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在大学中的地位（上）[1]
Herbert Read︱THE PLACE OF ART IN A UNIVERSITY
赫伯特·里德 述
孙墨青 译
（本文是赫伯特·里德于爱丁堡大学的就职演讲，1931年10月15日）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
译者按
关键词: 大学美育；人文教育；赫伯特·里德；约翰·拉斯金；怀特海
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艺术占有一席之地的历史并不长。它的开端也许可以确切地追溯到1869年斯莱德讲席（Slade Professorship）[4]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的设立。拉斯金（John Ruskin）[5]是牛津的首任斯莱德讲席教授，他曾在就职演说中树立了理想，如果那些理想后继有人的话，会对挽救一直以来艺术在英国被忽视的局面助益良多。（然而），设立斯莱德讲席对艺术研究的倡议和激励，不仅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艺术学院，而且它对英国普遍的教育标准可曾产生任何文化影响，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一讲席的影响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减弱了，在艺术这个人类文化的基本层面上，英国大学的一般毕业生仍是可悲的无知。（在大学中教授艺术）这种高尚的目的之所以徒劳无功，我想原因很明显：艺术在大学中的地位取决于它在正规课程中得到的认可。除非人们像承认文学史、政治史与科学史一样，承认艺术史对总体文化的整全性有效，否则怎能指望被必修课四面包围的学生，本着爱和奉献的精神，承担起另一项同样复杂而耗时的学业？但现如今，在斯莱德讲席设立六十年之后，事情的核心起了变化。在牛津，最近设立了艺术史学位，尽管与一所荣誉学院（honours school）尚不能匹敌，但斯莱德讲席却获得了实质的认可。在剑桥，有一所著名的建筑学院在支持艺术史学科，而伦敦甚至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在科陶德（Samuel Courtauld）先生的慷慨资助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艺术史系，以及一家研究所和进行研究的一应必要配置。[6]这与一所德国或美国大学的常规配置相当，在英语艺术史研究界可谓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近年的部分斯莱德讲席教授及讲题
有一点经常受到质疑：艺术学科是否适宜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在表明我的个人观点之前，我想请你们一窥艺术在德国的地位：在那里，大学中的艺术研究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组织化程度都高。德国的30所大学除一所例外，都设有独立的艺术史系。它们首创艺术史系的时间略早于斯莱德讲席的设立，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德国在此方面蓬勃发展之时，英国则毫无进展。平均每所德国大学有大约20位学生在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而有六七十位学生将艺术纳入常规学业的一部分。在如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规模较大的高校，仅仅艺术系就有8-10位教授和讲师。
德国大学对艺术研究的重视程度，可能令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吃惊，但我们不必处处羡慕他们。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种教学对学生实际生活的影响如何；另一方面是深入的学术研究对于艺术在教育中发挥恰当功能的影响如何。这两种难题有很大差异，请允许我在这个话题上拓展一下。
