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小字九四，淮南泰州（今江泰县）白驹场人，他跟他的三个弟弟“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然而老张的这份营生很不好干，平时把盐贩到富豪之家，要么遭受人家的白眼欺凌，要么就直接取盐不给分文。因此，老张已经对这些狗大户愤恨已久。
到了1353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十三年，他终于忍受不住，带着他弟弟们跟李伯升几十个人，灭掉了周围富户，把人家的房子也烧个干净，因为害怕坐牢，就直接揭竿而起，造反啦！
当时的盐丁生活十分苦，工作量大，又被盐商剥削得惨，于是大家纷纷响应他，并推举他为大佬，很快就攻陷了泰州、兴化县，高邮。
第二年，老张觉得自己事业有成，于是自称“诚王”，立国号为“大周”，建元“天祐”。当时，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已经爆发了两年，元军正集中全部力量与“心腹大患”，也就是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主力鏖战。
元朝统治者虽很想吃掉势力日益壮大的张士诚，但苦于力不从心。于是，张士诚便利用了这一极好的时机，扩展势力，以图独霸一方，到了1356年2月，张士诚南下攻陷了平江（苏州）、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并以此作为都城，后又进称“吴王”。
在元末群雄的角逐中，一开始张士诚的实力便迅猛发展，造成了咄咄逼人之势。在经济上，他据有唐宋以后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江浙地区。这一带“民物蕃盛，储积殷富”，人才众多；在军事实力上，他又地南北二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南面称孤”，有“项羽之势”。
张士诚的实力可谓：地富粮足，锐不可挡、其势力之大，是以集庆为中心的朱元璋无法与之相比的。时朱元璋的所辖之地，只不过占有现在的安徽东南角到江苏西南角，以及江西东北角、浙江西北角这样一块不大的地狭粮少的地区。
“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若士诚”，而且又处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的三面包围之中。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当时的力量无论在经纪商，还是军事上都远不能与张士诚相比。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经纪上、军事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张士诚最后却败在了朱元璋之手，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呢？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张士诚“爱士”政策的不当。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只要把张士诚和朱元璋在如何对待“士”（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知道张士诚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了。
其一，招士待士的原则不同
在招什么样的“士”和如何对待“士”的问题上，张士诚与朱元璋的做法迥然不同。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是始终奉行唯贤是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的，他为求得天下贤才，采取贴“招贤榜”、设“礼贤馆”、行“推荐制”，用“仕元者”。凡此种种无不注意招收有真才实学的人，并量才予以任用，从而获得了大批有用之才。比如，明朝开国功臣之一的李善长，就是朱元璋在路上遇到的......
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的招士与待士不仅仅注重招收那些已有名望之人，而且更注重招收那些经过策问而证实其确有真才实学的人，然后再委以重任，因而能受到良好的效果。
与此相反，张士诚为“招纳四方贤俊”及“才识文艺之士”，虽然也开“弘文馆”，筑“景贤楼”，用“仕元者”。然而张士诚的招士却不问士之贤与不肖。他既不管此人是否确有才能，又不亲自加以询问，只要愿意游其门下者，就来这不拒。
一时间，贪恋财帛美女，以肥其家的势利之徒；在朝空有虚名，郁郁不得志的地主儒生；以及游手好闲，夸夸其谈的文人学士，都纷纷地聚集在张士诚周围，海阔天空，吟风弄月，歌功颂德，把张士诚搞得昏昏然。
以至于张世豪后来贪图享乐，不理政事，将一切军国大事皆委托给他弟弟张士信，情况就变得更糟了。张士信也不是什么好鸟，身为丞相，生活极度奢靡，利用职权，大肆兴建楼台亭榭，广蓄歌姬舞女，甚至行军作战的时也携婢带妾，朝夕酣宴不断。自己无才无识不论，又嫉妒贤能。
后人在论述张士诚败亡时，就由这样一句话：“张氏亡国，亡于其弟士信”。但其实，张士诚之亡，何至于其弟张士信，它与张士诚所招的无用之士的误国，是不无关系的。
其二，对纳谏的态度不同
虽然朱元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动辄就剥皮冲草，杀人全家，但他这个兴趣爱好是在成为皇帝，统一天下后才培养的，实际上在建国之前，他在求谏纳谏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他不仅爱才，并乐于听取文臣武将的不同意见，只要说之有理，言之有据，无不择善而行。
可以这样说，朱元璋在元末群雄角逐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与她善于采纳所用之士的良策是分不开的。
张士诚恰好与朱元璋相反，他心胸狭隘，不仅不虚心求谏，反而听不得半点正确的意见。入昆山人郭翼，面对元朝政治腐败，官吏无恶不作，百姓怨声载道的局面，规劝张士诚说，如果想要成就霸业，需要“反其政休其牢之，率以乘时进取”。
何况富庶的吴地，是军家必争之地，若一味贪图享乐，待到四方豪杰并起之日，即使关门自守恐怕也来不及了。这颇中时弊的言语，切合实际的计策，竟忤违了张士诚，对郭翼耿耿于怀，几次想杀掉他，后因张士诚的妻子再三劝阻，才没有下手，使得郭翼得以死里逃生。
其三，爱士和好士的目的不同
张士诚之所以在招士和待士的做法以及求谏、纳谏的态度都与朱元璋不同，归根结底乃在于他们的爱士、好士的目的不同。
朱元璋好士，在于他深刻认识到人才对其事业成败的重要作用。鉴于这一认识，朱元璋在不遗余力求得贤才之后，不仅“礼之特厚”，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皆待以腹信，帷幄朝夕”，或参预机谋，或筹运粮草，或安定地方，做到充分信任他们，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因此使得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身边。
张士诚在“爱士”、“好士”方面虽有不少做法和朱元璋相似，其采取的措施在时间上还要比朱元璋早，诸如1358年朱元璋提倡兴办学校，而张士诚早在1354年就下令在各州县兴办学校了。
早先，入儒士马世杰、郭良弼、董绶都都被罗致到他的幕下。开始做和谐有能之士对张士诚也抱有期待，想干一番事业，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可是，张士诚在据有江浙富饶之地后，开始过着安逸的生活，只想保住这块地皮，永世享乐，不愿意冒风险，再加上他心胸狭窄，疑心又重。对所招之士，除了给予优厚的待遇和空有其名的爵位外，对他们既不信任，又不重用。
历史事实证明：决定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但要使上疏条件充分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双方的人才储备，当然这里的“人才”指的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没有展现才能的“人才”。张士诚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真正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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