。金克木當年在印度學習印地語和梵語的情況，1984年8月的《天竺舊事》一書中雖有一些片段的回憶[17]，但事隔四十年，已不如當年所記那麼清晰。1943年11月27日，金克木（筆名止默）在翻譯泰戈爾《我的童年》的譯後記中，有如下的記載：
去年十月間，為了偶然的緣故，我和異地重逢的老友劉宗翰兄請了一位印度朋友每週教我們兩回印度的“北方話”的民間國語——印地語（Hindi）。斷斷續續三個月間，總算把一本《印英自修讀本》念了一遍，但因為不用心學，又是業餘，自然是完全沒有學會。今年初，在國際大學執教的吳曉鈴兄偶然告訴我他從前開始學梵文的美國課本。我接着便在加爾各答的帝國圖書館裏找到了這本書，便一面抄一面讀，居然把不敢嘗試這號稱最繁難的文字的心理打破；可是一開始學印度古文，那印度白話便完全擱下還給老師了。在半年之間，在與古書學問完全無緣的工作的餘暇，靠了師覺月博士（Dr.Prabodha Chandra Bagchi）不時解釋疑難，居然我把這本《梵文初步》自修完了。接着應該讀《梵文讀本》，可是又是美國課本，在印度，尤其是戰時，又只有到圖書館去抄。幸而周達夫兄遠從浦那給我借了一本寄來，才使我的學印度古文的嘗試沒有像學白話一樣的一步就完。這時，在國際大學研究中文的乞寂法師（Shantibhiksun Shri）和國際大學印地語學院院長二吠陀先生（Pandit Hajari Prasad Dvivedi）的指點，我才發心到印度舊式修學梵文私塾的中心，印度教第一聖地波羅奈城（Berranes）來。藉許多友人的幫助，我的心願竟獲實現。可是沒有住在印度教聖地，却到這佛教聖地，距波羅奈城七英里的鹿野苑（Sarnath）來，偷度幾個月的自私生活。一到鹿苑後，除了自己讀《梵文讀本》以外，又把“白話”拾起來，找一位先生來教印地語。可是乞寂法師推荐的一部《摩訶婆羅多》大史詩的白話本絕了版，我手邊除了國際大學的印地語季刊以外，就只有該刊編者二吠陀先生譯成印地語的泰果爾翁的《我的童年》。於是我便念它。一面念，一面譯，結果就產生了這本小書。
……
止默，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於鹿野苑[18]
通過這則後記，我們得以知道，金克木是在1942年10月之後先學了印地語[19]，其後在吳曉鈴的觸動下，開始學習梵文。他所用的梵文教材是美國所出的《梵文初步》（A Sanskrit Primer）和《梵文讀本》（A Sanskrit Reader）。金克木在學習梵文的過程中，多次得到印度首屈一指的漢學家師覺月（P. C. Bagchi）教授的指點。在《“漢學”三博士》一文中，金克木曾寫道：“到加爾各答不久，我就由友人介紹到師覺月教授家裡去拜訪。”“每當我在加爾各答總是忘不了去一次師覺月教授的小書房。”[20]可見，金克木與師覺月頗為熟悉，他向其請教梵文是很自然的。1996年4月，金克木在《風義兼師友》一文中，對在印度的此段學習情況也有所回憶：
在印度加爾各答，到“帝國圖書館”看書成為我每日自定的功課。那裡房屋設備陳舊而借書方便。我找到了一本用英文教梵文的讀本，便抄了讀，并作練習，一天一課，幾個月讀完。打開了這豐富寶藏的大門。因為當時正和一個朋友一同跟印度人學印地語，所以字母發音不必請人另教[21]。
金克木在印度五年的學習、工作、參訪、遊歷，不僅打下了豐厚的印度學、佛教學基礎，而且對他實地認識印度和反觀中國，都有莫大的益處。其意義可以用金克木在《圖書評介：當代印度叢刊弁言》一文中的一句話來歸納，即：“中國是我們自己的事；印度是我們的一面鏡子。”[22]
2：從印度返國前夕：金克木的三封信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遠在印度的金克木也萌發了歸國的念頭。他在印度及其回國的情形，可以從他現存的三封信中略窺一二。
第一封。1945年2月19日，金克木致函在英國倫敦的于道泉。其函內容如下：
兄歐遊已久，自在港獲手書後，至今始重獲消息，不知是否尚拟在歐久住，拟欲返國？梵文在歐是否仍继续？尚祈示知。吠陀研究雖有德人徹底努力，今仍可有新發展，（將神話作歷史的材料）。佛教則Heidelberg大乘学会之外，比法之Poussin、Lamotte努力亦多，不知此外近年來有無新發展？英國梵學本不昌盛，Keith已故，Thomas之一似尚在，倫敦大學之B. Heiman女士並不甚高，弟之所知尚多係十九世紀情形。廿世紀研究除佛教外，所知甚少，如兄能見示一二歐洲梵學近況，甚感。中國梵學中絕已久（去歲李方桂先生來此參加印度東方学大会曾見），現在印學梵文者，周達夫君已考得孟買大學Ph.D., 惟側重對音，未精梵文。吳曉鈴兄在國際大学中國学院（譚雲山院長）教中文，学梵文，重文学。尚有二和尚，一在錫蘭学巴利，一在國際大学学梵文。又一还俗和尚在國大亦教中文，学巴利。國內自許地山故後，僅德人李華德又在昆明聯大開梵文班，聞有三學生。此外，聞季羨林君（清華）在德学梵文已九年，聞成績甚佳。
李安宅先生與式玉姊曾遊西陲，近大約在成都華西大学任教。式玉姊自己精通藏語；道源兄自在港通訊後，即無消息，彼時在蓬萊。綠（陸）華姊妹在陝，以後均無消息，不知兄以後獲得彼等消息否？
羅莘田先生近經此赴美教书；向覺明先生在昆明曾見，以後去燉煌，現恐尚在西北。
弟在此住至三月間，兄收此信時如在二月底三月初，則回信尚可寄此間，以後則請寄下列地址为可靠。Mr. Kin Kemo, c/o Mr. Kuo Shih-I, P-24, Mission Row Extension, Calcutta, India.
公超先生、理遜先生經印均曾晤及。炳乾兄亦請代問好，彼近似去巴黎一行。敝友盧君似已返渝，倘蕭兄知彼近況，請代詢示知為感。弟六載苦行，已冤親平等矣。
十年別緒，萬里海天，回憶燕市昔年，如同一夢矣。
敬頌
教安！
弟 克木 頓[首] 三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鹿苑庙中
Kuo Shih-I即《大公報》派駐加爾各答的記者郭史翼。此信表明了金克木對國內外梵文學者與梵語教學情況的關注，他首次提到了在德國學梵文九年的季羨林。“聞成績甚佳”，即是肯定，也透露相關情況是他從別人那裡聽到的。金克木對西方的梵文研究情況，後來寫成一篇短文，刊發於《西方日報》上[23]。
第二封。1945年6月12日，金克木在加爾各答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比較詳細地描述了自己在印度的一些情況。
從文先生：
五月廿五日手書奉悉。承關注極感。前得餘先生過印時未及相見，至以為悵。運燮兄良錚兄在印均數見，運燮兄並曾同往游鹿野苑，故對弟在印情形當可轉達，惟對近年余之變化不悉耳。
在鹿苑得遇明師，梵文巴利文均入門，現代印語（國語）則未深究，僅由其國語譯本轉譯泰翁《我的童年》。譯後由吳曉鈴夫人石真女士以孟加拉原文校改一過，現在商務排印中。此外，前年徐遲曾在渝代出小書一冊，想亦早見及？來印成績只此而已。讀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欲其真通，非埋頭不動幹三五年不可，而今之環境心情均不能，其無所成蓋可必矣。所讀偏文哲方面，惟梵詩過於倚賴文字美點，有如中國舊詩，雖以同源之西洋文字譯之，除公認之少數德譯外，英譯均不行，故亦實無法轉為華言。佛教典籍中，如什師奘師所譯，文義兼顧，散文有時鏗鏘勝於原作，然一及韻文（如舊譯《佛所行讚》之類）詩味全失。《中論》《俱舍》等言理之作，達意而已，差堪相副，義淨之能，《一百五十讚佛頌》亦覺詰屈，可見其難。而梵文學幾全為韻律之作，介紹之功戛戛乎其難哉！《五卷書》偶見盧冀野君譯為文言，不知何據，風味全失。曾以四言佛經體譯故事，六言譯詩句，成二篇即棄去，將來再動手當作白話。吠陀近讀數章譯為六言八言，實難信雅。曉鈴兄專攻梵劇，或當有成。弟所讀偏重哲學，或則介紹較易，但佛教以外仍需錘煉新詞，亦頗為難。來印前二年忙於與學問無關之“新聞”，後二年內又僅二冬用之讀書，實則僅有一冬真正從師攻世界最難之巴你尼文典，如是而望其有成，不亦難乎？李方桂、羅莘田兩先生後，又蒙先生遠予策勵，益增汗顏矣。至於當代印度文壇則頗為蕭條，印語雜誌不多，好者尤少。報紙無副刊，加以方言（文字）太多，窮苦人太多，文盲太多，銷數有限，作者無稿費，物質上已難多產。而新風未普，舊日之傳統體裁仍有勢力（如其電影，千篇一律，且多神話片），傑出者亦寥寥。民眾所嗜仍是三百年前之白話之宗教史詩。方言文學中，孟加拉語（泰翁所用）較勝。石真女士在國際大學專攻已兩三年，可謂已告成功，現已開始從事選譯。國語中之回教語詩因為前朝官話較為純粹。印地語則非口頭語之詩尚流行，口語文學方在創造。至西印古甲拉第語（甘地用語）、馬拉提語，及南印各方言文學亦各有所長，未能深知，但大多不脫前人窠臼。總其原因，印度雖交通發達，經過百年以上之工業化，而其人民多數仍為千年以前之生活思想，加以宗教縛鎖，習俗難移，文學亦隨之而似缺一五四運動矣。