第一个问题牵扯到一个非常普遍而尖锐的议题——大学教育直指职业化的程度。在此前提到的就职演说中，拉斯金宣称：“（在大学中）教导的目的主要不是成绩，而是纪律：一个青年被送进大学不是学着去经商，甚至也不一定在专业上有所建树，但一定要成为一位绅士和学者。”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理想，与现代国家的社会组织鲜有关联。就在拉斯金发表这一演说的几年前，很多人像纽曼（Cardinal Newman）[7]一样明确地承认，“绅士”是“人性的过时的品种与封建主义的残余”。在同样的场合下，正是纽曼宣示了大学教育的真正理想。“我们迫切想要的，不是绅士的礼仪和习惯——这些可以通过良好的社会氛围、行万里路，依凭天主教心灵天赋的优雅和尊严[8]等很多途径来获得——但是智识的力量、坚定、全面性与灵活性，我们对自身力量的控制，以及我们对事物经过眼前时所作的直觉判断，这以上诸种素养有时的确是天赋使然，但通常要靠后天的努力和经年的锻炼。”
纽曼《大学的理念》，首次出版于1852年
纽曼认为，这才是大学教育的真正理想——培养以上智识的目的，正是为了智识上的卓越。他认为，这种卓越不只对个人自身最有利，还能使他履行社会义务。这位了不起的传道者（纽曼）将大学教育的现实目标归结为：为社会培养良好公民。[9]“它的艺术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终极目的是（使接受教育的人）适应世界。”如此说来，纽曼的理想似乎与拉斯金的浪漫理想相差不远。即使它不是浪漫的，至少也是寂静主义[10]的、被动的。我从未主张抛弃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想，这种教育理想拒绝屈从于狭义的、功能性的生活观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从纽曼的时代以来，生活的性质改变了，变得更急切、更实际。今天的青年所面临的，不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繁荣世界，而是一个处于破产的世界，一个因政治革命、经济的不确定性、道德权威的消失而发狂的世界。[11]这个世界仍然需要为了学习本身而学习的学者；但如果社会自身的根基也是不确定的，这个世界又如何能保障它的学术？大学必须使它的学生适应社会，纽曼如是说。但假如没有哪种社会是他们能适应的呢？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比起客观的学者，当今世界更需要行动者；需要为了满足特定功能而训练的头脑；需要为了特定的职业而练就的本领。
大学校园的公共艺术,伯克利图书馆前
在近几十年里，这已成为大学教育不可避免的趋势。为了教育的人文理想而热情献身的人们在抵抗这种趋势，也将继续抵抗下去。我从未否认这种抵抗，也从未认为抵抗是徒劳的。（因为）我也有同样的理想。但我大胆地认为，我们的策略错了。我们必须坦白承认职业训练在大学中的首要地位；但是承认它的同时，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去抵制其对人的品格和性情的恶劣影响。
这些恶劣影响无需强调。单轨思维是现代社会中最可悲的事之一。不仅仅是视野的局限扭曲了整体的远见，使专家成为社会中的盲目而无效的一员；精神意趣的局限也造就了它自身的命运。心灵，在空空的围墙之内，变得酸涩而陈旧；它在自身的苦恼中发酵，变得自我厌恶而无趣。被剥夺了太久的感性愉悦，它醒来时发现自己已和新的兴趣和敏锐的感受无缘。这时，倘若一束光射入它那窄小的舷窗，其中已是一片昏暗麻木的混沌。[12]这所大学史上最著名的学生之一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3]曾在自传里为此哀痛，对于这种哀痛你们将来也不会陌生。他的一段话经常被引用，但我想向你们再次引用这段原文，因为它的确发人深省，达尔文说：“直到三十岁或三十出头，各种诗歌曾给我带来巨大的愉悦，比如弥尔顿（Milton）、格雷（Gray）、拜伦（Byron）、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勒律治（Coleridge）和雪莱（Shelly）的作品。早在我还是学童的时候，就已经为莎士比亚而陶醉了，尤其钟爱他的历史剧。我说过，以前图画带给我相当大的乐趣，音乐则更有过之。但过去这些年来，我已经忍受不了读上哪怕一行诗：近来试着重读莎士比亚，竟觉得乏味得难以忍受，令我作呕。与此同时，我也丧失了对图画和音乐的品味”。
接着在自传的下一段，达尔文试着解释“他如何丧失了良好的审美品味，令人费解而悲哀”：“我的头脑似乎变成了机器，（惯于）从大量事实中机械地提取一般规律，但是我无法设想的是，为何它唯独导致了这部分大脑的萎缩，而这恰恰是通向更高境界所离不开的。我猜想，一个头脑比我更有组织、构建得更完备的人，是不会受这种折磨的；而且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我会要求自己至少每周读一点儿诗歌，听一点儿音乐；可能这样一来，我的这部分萎缩的大脑会因此而保持活跃。失去这些审美趣味就意味着失去幸福，可能损害领悟力，更可能伤及道德品性，皆因为我们本性中的情感部分衰弱了。”
我所说的大学教育的那种趋势现在明了了。它隐含在达尔文的哀叹之中。为了从总体上抵制职业训练和智识专业化的危害，不仅培养客观的智识是必要的，在更深广的程度上培养人的敏感性也同样必不可少。
