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小字九四,淮南泰州(今江泰县)白驹场人,他跟他的三个弟弟“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然而老张的这份营生很不好干,平时把盐贩到富豪之家,要么遭受人家的白眼欺凌,要么就直接取盐不给分文。因此,老张已经对这些狗大户愤恨已久。
到了1353年,也就是元顺帝至正十三年,他终于忍受不住,带着他弟弟们跟李伯升几十个人,灭掉了周围富户,把人家的房子也烧个干净,因为害怕坐牢,就直接揭竿而起,造反啦!
当时的盐丁生活十分苦,工作量大,又被盐商剥削得惨,于是大家纷纷响应他,并推举他为大佬,很快就攻陷了泰州、兴化县,高邮。
第二年,老张觉得自己事业有成,于是自称“诚王”,立国号为“大周”,建元“天祐”。当时,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已经爆发了两年,元军正集中全部力量与“心腹大患”,也就是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主力鏖战。
元朝统治者虽很想吃掉势力日益壮大的张士诚,但苦于力不从心。于是,张士诚便利用了这一极好的时机,扩展势力,以图独霸一方,到了1356年2月,张士诚南下攻陷了平江(苏州)、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并以此作为都城,后又进称“吴王”。
在元末群雄的角逐中,一开始张士诚的实力便迅猛发展,造成了咄咄逼人之势。在经济上,他据有唐宋以后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江浙地区。这一带“民物蕃盛,储积殷富”,人才众多;在军事实力上,他又地南北二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南面称孤”,有“项羽之势”。
张士诚的实力可谓:地富粮足,锐不可挡、其势力之大,是以集庆为中心的朱元璋无法与之相比的。时朱元璋的所辖之地,只不过占有现在的安徽东南角到江苏西南角,以及江西东北角、浙江西北角这样一块不大的地狭粮少的地区。
“论兵强莫如友谅,论财富莫若士诚”,而且又处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的三面包围之中。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当时的力量无论在经纪商,还是军事上都远不能与张士诚相比。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经纪上、军事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张士诚最后却败在了朱元璋之手,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呢?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张士诚“爱士”政策的不当。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只要把张士诚和朱元璋在如何对待“士”(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知道张士诚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了。
其一,招士待士的原则不同
在招什么样的“士”和如何对待“士”的问题上,张士诚与朱元璋的做法迥然不同。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是始终奉行唯贤是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的,他为求得天下贤才,采取贴“招贤榜”、设“礼贤馆”、行“推荐制”,用“仕元者”。凡此种种无不注意招收有真才实学的人,并量才予以任用,从而获得了大批有用之才。比如,明朝开国功臣之一的李善长,就是朱元璋在路上遇到的......
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的招士与待士不仅仅注重招收那些已有名望之人,而且更注重招收那些经过策问而证实其确有真才实学的人,然后再委以重任,因而能受到良好的效果。
与此相反,张士诚为“招纳四方贤俊”及“才识文艺之士”,虽然也开“弘文馆”,筑“景贤楼”,用“仕元者”。然而张士诚的招士却不问士之贤与不肖。他既不管此人是否确有才能,又不亲自加以询问,只要愿意游其门下者,就来这不拒。
一时间,贪恋财帛美女,以肥其家的势利之徒;在朝空有虚名,郁郁不得志的地主儒生;以及游手好闲,夸夸其谈的文人学士,都纷纷地聚集在张士诚周围,海阔天空,吟风弄月,歌功颂德,把张士诚搞得昏昏然。
以至于张世豪后来贪图享乐,不理政事,将一切军国大事皆委托给他弟弟张士信,情况就变得更糟了。张士信也不是什么好鸟,身为丞相,生活极度奢靡,利用职权,大肆兴建楼台亭榭,广蓄歌姬舞女,甚至行军作战的时也携婢带妾,朝夕酣宴不断。自己无才无识不论,又嫉妒贤能。
后人在论述张士诚败亡时,就由这样一句话:“张氏亡国,亡于其弟士信”。但其实,张士诚之亡,何至于其弟张士信,它与张士诚所招的无用之士的误国,是不无关系的。
其二,对纳谏的态度不同
虽然朱元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动辄就剥皮冲草,杀人全家,但他这个兴趣爱好是在成为皇帝,统一天下后才培养的,实际上在建国之前,他在求谏纳谏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他不仅爱才,并乐于听取文臣武将的不同意见,只要说之有理,言之有据,无不择善而行。
可以这样说,朱元璋在元末群雄角逐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与她善于采纳所用之士的良策是分不开的。
张士诚恰好与朱元璋相反,他心胸狭隘,不仅不虚心求谏,反而听不得半点正确的意见。入昆山人郭翼,面对元朝政治腐败,官吏无恶不作,百姓怨声载道的局面,规劝张士诚说,如果想要成就霸业,需要“反其政休其牢之,率以乘时进取”。
何况富庶的吴地,是军家必争之地,若一味贪图享乐,待到四方豪杰并起之日,即使关门自守恐怕也来不及了。这颇中时弊的言语,切合实际的计策,竟忤违了张士诚,对郭翼耿耿于怀,几次想杀掉他,后因张士诚的妻子再三劝阻,才没有下手,使得郭翼得以死里逃生。
其三,爱士和好士的目的不同
张士诚之所以在招士和待士的做法以及求谏、纳谏的态度都与朱元璋不同,归根结底乃在于他们的爱士、好士的目的不同。
朱元璋好士,在于他深刻认识到人才对其事业成败的重要作用。鉴于这一认识,朱元璋在不遗余力求得贤才之后,不仅“礼之特厚”,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皆待以腹信,帷幄朝夕”,或参预机谋,或筹运粮草,或安定地方,做到充分信任他们,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因此使得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身边。
张士诚在“爱士”、“好士”方面虽有不少做法和朱元璋相似,其采取的措施在时间上还要比朱元璋早,诸如1358年朱元璋提倡兴办学校,而张士诚早在1354年就下令在各州县兴办学校了。
早先,入儒士马世杰、郭良弼、董绶都都被罗致到他的幕下。开始做和谐有能之士对张士诚也抱有期待,想干一番事业,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可是,张士诚在据有江浙富饶之地后,开始过着安逸的生活,只想保住这块地皮,永世享乐,不愿意冒风险,再加上他心胸狭窄,疑心又重。对所招之士,除了给予优厚的待遇和空有其名的爵位外,对他们既不信任,又不重用。
历史事实证明:决定战争的胜负,固然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但要使上疏条件充分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双方的人才储备,当然这里的“人才”指的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没有展现才能的“人才”。张士诚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真正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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