樹臧兄消息聞之甚為欣慰，前楊剛過印時已曾言矣，馬耳來時又說其不可靠。今既有所歸，無論他人謂之何，如願即是幸福。弟自昆明一見之後，未能忘懷，並無他意，只覺歉仄於心。楊剛曾問“是否有報復之意？”自忖實無。今聞證實此訊，如釋重負。盧君近聞已在日內瓦與使館中人訂婚，或已結婚。此乃大幸事，弟亦隨之而獲“解放”。第不知蕭郎知之否耳？其表兄（追之十餘載）去歲亦在渝與粵女結婚。此一重公案告一段落，所餘者蕭與某兩個聰明的傻瓜而已。年來認識一女友，現在昆明南菁教書，姓賀，燕大學生，曾欲來印，不意最近簽證被拒，牢騷之至。理科學生（文字就信看也不錯），北方人，當年埋頭讀書，及年華逝水，然後恍然，欲追歡樂，業已過時。其人甚為爽直，其情極可同情，雖未謀面，已成良友，幾步盧君（通信五年）之後塵。然八小時之航路雖短，而一紙之簽證為難。倘蘋果不落向地球，據說地球必落向蘋果，倘兩不相下，則最好是來一人把蘋果吃去。接先生來信後曾去信問她願不願見先生，如先生有熟人認識她，盼便中照拂，因自傲之人轉而自毀，極其容易也。今之女人心理似均轉趨一轍矣！（介紹新環境新朋友，介紹與楊剛通信謀去美以慰之。）
國內情形此間由《大公報》可見一二，傳聞所及，亦頗黯然，眼所見到者或尚較國內為多。一出國門即耳目大異，如去重塞，且深知國之重要，尤其處於此時此地。故對國內極為關切而無如何。弟本欲去歐洲一行，今歲即打消此意，一則年事已長，不便長此漂流；家母漸衰老，不能長在友人家中寄居。二則國家多事，自己不爭氣，走到天邊亦復受罪受氣（無心肝者當除外），心中不安也。本預備三冬讀書，秋間去浦那專讀主要經典（婆羅門教），不意近來心情大亂，很想返國。當然賀君來印不成亦一刺激，加以曾在重慶目睹怪現狀，今變本加厲，返國亦只有去昆明，而不欲去渝，（家母在筑）。現在此並無牽掛，不讀書，不做事，不安心，則不如歸去。去國四載，不知滿街吉普之金碧路上仍能容一無足輕重之人否耳？此間所購數箱梵籍，惟有俟戰後交轉運公司運上海。但如飛回國，則十八公斤行李，下機後樣樣須買，深恐不免凍餒矣。返國奉母乃第一義，目前尚猶豫未決，三兩日內如決定時，行期總在年底以前國內大熱鬧之時歟？有暇祈將國內情形示知為幸。
此間友人出一《中國週報》（弟不負責），其“文藝之頁”編者為李極光兄。曾出泰翁八五誕辰特輯，有弟一文《創造的統一》及石真自孟加拉原文譯詩，尚有未發表之泰翁訪華照片，茲將畫頁抽印者寄奉一份。故人良多，當增感慨。詩文未便一次寄，賀君與渝徐遲處似皆有一份。弟並在該刊發表《少年行丙》（上），未完成之舊作，永遠不完成矣。先生所提及之“小報”為何性質？倘心情較佳時或當寄短對話談印度文哲之類，政經則不易談不能談也。以後賜教祈寄《大公報》郭史翼兄轉較妥：Mr. Kin Kemo，c／o Mr. Kuo Shih－I，P.24，Mission Row Extension Calcutta，India。敬頌
教安！
弟 金克木頓首 六月十二日之琳兄等並祈代致意，恕未另[24]。
金克木在鹿野苑所遇的明師是指退隱鹿野苑的憍賞彌老居士。泰戈爾《我的童年》譯本是商務印書館1945年7月初版的，金克木寫此信時，尚未拿到該書。金克木所學印度古典文獻，偏重文哲方面，这也是他日後研究的重點。金克木在學習的過程中，嘗試翻譯《五卷書》和吠陀詩句，感覺到翻譯之不易，尤其是較難選擇合適貼切的文本形式和漢文譯語。有關近期的行程安排，他確實曾有遊學歐洲的計劃，只是考慮家國的事情較多。此時金克木的母親在貴陽（“家母在筑”），“返國奉母乃第一義，目前尚猶豫未決。”金克木在抗戰勝利前夕的這封書函，在在反映了他當時的困境與矛盾心態，也描述了他在印度學習的大體收穫，這使他未來成為一名印度學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金克木寫此信後，並未決定立即回國，而是又去浦那繼續研究，與郭克雷（V. V. Gokhale）教授合作，共同校訂了梵本《阿毗達摩集論》。
第三封。1946年5月21日，金克木在收到于道泉從英國寄來的書信之後，又回復了一函。該函內容如下：
Calcutta
May 21, 1946
道泉先生：
昨寄一信未發即接來示，知已与H教授面洽妥弟赴英事，無任感謝！惟弟同時收到家母一函，知家母已隨友人全家由貴陽去上海，約6月下旬可到沪。如此，則弟不能在印久候，必先至沪安家以後再赴歐。預計在印办手續，候船亦需時數月，與返國前往費時略等，但往返路費較多，須到沪再設法耳。請代向H先生解釋下列各点為幸：
1．家母已去沪，弟必須先回沪安定後，始能赴歐，薪俸僅足維持一人，更不能不先安家，俾家母能稍有定居。現中印間每月僅有一船，拟六七月間啟程，七月底以前可到沪。
2．薪俸雖低於予中國學生之Scholarship，但如与他人平等，且可維持个人，弟当不介意。如校方公布办法，能有增加最好，不增亦不成問題。惟旅費如校方照例不供給，則弟前往時為筹旅費或將延遲時間，務請其見諒。
3. 在印办護照Visa及等船之Priority，普通均須半年時間，有家眷者（英人）甚至候至一年。故回國办護照手續反較簡便（只要有聘書為证件。）（香港英間船較多，）沪英船雖較少，但候船者不致如印度之多。故弟去沪再去英，在時間上並不比留印去英為延長。所成問題者，即前述之旅費須再筹耳。
4. 弟之生年履歷另函開上。如六月間可發聘书，則弟能在印收到，最佳。否則弟決定啟程之日当函告寄沪。學校是否於十月間開學？弟如不及於開學前趕到，想無大關係。（弟並無degrees，想無關重要?）
先生接受北大聘約，聞之極為欣慰，弟前去函羅莘田先生時曾提及先生在英，“楚才晉用深可惋歎”。今回國有日，深盼能在英先相晤，然後送先生登舟也。藏梵漢字典計劃弟極為贊同，不知已寫卡片者除Mahavyutpatti外，尚有何材料？Radhar之十地經（Daśabhūmika）之glossary（梵藏漢蒙）巴黎书店书目中尚有之，已引用否？弟亦集有梵漢（哲學）卡片數百張（皆玄奘譯），並有印人之藏梵對照附index書數種，將來均可供先生用。日內弟如獲得《辨中邊論頌》梵本殘卷照片，若可以校刊時，並拟請先生合作，由藏文對勘，作glossary。此书可有梵、藏、玄奘、真諦四本對照，且在哲學上極為重要。弟意先為一本书作glossary，然後逐一擴充配合；先全用舊譯，然後加以修改补充。不知先生以為如何？Mahāvyutpatti除日本兩種外，此間B.I.叢書中亦有梵藏英對照本，但不能購齐，先生当已用過。即頌
教安！
Prof. G. Haloun处請代致意。
弟 克木書[25]
□□□間寄香港，航空，掛號，均不收。中國銀行□□□交，培新尚無覆信。
弟現居加城，覆示祈寄加尔各答。
Mr. Kin Kemo,
c/o Mr. F. S. Chou,
Senite no. 16,
A.C.Mansion,
Bentinck Street
Calcutta, India[26]
于道泉利用在英國工作之便，於1946年春夏之交推薦金克木去英訪學。至於信中所說的H教授，金克木《奇人不奇——記于道泉教授》一文中又提到了他：“戰後他（指于道泉——引者注）知道了我和一位印度教授合作校勘出梵本《集論》，便介紹我去劍橋大學和一位德國教授合作。”[27]據王邦維老師面諭，此處所謂的H.教授，並不是一位德國教授，而是指G. Haloun，即當時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出生於蘇臺德區的捷克人（猶太籍）漢學家夏倫（Gustav Haloun，古斯塔夫·哈隆，1898-1951）教授[28]。
夏倫也是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時的漢學引路人。夏倫教授也曾邀請季羨林去劍橋工作。1945年12月23日，季羨林滯留瑞士時，“今天收到Prof. Haloun（哈隆教授）、Prof. Kern（克恩教授）、Prof. Beck（貝克教授）的信。Prof. Haloun（哈隆教授）告訴去我、範禹（龍丕炎）現在美國。他預備在劍橋大學設一個講師的位置讓我去，我看這些消息，忽然心裡又興奮起來，坐立不寧。”[29]12月27日，“回來仍然到樓下圖書室去。寫給Haloun（哈隆）一封信。一直寫到快吃晚飯才寫完。”[30]夏倫所說的只是他的一個預備計劃，距離他建議劍橋大學直接給季羨林發講師聘書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季羨林給夏倫教授的回信，雖不知內容為何，但此後季羨林離開瑞士啟程回國，也未趕赴劍橋。
據白慧法師1946年9月8日給太虛法師函，其中提及國內梵文學者，包括“現在回國之金克木、吳曉鈴二君”[31]。可知，金克木是在1946年9月之前回國。他與先在上海的母親匯合，從此再沒有去過英國。其原因到底是沒有獲得足夠的獎學金，還是要奉母為先或者受時局的影響，已經無法得知了。金克木此信函中提出的編纂梵藏漢辭典之計劃[32]，最終也未能實現。
3：金克木受聘武漢大學
金克木從印度回國之後，就開始尋找工作。1998年2月，金克木在《教師應考》一文中有簡要的回憶：
一九四六年我從印度回國，武漢大學聘我為教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推薦人是吳宓教授。我一到上海，見到鄭振鐸先生時，他就說推薦我到大學教梵文，但未能實現。曹未風告訴我，吳宓先生在武漢。一聯繫，不久便得到電報說學校已決定聘我。到校後，吳先生說，他原是要我到外文系教梵文。文學院長劉永濟先生把我安排在哲學系教印度哲學，因為那是必修課，又是缺門。梵文作為選修課，再加上一門印度文學（第二年改為佛教經論研究），就達到教授能至少開三門課的要求了[33]。
金克木提到鄭振鐸推薦他，應該是真有其事，雖然現存的鄭振鐸日記不全，沒有1946年的這個時段的記載，但1947年5月1日前，趙景深在《記耿濟之》一文中寫道：“記得數月前，大約是振鐸歡宴剛從印度回來的曲學專家吳曉鈴和詩人金克木吧，我和濟之也在座作陪。”[34]由此可側面證實金克木與鄭振鐸的交往。
曹未風是金克木的老友，時在上海工作，知曉同為英國文學史家的名教授吳宓。他告訴金克木有關吳宓在武漢大學執教之事，應該是很自然的。金克木在1936年8月8日的時候，曾去拜訪過吳宓，“晚10-11金克木偕清華學生侯可之來，言將游日本。宓亦怦然心動，思同往游，以舒積鬱云。”[35]次日，“晨8-9金克木來，知其東游期尚遠，未便同往。9:00胡蘊輝來，與金君在此共談現代文學與青年思想。”[36]1941年5月25日，金克木在即將赴印度之前，還去拜訪過吳宓。“陰。金克木來，盤桓傾談終日。……金克木讀宓近年詩稿。宓則讀彼之石印《詩集》。彼旋以詩中人盧希微小姐（Sylvie）之照片多枚示宓，而述其歷史及心情。……晚飯後，金克木別去將去印度。”[37]金克木與吳宓相談甚深，涉及到個人的情感生活。因此，金克木回國後，從上海致函吳宓，表達求職之意。
1946年9月19日，吳宓“適接金克木（上海天潼路288西太平洋大樓404室聯興公司收轉）函。示濟，決聘為教授。……夕，回舍。作函復金克木，誠邀。”[38]北京大學檔案館中收藏了金克木與北大出版組聯繫的兩個無函的航空信封（檔案編號BD1946011/6），信封上的信息如下：
上海 天潼路二八八號
西太平洋大樓
聯興公司 金克木先生
這是金克木在上海的通信地址，與吳宓日記中的記載完全吻合。
9月20日，吳宓“下午撰成金克木薦書、周煦良薦書。”[39]9月28日，下午“宓接金克木九月二十四日函，並履歷、詩、詞，即復航快函（$180），寄去聘書。”[40]金克木能被武大所聘，吳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是吳宓向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永濟的鼎力推薦，金克木被聘為教授的可能性纔大增。金克木與吳宓之間沒有師生情誼，此前的往來也不是十分親密，吳宓的推舉乃是基於金克木的學術水準和武大學科的需要。此後，吳宓還替金克木預支工薪并匯款，以及代請假和抽取宿舍等雜事，可謂周到。
筆者推測，北京大學檔案館現存的這個信封可能是金克木收到武大的聘函之後，與北大出版組聯繫，以購買梵語教學圖書。北大梵文教學所用的教材之一就是英文版的《梵文初步》（A Sanskrit Primer）。樂恒同學從北大圖書館找到了四冊由北大出版部影印的《梵文初步》，該書加蓋了“東方語文學系指定教材”印章。該教材使用了好幾年。1955年11月8日，季羨林在給山東大學關德棟的回函中提及“《梵文初步》的確印過，但是現在北大出版部早已與北大脫離關係，這一批書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41]北大的梵文教學參考書還有荻原雲來的《實習梵語學》。季羨林在日記中好幾次提及該書。
10月27日，“旋金克木自滬飛至，即同午飯。下午陪金至半山樓住居。又步湖濱，且至系中坐談，示以《課程表》。”次日，吳宓“上午9-12在院、系晤濟及金克木等。”從此，金克木正式開始了在武大兩年的教學生涯。他和吳宓有較多的交往，在吳宓的日記中多有記載，就不一一引述了。
金克木在武漢大學所教的課程主要有梵文、印度哲學史、印度文學史等。據武漢大學檔案《武漢大學文學院課程表》（檔案編號6L7-1946-045），由金克木開設的課程如下：
外文系 第三學年：（二）選修課程
印度文學史：2、2、2、2，金克木 最好兼選梵文壹（哲四一人選讀）
外文系 第四學年：（二）選修課程（任選一門或二門）
梵文壹：2、2、2、2，金克木
哲學系 第一學年 （乙）選修課程 第二外國語
梵文（一）：2、2、2、2，金克木
哲學系 第三學年 （甲）必修課程
印度哲學史：3、3、3、3，金克木
哲學系 第三學年 （甲）必修課程
印度哲學史：3、3、3、3，金克木 仝 右 （即：補修與三年級合班）[42]
除梵文、印度哲學史、印度文學史這三門課之外，金克木還要面臨學院所分配的其他課程。1947年8月6日，吳宓“午飯時般辭欲歸，乃與約定：不以《語音學》（金克木可任）及《實用英文》相煩。任何時，招聘即來。”[43]8月24日晚，吳宓“又訪金克木。宓再懇求金克木授《英語語音學》，彼失信不肯。宓甚憤。”[44]9月3日上午，吳宓“與金克木再商教課，未有結果。宓倦甚，因未辦公，而寢息。”[45]11月14日，“晚金克木來談代課事。”[46]
金克木的個人簡歷見於1947年元月的《國立武漢大學教職員錄》，如下：
文學院教授，
教授 金克木 止默 男 安徽壽縣 三五
經歷：印度鹿野苑及國際大學、孟買大學、加爾各答大學等地研究，曾任國立湖南大學講師、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教授。
到校年月：卅五年八月[47]。
《國立武漢大學第十六屆畢業紀念刊》中有“金克木 哲學系教授”的照片，通訊錄也有他的相關信息：“金克木，止默，安徽壽縣，安徽壽縣東嶽廟巷。”[48]1948年3月1日吳宓致朱介凡函中，也略述了金克木的簡歷，內容如下：
金克木 安徽壽縣，年三十六。印度鹿臥苑及加爾各答大學研究，印度國際大學教授。現任國立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專授印度哲學文學。今擬講題：《大我與小我——印度哲學之中心問題》[49]。
兩處都提到金克木曾任“印度國際大學教授”之說，不過目前尚未發現相關資料，需要進一步查證[50]。武漢大學直接以教授聘任學術成果並不突出的金克木，固然有吳宓的大力舉薦，更有可能是當時印度學師資人才的匱乏，纔有如此的待遇。
1947年5月28日，金克木與張培剛等六位武漢大學教授發表了《我們對學潮的意見》一文[51]。隨後武漢大學發生了著名的“六一惨案”，金克木因為發表了支持學生的講演而同繆朗山等五位教授被國民黨軍警逮捕。後當局迫於全國人民壓力，又釋放了他們[52]。10月17日，《大公報》（上海版）第八版“教育與體育”云：“金克木仍執教'武大’，近有詩在《詩創造》上發表。”10月22日，《大公晚報》第一版《李廣田教授翻譯 金克木埋頭寫詩》亦云：“金克木仍執教武漢大學,課暇多埋頭寫詩,《詩創作》上常見他的作品。”
二 金克木任教武大期間與季羨林的通信
金克木可能在前述給于道泉的書信中，纔首次提到季羨林的名字。他知道季羨林當時還在歐洲研究梵文。季羨林留德十年，與金克木根本沒有見面交流的機會。季羨林歸國後的日記中有兩次提到了金克木。1946年12月27日，“早晨六點多起來，洗過臉，寫給金克木一封信。”[53]這應該是季羨林收到了金克木的書信之後，給他的回函。但其內容是什麼，目前暫不清楚。
1947年1月31日，季羨林“九點到北樓去上湯先生的課，十點下課，回到紅樓，到合作社領了一套麵粉，到郵局寄一篇論文給金克木。”[54]該論文可能是季羨林自己發表過的一篇論文，這說明兩人之間已經初步建立了學術聯繫。
在畫家兼收藏家榮宏君捐贈的季羨林先生學術資料（電子版）中，目前發現了四份金克木的來函，時間是在1948年金克木入聘北京大學之前。這四封信對瞭解季、金兩人早年的學誼非常重要，現承蒙允許，分別予以公佈如下。
第一封。1947年6月18日金克木回函，內容如下：
羡林吾兄，
大札早已收到，不意武大忽发生意外，弟又误被株連，致稽奉覆。經過情形惟滬《大公報》所載尚不遠事实。當局為此織罪，竟以匪巢視學風向屬平靜之武大，實足見其心虛胆怯，四望皆敵。國家不幸，浩劫重重，悲憤何已！弟之被告即因偶列名於一座談会，即被列入黑名單，尤為可笑。近自武漢警備司令撤職查辦後，一切漸趨平靜。俟畢業考試舉行後，當可放假。教授会擬提出學術自由保障法案，尚不知效果如何。弟本擬暑中北上，或去京滬一行，今則難以實現矣。拙文蒙獎，愧甚。“宗”字誤譯，發現而未改，已承景昌極及湯錫予先生指出。弟又譯Bhartrhavi數十章（白話），擬寄朱孟實先生，乃係試驗，並非完稿，將來仍祈 教正。周一良先生所学似偏重史料，已晤及否？弟欲譯出Mbh.之bakavadha，以其與《西遊記》殲妖相類，可供比證，但佛典未經鈎稽，只作文學翻譯發表，當用語體，尚未動筆。德望兄夫婦欲北返，亦未能成行。匆覆 即頌 近安！
弟 克木 頓首 六月十八日
根據武漢大學的“六一慘案”發生時間，此信乃是1947年6月18日書寫。在“六一慘案”之前，金克木就已經收到了季羨林的信函。此信中，金克木不僅敘述了自己的政治遭遇，也提及自己的學術計劃，尤其是準備翻譯兩種印度典籍中的部分篇章。其中，5月31日，他選擇印度學者高善必（D. D. Kosambi）精校的伐致訶利（Bhartṛhari）作品《三百詠》（Śatakatrayam）中的六十九首詩進行了翻譯，後刊發於《文學雜誌》第二卷第六期。“拙文蒙獎”說明金克木將自己的文章寄給了季羨林。函中提及的景昌極（景幼南，1903-1982）是哲學家、佛學家，1946年9月任武漢大學教授，是金克木的同事。
第二封。1947年10月27日金克木的回信。其信封上有武漢10月31日的郵戳。此信內容如下：
羨林吾兄：
大札拜悉，稽覆為歉。前朱孟实先生來此時曾示及兄相約之厚意，至為銘感。弟來武大原係吳雨僧先生推荐，而劉弘度先生文學院長約定。兩公猶尚在此，弟故不遽离去。实則弟之在此，亦為哲系之有印度哲學史，備員而已。上年尚有三学生学梵文，今已畢業而去。下年無人選矣。今夏本亟欲北去一遊，藉与故友鬯敘離情，兼就多聞，以開茅塞，乃以種種原因遲延未果。今時局日变，來歲誠不可知。茍能交通不断，明夏必當北上一行，並謀良晤也。論《浮屠》大文刊出後，必當拜读。惟“文史”沪版停後，北方消息如隔絕矣。吾兄憑藉猶多，復孳孳不懈，弟誠望塵莫及。前在天竺猶困於外務，未克有成，今已悔其学之少。而返國匆匆一年，雖少數藏書已運來，而孤陋寡聞，疏懶成性，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深為此懼，大有愧色矣。師覺月先生、白春暉君V.V.Parajapa到沪時，均來一信，而弟因循未奉函，極為慚悚。最近當分別去函。兄想与彼等常見，盼代致意為幸。（夏倫先生 G.Haloun处弟亦竟未去信。今年自不能去英，明年亦未可，必爽約之咎，深為愧恧。兄如去信，並祈代致意。弟仍將去函也。）孟实先生前云：師覺月先生暑間返印募書，恐未成事实？白君梵學家傳其尊人並曾為Lévi弟子，久任梵文教授，甚為orthodox，且好學不倦，頗有希望，弟前致兄函中似曾提及。
前見兄在《觀察》發表《論留學政策》一文，实獲我心，即欲奉書，畧抒鄙見，不意寫成一文，遂亦寄《觀察》發表，刊出後請指教。弟意為針对目前之爭論而發，因辨護留學者，只言原則，而庇護現象。实則中國只有鍍金風氣，何來留學“政策”？留學之成功者一如當年赴天竺求法之僧徒，其成功固非有計劃之結果也。弟之意見：為专門学術独立之目的，留学應由研究機關（包括大学之独立研究所）有計劃派遣。至於大学教育之改造，問題甚大，難於單独解決。若但延長兩年，則無必要。今之大学实乃中学之延長，故中学生必入大学，因而愈办愈多。若研究院又為大学之延長，則大学生必爭入研究院，而各大学又將競办研究所，此乃降低而非提高矣。其次，弟極贊成兄之延聘外國學者之議，但無論講学或任教，皆必須由本行专家推荐延聘國外真正第一流名家，不可由外交途徑招攬。試观教会大学，何嘗無外籍教授，而水準又如何？必須如羅素、杜威之流來華講学，始能樹立影響，久而不衰。且尤賴有中國学者与之合作，傳達其学說於國人也。而今國步迍邅，竟難復民初之盛，尤可慨矣。拉雜寫來，不覺盈紙，幸勿為矣。即頌
教安！
弟 克木頓首 十月廿七日
此信中有三點頗堪注意。其一，“兄相約之厚意”說明季羨林有意延攬金克木到北大任教，擴充東方語文學系的師資力量。《浮屠》乃是指季羨林的《浮屠與佛》一文，他於1947年9月5日開始寫《浮屠與佛》一文，至14日抄完。在發表之前，季羨林把此文念給陳寅恪先生聽，並且與李榮、周祖謨討論此文。20日，他還補寫《浮屠與佛》并抄好。22日又重寫了《浮屠與佛》裡面的一段。25日又發現此文有不妥當的地方，再進行了改寫。26、27日兩天到圖書館看與此文相關的材料。“論《浮屠》大文刊出後，必當拜读。”這說明此文當時尚未刊出，但季羨林已經把寫作此文一事（或許還包括內容簡介）告訴了金克木，以交流學術。其二，涉及兩人都有關的外國學者情況。金克木向季羨林介紹在北大的印度教授師覺月、留學生白春暉（V.V.Parajapa）的情況，他在印度時就與這兩人相熟。此信中又提及夏倫教授的通信，表達無法赴英的遺憾。其三，有關留學問題的共識。9月21日，季羨林開始寫《論現行的留學政策》一文，兩天後寫完。該文後發表於《觀察》。受此文影響，金克木也撰寫了一篇《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後於11月11日刊發於《觀察》第3卷第12期。此信中金克木介紹了自己有關留學問題的基本看法，特別強調要以專家委員會的名義聘請有實力的外國名家來講學，而不需要那些濫竽充數之輩[55]。
第三封。1948年2月2日的回信。現存信封上蓋有武漢和北平的郵戳，分別為2月5日、2月8日。
羨林兄：
大札拜悉。印度之东方学大会乃Poona學者為主之全國性集会。1944年中研院曾派李方桂先生參加，在Banaras，弟亦在，但未赴会。曉鈴兄等曾往会中。佛教組當年似係第一次会，P. V. Bapat主席，Rahula（已去苏聯者）亦曾講西藏佛典，無大精采。李先生則參加語文組。1946第二次会，似無中國政府所派人士，佛組主席即Bagchi。今年不知在何地。如教部尚有外匯可以派人，兄如有意，可藉此一往。会中論文提否無關係，会外或許講演。李先生曾去Poona講泰語之干支借字，印人印象甚佳。兄稍準備吐語或Mahābharata等一小題目即可[56]，藉此可交數印度學者，但甘地翁故去，印局未可乐观，印文人亦喜談政治。Poona之Diehard Hindus 又為禍首，時固不宜，兄亦未必能去耳。至於開列中國学者，弟列名与否由兄決定，（在印用英文名Kin Ke-mo）。Bagchi去印何日歸來？弟迄未去信，頗覺失礼。東方語文學會有眉目否？北方嚴寒，尚祈珍攝。弟在此亦如处圍城，但交通阻絕旅費日昂，無可如何耳。
祝好！
弟克木頓首
二月二日
又，信箋天頭另寫三行：
周達夫兄在印熟人甚多，似可列入list.
Prof. Chou Tafu, Ph.D.(Bombay).
Sun-yatsen Univ. Canton.
此信主要介紹印度的東方學大會的情況。此事也與當時季羨林、周一良、馬堅、王森、翁獨健等學者在北京醞釀成立中國東方語文學會有關。筆者最近撰文梳理了中國東方語文學會的成立始末[57]，此不贅述。此信中提及的巴帕特（P.V.Bapat，或譯巴波陀[58]）是印度知名的巴利文佛學家、漢學家，1930年代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曾師從我國學衡派創始人梅光迪（字迪生，1890-1945）學習漢語[59]。金克木在《“漢學”三博士》一文中回憶曾參加巴帕特女兒的婚禮，以及巴帕提來訪北京時在宴會上為其翻譯之事。巴帕提曾在巴宙（Mr. Fa-Chow，法周）、周達夫（Mr/Dr. Chou Ta-Fu，周達甫）、徐梵澄（Prof.Hsu Hu，徐琥）、法舫法師（Rev.Fa Fang）的幫助下，閱讀漢文《佛說義足經》（或謂三國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並完成巴利文《義足經》（Arthapada Sutra）的英譯[60]。他還出版過涉及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61]。
第四封。1948年7月10日信函。這是金克木在北平新婚之後回到武漢所寫，具體內容如下：
羨林吾兄：
到平得獲鬯譚，甚以為幸。上月廿九日返武大後，因德望兄辭職正為當局極力挽留，弟不便再碰釘子，以後校長又請宴新來哲系主任洪謙及德望兄等，弟亦被邀，又難言離去。遲至昨日，哲系人事粗定，德望兄之去已成定局，弟乃与劉院長及吳雨老与洪先生婉提下年課可停開，請假一年去北大帮忙之議。劉弘老雖仍認功課無關弘旨，但需弟留校。然大致上已有德望之例，月內北上當不成問題。學校手續請告季雍代辦，孫先生之房子務請設法先定下，否則家母本不欲北去，賣去囤積物資，捨棄新房而去借住紅樓，实於心不安也。弟須至滬略停，或可遇湯先生。德望仍候直達船，或至月底矣。匆祝 暑安！
恭三兄同此，恕未另。 《文史》已遵命贈千帆並閱。
弟 克木 七月十日上
從內容不難判斷，此信是1948年所寫。季雍，乃金克木的新婚夫人唐季雍，是武大教授唐長孺之妹。劉弘老，即時任武大文學院院長劉永濟，字弘度。金克木此信主要說明自己要離開武大時的人事情形。“獨學而無友”，可能是金克木當時在武大的心境，因此，在季羨林早就伸出橄欖枝之後，他來北大就順理成章了。
三 胡適為金克木證婚與金克木
受聘北京大學及其教學
1：金克木在北大的婚禮與受聘北大過程
金克木對自己在武漢大學的經歷，後在《珞珈山下四人行》一文有所回顧[62]。程千帆口述史《勞生志略》中，對金克木在武大的情況也有如下回憶：
抗戰勝利以後，我回到珞伽山，聽說哲學系聘請了金先生，他剛從印度回來，哲學系需要有個人講印度哲學，就把他聘來了，那時他還沒有結婚。我們幾個人常常在一起，談學問，也談其它。隔了兩三年，胡適希望金克木到北大去，當時北大有季羨林，還有一些懂梵文、印度文、烏爾都文的先生。金克木在武漢大學如果講中國哲學還有朋友，如果講印度哲學，就他一人，所以他也很想去北大。當時唐長孺有個妹妹叫唐季雍，在北大哲學系讀書，金克木要調到北大去的時候，唐長孺就對他說：我有個妹妹，還沒有結婚，如果你們見了面，覺得很好，也可以談。後來金克木到了北大，一談就覺得很好，就要胡適給他們證婚，他們就結婚了。這樣，唐長孺和金克木就成了親戚。金克木和我的另一位朋友麗尼（郭安仁）一樣，都是無師自通，外文特別好。他的法文非常好，他最初在湖南大學就是教法文，他去看楊樹達先生，楊先生看他很年青，還以為是個學生。後來他去了印度，在印度的一所大學裡教書，他的職稱是在印度定的。他這個人非常聰明，他在北大先是教梵文，後來北大希望印度文化的內容近代化一些，不要講太古老的，他就教烏爾都文。烏爾都文大概是印度多種語言中流行得最廣泛的一種語言。解放以後，金先生好像不在系裡，到了南亞研究所。他寫過一本《梵語文學史》，還翻譯了一些印度的書。他對於中國的佛學也知道得很多。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剛好那時舊書非常便宜，他想買一部《大藏經》。因為拆零了，不完全，他就把自己感興趣的部分都買了。買回來以後，家裡的房子太小，沒地方放，只好又退還給書店。他又懂天文學，所以解釋《古詩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就解釋得很好[63]。他在近十年中非常活躍，出了好幾本書，都是二十萬字左右的，我很喜歡。
程千帆的這段口述史有準確的地方，也有猜測之處。比如，當時北大有懂烏爾都文的先生，就不確切。至於金克木與唐長儒的妹妹結婚一事與他入聘北大的先後順序，也需要梳理。
圖一：吳曉鈴致陳夢家短函
1948年4月底，金克木從武漢來到北平。吳曉鈴致陳夢家的一則短函有所提及（見圖一）：
夢家兄：
謝謝您的信，我已轉知所中的朋友，可惜我因為有个約会，竟不能参观你的宝藏，但弟相信總会有机会的！祝
俪安！
吳曉鈴
卅七、五、一
克木已來一週，附聞！
金克木（見圖二）到北平的目的，或許有二：其一是與好友唐長孺教授的妹妹唐季雍會面，其二，是瞭解北京大學的一些情況，準備北上求職。唐季雍是西南聯大的學生[64]。西南聯大《一九四三年度一年級學生名錄》中，文學院哲學心理學系就有唐季雍的名字，同班同學有王太慶、韓濟民等人[65]。她偶爾出現在《夏濟安日記》中，1946年9月28日，“上午花在清華同學會，遇見唐季雍，我請她、志清、錢公、曼立四人吃中飯。態度很從容。”[66]《國立北京大學三十五年度第一學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分發學生名冊》中，唐季雍（女）為文學院哲學系四年級學生，三十五年十月入學[67]。《國立北京大學三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應屆畢業學生名冊》中，唐季雍的信息為：唐季雍，女，二五歲，籍貫江蘇吳江，院系為文學院哲學系，入學年月為卅二年九月[68]。由此可見，唐季雍是1943年9月入學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哲學心理學系，1947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文學院哲學系。
圖二：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金克木小照
金克木到了北平之後，去拜訪過胡適、鄧廣銘，並陪同陳寅恪、季羨林一起到中山公園看牡丹花。金克木1996年11月所寫的《陳寅恪遺札後記》一文回憶了當年的情形：
那是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間，我從武漢到北平（因為內戰激烈鐵路不通只有搭飛機）。見到老朋友鄧廣銘時，他非常高興，引我在北大校長室裡見到胡適校長，聽他異常興奮地對我談他對中國佛教史的見解達半小時以上，因為另有約會才中斷。鄧先生還說，他將借用胡校長的汽車去清華大學接陳寅恪先生進城到中山公園看牡丹花，請季羨林先生作陪，也邀我參加以便認識他們兩位[69]。
這次見面是金克木和陳寅恪、季羨林的首次會晤。隨後不久，1948年5月22日，金克木和唐季雍在北京大學孑民堂舉行了婚禮。當日《申報》第三版廣告欄目中，有《唐耕餘啓事》一則，就是該婚禮的消息：
唐耕餘啓事
四女唐季雍與金君克木承朱孟寶、張眞如兩先生介紹，於國歷五月廿二日在北京大學孑民堂舉行結婚禮，敬請胡適之先生證婚，謹此敬告戚族[70]。
當日《申報》第七版“文史”欄還刊發了季羨林的論文《佛教對宋代理學的影響》（“三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於北京大學”）、金克木的論文《印度文法理論的根本問題》，不無祝賀之意。金克木和唐季雍結婚的介紹人是北京大學的兩位教授朱光潛（西方語文學系主任、文學院代院長）、張頤（字真如，曾任四川大學校長，時任教北大哲學系）。婚禮的證婚人是胡適校長。1948年5月25日，《大公報》（上海版）第三版《胡適讚揚偷聽制度》一文介紹了胡適在婚禮上讚揚金克木的情況：
[本報北平通信] 語文學者詩人金克木與唐季雍廿二日在平北大孑民堂結婚。胡適證婚，他說：“北大有一特別制度，就是允許青年偷聽。金先生當時不僅聽一門，而且聽很多門。他已成為中國今天很好的語文學者了。北大的負責人在這一點上很安慰。目前時局不好，青年吃住困難，住在校外專門來校偷聽的，也就慢慢地少起來了。”胡校長希望北大維持這個偷聽制度，使優秀的年青人自修，進而成為學者。胡並留金在北大任教。金原任武漢大學教授。（徐，廿二日寄）
此則短訊應該是出自金克木在北平新認識的朋友、《大公報》記者徐盈之手[71]。胡適因為金克木在語文學方面的成就而有所稱讚。5月25日，吳宓在中山大學講學期間，“正午周炅（炯）字達夫，在石牌約往其家中午餐。陪客夏敬農及一學生。並告：其老友金克木本月二十二日在北平結婚。殊慰。云云。”[72]周達夫，即與金克木同在印度遊學的周達甫。
有關胡適留金克木任教一事，並非空穴來風。1948年5月31日下午五時，北京大學行政會議第六十二次會議在蔡先生紀念堂舉行，此次會議的決議事項中，“十九、補充聘任事項：東方語文系聘金克木先生為教授，史學系聘周一良先生為教授。”[73]這說明北大聘請金克木任教的速度是很快的。從北大當時的聘任程序來看，金克木的聘任與正在美講學的湯用彤看似關係不大，而與胡適、朱光潛、季羨林有關，但湯先生在此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北京大學檔案館收藏1948年8月的《北京大學聘田德望等50位先生為本校文學院教授的聘書及有關材料》，其中有金克木的首份聘書（檔案編號BD1949094，第19-20頁），是1948年7月10日簽發的，內容如下：
國立北京大學聘書 三十七年文字第一Ο二號
敬聘
金克木先生為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任期一年，自民國三十七年八月至次年七月，此訂。
校長[74]
檔案中，有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的簽名“天挺”。金克木的薪資情況只有四個字“請批薪額”[75]，說明當時還未確定。
婚禮之後，金克木夫婦還去清華園的陳寅恪家拜訪了一次。唐季雍婚後受金克木的影響，對印度文化和文學也有興趣，翻譯過印度史詩概要本《摩訶婆羅多的故事》[76]、泰戈爾的小說《摩訶摩耶》等作品[77]。
金克木婚後又返回武漢大學，處理相關事務。據《吳宓日記》1948年7月3日條記載， “下午5-6金克木贈北京桃脯一小包，並約往茶敘，進果點。述在平結婚始末及所遇友生情形，且出示照片多枚。知金克木亦決往北大不可留矣！克木述沙鷗亂中置房產，積金條，將往美國作寓公矣。”[78]7月18日條記載，“金克木明日奉母北大，就北京大學教職，今晚來辭別。”[79]可見，金克木是1948年7月19日離開武漢的。7月24日，《大公晚班》第一版刊登“藝文簡報”，“詩人金克木在平結婚後,曾返武漢小住,最近已辭去武漢大學敎職,將赴北大任敎。”8月6日，葉聖陶日記《滬上三年》提及“今日來客較多，有程仰之、聞立勛、王鋆、張宗和、金克木、臧克家諸位。”[80]可見，金克木在離開武漢之後，曾到上海小住數日。8月23日，《星島日報·文藝》第三九期刊登了一則“文藝廣播”簡訊：“詩人金克木，已來上海，且已從上海出發，前往北平。下學期將在北京大學的東方語文學系執教。”[81]當年的《北大院系介紹》中也預告暑假後可以到校為東語系授課者：“教授金克木先生，曾在印度鹿野苑、浦那、加爾各答及國際大學等地研究。武漢大學教授，著有《龍樹迴諍論新譯》、《吠檀多精髓》、《蛙氏奧義書與阿笈摩論》、《波儞尼文典論》等。將任本系梵文。”[82]金克木到北京大學報到的時間應該是在8月21日之前，因為當天的《北大師院兩校教授為拘傳學生抗議書》上有55位教授（或副教授）的簽名，其中包括了金克木、馬堅、王岷源、俞平伯等人[83]。這也表明金克木先生對政治參與和時局思考的興趣。
2：金克木在北大的任教
從1948年秋季學期起，金克木開始了在北大長達52年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作為胡適眼中“中國今天很好的語文學者”，金克木1948年底最初承擔的就是梵文基礎課。
1948年1月11日，《申報》報導教育部照準北大研究所計設15科，包括“東方語文學（分梵文與阿拉伯文）”。5月16日，《北京大學周刊》第四十九期刊登北大《1948年度招考研究生簡章》，招生部門有“東方語文學研究所（分梵文組、阿拉伯文組）”。具體考試規定為：
四、東方語文學研究所：
a. 梵文組：1. 國文，2. 英文，3. 梵文（須有二年程度），4. 印度哲學史，5. 印度文學史，6. 普通語言學 （以上1至3必考，4至6任選其一）。
b. 阿拉伯文組：1. 國文，2. 英文，3. 阿拉伯文（以能看書及作短文為最低程度），4. 回教教律及教義[84]
5月30日，《北京大學周刊》刊登北大《1948年度招考一年級新生簡章》，確定的招考院系有東方語文學系。6月6日，《北京大學周刊》刊登北大《1948年度招考轉學生簡章》，規定招考相關院系的二、三年級轉學生，東方語文學系也在招生名單上。1948年8月28日統計，東方語文學系共招收新生4人[85]。1948年度第一學期北大學生統計，全校共計2809人，其中東方語文學系30人。
圖三：北京大學文學院
一九四九年度課表（節選）
據北京大學檔案《北京大學文學院一九四八年度所開課程一九四九年繼續開設課程一覽》記載，金克木最初開設的課程是“第一年梵文”。其課表如下（見圖三、表一）：
1949年《北京大學課程一覽》（檔案號3031949010）系列的“東方語文學系課程一覽”中，金克木承擔的課程是“第一年梵文”和“現代印度”。課表如下（見表二）：
1950年度北京大學《各院系共同必修課程一覽》表中，金克木承擔了兩門全校性政治課的教學任務，即上學期的“社會發展史”、下學期的“新民主主義論”課[87]。金克木另外還承擔了東語系印度語文組的“第一年印地文”課程。《北大週刊》發佈的公告《“新民主主義論”教學委員會組織》中，金克木、羅常培、韓鏡清等人是教學委員會委員之一。在分班情況中，東語系的該課程由金克木、韓鏡清、黃宗鑑三人擔任[88]。1950年7月18日，《北大週刊》第四十五期“北大院系介紹專號”的第三版在介紹“東方語文學系”的情況時，列舉代表性的教師有“南洋問題教授張禮千先生、阿拉伯文教授馬堅先生、梵文教授金克木先生、西藏文教授于道泉先生，都是難得的專家。”
1951年第一學期《北京大學文學院東方語文學系課程表（三）》（檔案號30351013）表中，金克木負責的課程為“第一年印地文（乙）”、“第二年印地文”。1951年第二學期《北京大學文學院東方語文學系課程表》（檔案號30351013）中，印度語文組的印地文的開課教師是賈珂莉、賈恩、金克木，其中金克木的課涉及“第一年印地文”、“第二年印地文”和“第三年印地文”。在《北京大學1952-1953學年課程表（標準本）》（檔案號30352015）中，金克木主要負擔印地語專業第四年級的印地語教學工作。
金克木到北大任教之後，他與在京或者來往北京的學者多有交往。現略舉幾種日記中的記載。比如，1949年3月26日，宋云彬的《北游日記》云：“中午偕聖陶夫婦暨振鐸、彬然同赴北大俞平伯等之宴。列名具柬邀請者凡十七人，俞平伯、王重民、朱光潛、金克木、鄭天挺、林庚、吳曉鈴、季羨林、沈從文、頤小剛、向達、孫楷第、黃文弼、魏建功、楊人椎、韓壽堂，趙萬里。地點為孑民紀念堂。聖陶飲白乾不及半斤，竟大醉，泣不可抑，蓋懷念其好友朱佩弦，觸景多感故也。”[89]又，1949年4月3日，常任俠日記《春城紀事》：“上午季羨林、金克木、李長之、臧克家來訪，師大擬聘余任教。”4月6日，常任俠“上午訪李長之，在其家午餐。下午訪樊弘、費清、芮沫、季羨林、金克木、向達，在樊弘家吃餃子晚餐。”[90]1949年10月6日，《張元濟日記》記載：“雨後日出，叔平仍以車送余歸寓。湯用彤（號錫予）偕金克木來，未直，留刺而去。”[91]
餘論
1949年11月29日，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的諸決議中，“週刊編輯委員會委員，推請金克木先生、汪籛先生、汪子嵩先生擔任。”[92]季羨林在晚年的回憶錄中，提到“金克木很聰明……他舉了兩個例子。一是金先生只有小學學歷，卻能當上北大教授；二是金先生是教梵文、印地文的，卻能在北大禮堂給全校師生大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93]2022年4月，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建院30週年大慶的宣傳冊《百年傳承 三十而立》中，專門敘及“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大學成立了'公共必修課教學委員會’，後改名為'政治課教學委員會’。”該冊子列舉了十二位政治課教師代表的照片，金克木先生就位居其中。這說明金先生不同凡響的知識儲備與教學才華，能比較自如地適應急劇變化的新時代。
除開設政治課之外，金克木還積極參與當時的一些社會活動。北京大學1950年11月的《通告（十一月八日）》中，公示了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北京大學委員會名單，湯用彤、季羨林、張群玉等人為主席團人員，而金克木為學習部部長[94]。195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之際，金克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學習、學習、再學習》一文，強調學習馬列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95]。1950年代初期，金克木在北大開設印地語課，擔任東方語文學系的印地語教研室主任。他又通過自學，和印度來的外教一起，在北大首次開設烏爾都語課程班（1954-1958）。
金克木才華橫溢，有詩人氣質，且善書法，接受知識快，頭腦靈活，對政治參與也不乏濃厚的興趣，長期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九三學社宣傳部長，正是展其長才。在學術研究方面，金克木興趣廣泛，視野宏闊，長於新理論的吸收，樂於提出問題，進行跨文化比較意義上的思考，並不拘泥於答案的呈現。在古典印度學和梵學方面，金克木擅長翻譯，能以詩歌創作的個性優勢去呈現印度古詩的優美，推進印度古典詩學的譯介，雖偶有梵文寫本的釋讀（如校勘梵本《集論》），但絕無大的研究興趣，也不會從事那些在力求竭盡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語文學或文獻學、歷史學的研究。金克木的研究偏向靈動之美，其為學之法獨具特色，被黃德海歸納為“劍宗讀書法”。
與金克木一樣，季羨林也是博覽群書、學貫中西。2001年3月14日，周一良在口述時提到：“並世學人當中，學識廣博精深（非一般浮氾）而兼通中外（包括東方、西方）者，我最佩服三位：就是季羨林、饒宗頤、王元化三位先生。”[96]其中的饒宗頤先生也是自學成才的典範。
若單從季羨林、金克木兩人晚年的境況來推斷其性情，難免會有認知偏差。金克木并非學界隱士，不必過分吹捧；季羨林也非好逐名利之人，不必過於貶低。實際上，兩人各有自己的想法和處事方式。季羨林的性格相當倔強，遠不如金克木主動，很多情況下是由環境推動向前，對於政治也是如此。因個性及受德國學術訓練的影響，季羨林能下“笨”功夫完成佛教俗語本《大事》（Mahāvastu）的動詞分析、吐火羅文《彌勒會見記》殘本的釋讀、《蔗糖史》的撰寫，而這樣的事情金克木是不會去做的，他的功夫會下在別處，不會選擇這類重拙無巧的劍法。
在中國傳統所說的“一山難容二虎”語境中，由於學術背景和成長經歷的不同，以及個性的差異，出身德國學院派的季羨林與接受印度婆羅門熏陶的自學成才的金克木在漫長的共事期間，難免會出現一些隔閡，甚至誤會與互相批評等情形，或導致個人之間的交往漸趨冷淡。但從金克木現存的四封信函來看，季羨林與金克木二人早期的學誼還是相當不錯的。1947年底，季羨林撰成《談梵文純文學的翻譯》一文。該文於次年1月23日刊發於《山東新報·文學週刊》第十四期。該文呼籲直接從梵本翻譯純文學的作品，而反對從其他語種轉譯。“金克木先生譯過許多優美的梵文詩，吳曉鈴先生據說譯了幾個梵文劇本。金吳兩先生都是精通梵文的學者，金先生是詩人，吳先生是戲曲家，他們的譯本不用說一定會很完善的。在印度文化關係史上，他們可以說是開了一個新紀元。”[97]可見，季羨林曾對金克木、吳曉鈴讚譽有加。1946年底至1948年2月，季羨林至少給金克木寫了五封信。1946年冬至1948年7月，金克木也至少季羨林寫了五封信。二人交流學界信息，交換論文，相互評點與支持。而且兩人對學術還有一些相同的理念，這就為北大東方學的早期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兩人的差異與各自的優點，恰好可以形成互補。在中國的印度學教學與研究領域，兩位大師級的教師開始同步，初步形成了學科發展的合力。
概言之，金克木任教北大之後，不僅對東方語文學系印度語文組的教學和科研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對全系的發展也貢獻甚巨。正是由於季羨林、馬堅、金克木等前輩的合作與不懈努力，北大東方語文學系纔發展成為中國東方學研究的重鎮，為國家輸送了一大批優秀的東方語言人才。他們所奠定的良好學風也代代相傳，造福學界。
注釋
[1]黃德海《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作家出版社，2022年。
[2]黃德海《劍宗讀書法：金克木的習學之道》，作家出版社，2022年。
[3]高山杉《辨析<金克木編年錄>中的幾個片段》，2022年12月9日《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網絡版。
[4]吳宓在1941年5月25日的日記中記載：“晚飯後，金克木別去將去印度。”（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VIII冊（1941-194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84頁）
[5]譚雲山在《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一文的前言中指出：“此中文譯稿，係加爾各答《印度日報》主筆金克木先生所譯載予該報者。《印度日報》為中國國民黨駐印度總支部所辦在印度之唯一小型中文報紙，發行有限，國內罕見。”（譚雲山《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時事月報》第三十卷第一期，1944年，第17-21頁）
[6]金克木《三年前》，《金克木集》第五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53-55頁。
[7]（印）莫列愛斯（F.R.Moraes）、（英）史汀生（Robert Stimson）著、王福時譯《印度概觀》，“前言”，中華書局，1943年。
[8]陶行知1944年9月21日致其子陶曉光函中提及：“展覽會所得之款，可交與福時或沈天靈先生之兄，以便必需之購物，不要匯來。”（《陶行知家書》編撰委員會編《陶行知家書》，學習出版社，2018年，第216頁）
[9]石寶瑚《金戈鐵馬烽火天》，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參見該書附錄二：席丹《石寶瑚與印度加爾各答的<中國周報>》，第263-267頁。
[10]《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印度分會常務理事、理事及各組主任名冊》，《國民外交》第二卷第一期，1944年，第33-34頁。
[11]田新亞《印度“聖地尼克坦”》，《星洲日報》1978年4月10日第十三版。
[12]顧執中《戰鬥的新聞記者》，新華出版社，1985年，第490頁。此條資料及金克木不是總編輯一事，承蒙王奇生教授指點，特此致謝！
[13]《海潮音》刊登的《白慧法師來書》提及：“《印度日報》總編輯金克木先生（適告假住鹿苑中華寺讀梵文）於弟子出席十一月十一日鹿野苑摩訶菩提會根本香寺第十二週年紀念會後所發之消息。”（《白慧法師來書》，刊於《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一期，1946年，第24-25頁）
[14]杜海東《不是序——書前的話》，游友基選編、余榕梅主編《九葉詩人杜運燮研究資料選》，海峽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38頁。
[15]呂德潤《訪問B-29超級空中堡壘》，收入氏著《軍用密碼發出的緬北戰訊》，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頁。此文原名《訪問超級空中堡壘》，《大公報》（重慶）1944年9月28日第三版。
[16]李樹青《天竺遊蹤瑣記》，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28頁。
[17]金克木《天竺舊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
[18]泰戈爾著、止默譯《我的童年》，商務印書館，1945年，第65-68頁。
[19]金克木在《地下工作者》一文中有1942年的相關回憶，“我和一位朋友請來教印地語的老師有些天沒來”。（金克木《天竺舊事》，第41頁）
[20]金克木《天竺舊事》，第60-61頁。
[21]金克木《風義兼師友》，原刊《百年投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此據《金克木集》第六卷，第538頁。
[22]金克木《圖書評介：當代印度叢刊弁言》，《讀書通訊》第67期，1943年，第11頁。
[23]金克木《西方人之梵文研究》，《西方日報》1948年5月4日“稷下”欄目。
[24]金克木《風燭灰：思想的旋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14頁。此信另刊2001年5月24日《光明日報》。
[25]王堯編著《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第446-447頁。
[26]該信的文字現根據于道泉先生的嫡曾孫提供的原信照片修訂和補充。特此感謝！
[27]王堯編著《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第395頁。
[28]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與劍橋漢學》，《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三期，2011年，第261-310頁。
[29]季羨林《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第六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79頁。
[30]季羨林《季羨林日記：留德歲月》第六卷，第1880頁。
[31]巫白慧《白慧法師上虛大師書》，《海潮音》第二十七卷第十一期，“通訊選錄·中印佛學交流的新趨勢”，1946年，第35-36頁。
[32]徐化庸《金克木對編纂藏梵漢辭典的建議》，2019-07-08刊發於博客：www.huayong-xu.github.io, [2021-05-23 查閱]
[33]金克木《教師應考》，《金克木集》第六卷，第20-21頁。
[34]趙景深《記耿濟之》，《文藝復興》第三卷第三期，1947年5月1日版。此據徐偉志編《翻譯家耿濟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81-84頁。
[35]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6冊（1936-1938），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3頁。
[36]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6冊（1936-1938），第34頁。
[37]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9冊（1941-1942），第83頁。
[38]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35頁。
[39]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135-136頁。
[40]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140頁。
[41]車振華《季羨林致關德棟信札六通》，《中國文化論衡》2019年第2期，第194-198頁。另見蔡德貴編《季羨林書信集》，長春出版社，2010年，第10頁。關家錚編《關德棟師友書札》，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5頁。又，關德棟詢問《梵文初步》，乃出於教學的需要。他曾於1957年前後在山東大學中文系開設過梵文課。1955年，趙景深致關德棟的信函中指出：“您搞得太雜，的確不好。我看就搞口頭創作和宋元明清文學這兩行吧。歷史和梵文都可以暫時收起了。歷史只能把重點放在宋元明清文學史和口頭創作史。梵文也只能注意於梵文的口頭創作。”（關家錚編《關德棟師友書札》，第167頁）1957年10月31日，趙景深致關德棟的信函中提及：“你教'梵語’，的確是綜合大學稀有的課。像您這樣的人才，全中國是不多的。”（關家錚編《關德棟師友書札》，第170頁）另參見劉光裕《吾師關德棟》，《粵海風》2017年第3期，第63頁。
[42]《武漢大學文學院課程表》武漢大學檔案館藏，檔案編號6L7-1946-045，第10、11、13、15、17頁。另，宮靜《現代中國學者對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概況》（《南亞研究》1980年第期）一文提及“1946年到1948年由金克木在武漢大學教授梵文”（第117頁），又說“以上所述主要根據金克木教授提供的歷史線索”（第120頁）。
[43]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222頁。
[44]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230頁。
[45]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234頁。
[46]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276頁。
[47]國立武漢大學編《國立武漢大學教職員錄》（民國卅六年元月），國立武漢大學，1947年，第3頁。
[48]武漢大學編輯委員會編《國立武漢大學第十六屆畢業紀念刊》，武漢大學，1947年。
[49]吳學昭整理《吳宓書信集》，三聯書店，2011年，第347-348頁。
[50]巴宙1937-1947年間曾經在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留學過，他將與該校有關聯的中國學者和學生分為四類：中印官方交換教授、交換學生、在該校自費就讀或工作者、因與中國學院同仁的友誼而暫住該校者。他將金克木、游雲山、糜文開、薛雷等人歸屬於第四類。可見，巴宙並不認為金克木曾任印度國際大學教授。參見巴宙《譚雲山與現代中印文化關係》，《巴宙文存》，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150-152頁。巴宙《中國第一位駐印“文化大使”》，譚中編《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66-167頁。又，在1957年出版的英文版《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二十年》（Twenty Years of the Visva- Bharati Cheena-Bhavana,1937-1957）一書的附錄Five: List of Staff-members of The Cheena- Bhavana之中，也未列出金克木的名字。
[51]金克木、張培剛、曾炳鈞等《我們對學潮的意見》，《觀察》第二卷第十五期，1947年，第23頁。
[52]金克木《由石刻引起的交誼——紀念向達先生》：“寫信是在1947年5月31日夜間。那時我在武漢大學教印度哲學史和梵文。”6月1日國民黨軍警逮捕了五位武漢大學教授。（金克木《由石刻引起的交誼——紀念向達先生》，《群言》1987年第8期，第26-28頁）
[53]季羨林《此心安處是吾鄉：季羨林歸國日記（1946-1947）》，重慶出版社，2015年，第136頁。
[54]季羨林《此心安處是吾鄉：季羨林歸國日記（1946-1947）》，第155頁。
[55]金克木《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觀察》第3卷第12期，1947年，第6-9頁。
[56]“吐語”，即吐火羅語。
[57]陳明《中國東方語文學會舊史鈎沈》，《中國文化》2022年春季號（第五十五期），第173-189頁。
[58]（印度）P.V.巴波陀博士著，巫百慧譯《關於巴利文佛教聖典的結集和修訂》，《現代佛學》1958年第2期，第25-27頁。
[59]竺可楨1946年11月7日訪問印度國際大學時，遇到了時任浦那弗格森學院教授巴帕特。“晚仍在譚雲山處膳。遇印度中國通Prof. P. U. Bapat，乃迪生在哈佛之學生（Ferguson College, Poona 4）。”（《竺可楨日記》，第245頁）巴帕特是梅光迪在哈佛教中文時的學生。此條史料蒙北京科技大學池明宙博士告知，特此致謝！
[60]Cf. 春蟲蟲《Bapat與誰研讀<義足經>？》，https://www.douban.com/note/681110189/?_i=3469890ZoUtVIF
[61]P. V. Bapat, India’s Cultural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Role of Buddhist in Establishing the Same, Delhi, 1959.
[62]金克木《珞珈山下四人行》，《光明日報》1994年11月19日。
[63]金克木《古詩“玉衡指孟冬”試解》，《國文月刊》第63期，1948年，第26-32頁。
[64]1987年7月23日，揚子水到金克木家聊天，“一起聊了三個小時，金夫人也陪坐，金先生說，我們家就她一人牌子硬，是西南聯大出來的。”此見揚之水《<讀書>十年》第一冊（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百花文藝出版社，2019年，第85頁。
[65]《一九四三年度一年級學生名錄》，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三卷（下冊）《西南聯合大學與清華大學（1937--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99頁。
[66]夏濟安《夏濟安日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7頁。
[67]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99頁。
[68]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339頁。
[69]金克木《陳寅恪遺札後記》，《讀書》1997年第3期，第105-109頁。
[70]據唐露葵《憶先父唐耕余》一文，唐家的四兄妹依次為：唐長儒、唐仲儒、唐露葵、唐季雍。（政協吳江市委員會學習和文史委員會編《吳江文史資料》第16輯，政協吳江市委員會，1998年，第49-53頁）
[71]金克木《悼子岡》：“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在北平先認識了徐盈。”
[72]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三聯書店，1999年，第386頁。
[73]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62頁。又，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周一良並未立即接受北大的聘約，而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才來北大任教。
[74]《北京大學聘田德望等50位先生為本校文學院教授的聘書及有關材料》，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案編號BD1949094，第019頁。
[75]《北京大學聘田德望等50位先生為本校文學院教授的聘書及有關材料》，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案編號BD1949094，第020頁。
[76]（印）拉賈戈帕拉查理改寫、唐季雍譯、金克木校《摩訶婆羅多的故事》，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
[77]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著，唐季雍譯《摩訶摩衍》，《世界文學》1961年第5期。又收入十卷本《泰戈爾作品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
[78]吳宓《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389頁。
[79]吳宓《吳宓日記》第10冊（1946-1948），第393頁。
[80]葉聖陶著、葉至善整理《葉聖陶日記》（中冊），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038頁。
[81]范泉著、欽鴻編《范泉編輯手記》，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第299頁。
[82]國立北京大學講師講員助教聯合會編《北大院系介紹（三十七年）》，北大講助會，1948年，第35頁。
[83]《北大師院兩教授為拘傳學生抗議書》，《北大半月刊》第十、十一期合刊，1948年9月1日；《北大講助通訊》第三期，1948年9月30日出版。
[84]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443-444頁。
[85]《大公報》（天津版）1948年8月27日第三版《北大錄取新生放榜》：東方語文學系的新生有李懷遠。《大公報》（天津版）1948年8月28日第三版《北大新生名單續誌：一年級新生》：東方語文學系的新生有姚俊、唐仲隆、徐漢祥。
[86]《北京大學文學院一九四八年度所開課程一九四九年繼續開設課程一覽》，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案編號3031949010，第2頁。
[87]《北京大學各院系科課程一覽》，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案編號30350010。
[88]《“新民主主義論”教學委員會組織》，《北大週刊》第二十八期，1950年3月14日第四版。
[89]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海甯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5頁。
[90]常任俠著、沈寧整理《春城紀事》，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7-28頁。
[91]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下冊，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929頁。
[92]《校委會準備作工作總結 校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北大週刊》第二十期，1949年12月13日第一至第二版。
[93]卞毓方《天意從來高難問——晚年季羨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9年，第42頁。
[94]《通告》，《北大週刊》第五十九期，1950年11月13日第二版。
[95]金克木《學習、學習、再學習》，《人民日報》1951年7月5日第三版。另見《北大校刊》第六期，1951年7月5日第二版。
[96]周一良《<季羨林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序》，收入氏著《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49-151年。
[97]季羨林《談梵文純文學的翻譯》，《山東新報》1948年1月23日“文學週刊”第十四期。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東方學學術史研究”（14ZDB084）階段成果之一。
【陳明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原刊《中國文化》2023年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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