如果你们此时就能接受智识与敏感性的区别，我将心怀感激。我认为这是一种常用的区分。你可以将其表述为知识与趣味的区别，但无论怎样表述，我都不愿暗示头脑（mind）与感觉（sense）可以各行其是。健全的智识或理性就像健全的趣味一样，彻头彻尾都有赖于感性的练习。我所指的更像是怀特海（A.N.Whitehead）[14]教授说的，理性分析（intellectual analysis）与直觉体悟（intuitional apprehension）的区别。你们可能记得，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5]一书的末尾，怀特海教授认为这正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问题，并得出结论：能与严谨的专业理性训练相平衡的，应当是一种与纯理性分析的知识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他看来，把纯粹是工具人的粗糙的专业化价值，和纯粹是学者的柔弱的专业化价值合起来，其实是无济于事的。“两者都缺失了一些东西；而你若将这两种价值相加，却并得不到缺失的要素（element）。”[16]怀特海教授要求的是一种素质（faculty），一种能直接感知事物在此时此地的实在价值的素质，而他发现这种素质体现在审美体悟中；但仅仅被动地体悟还不够。我们必须培养创造性的主动意识（creative initiative）。冲动和敏感性，两者缺一不可，因为“没有冲动的敏感性就会变成颓废；没有敏感性的冲动就会变成野蛮。”[17]他把艺术的习惯（habit）[18]定义为享受和体味生动性的习惯（the habit of enjoying vivid values）。[19]
哈佛大学美术馆一瞥
综上所述，我们有了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在大学里依托于艺术讲席可以实践。但是在我展开这一话题之前，让我们再次回顾德国的情况。
（未完待续）
本译文首发于哥廷根大学学刊《嘤鸣戏剧》vol.14，经授权转载，致谢主编敖玉敏博士。
注释：
[3]UNESCO.EDUCATION THROUGH ART：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Secondary Education.2005.
[4]斯莱德讲席（Slade Professorship of Fine Art）于1869年，由艺术收藏家、慈善家斯莱德（Felix Slade,1788-1868）的遗赠而设立。继1870年艺术评论家、作家拉斯金（John Ruskin）发表了该讲席第一个系列的八次演讲之后，艺术史家罗杰·弗莱（1933）、肯尼斯·克拉克（1946-1948）、贡布里希（1961）、苏利文（1973）、巫鸿（2015-2016）等都曾担任该讲席教授。直至今日，斯莱德讲座成为艺术史上最富盛名的系列讲座之一。
[5]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又译作罗斯金，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哲学家、教师，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趣味的代言人。他的著作总计39卷，代表作有《现代画家》《艺术与道德》《拉斐尔前派》《建筑学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建筑与绘画》《艺术的政治经济》等。
[6]塞缪尔·科陶德（Samuel Courtauld,1876-1947），英国实业家、慈善家，科陶德艺术学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的创办人之一。1932年，该学院成立于英国伦敦。时至今日，它是世界范围内在艺术史和收藏领域中集教学与研究为一体的杰出艺术学院之一。
[7]纽曼（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1801-1890），英国著名教育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任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创校校长。著有《大学的理念》等，在世界高等教育界卓有影响。在译者所见的一些中文论述中，纽曼常常作为大学人文教育的代言人现身，而里德在这里引用纽曼的话则展现了后者的另一侧面，即“绅士”不一定要通过大学教育来培养，大学教育应更外注重的是智能的全面性与多元性。
[8]因为里德个人的文化背景是时代因素，他将其描述为“天主教心灵天赋”。在本土的语境中，似乎可以延伸为良好的礼仪、教养。
[9]在本文对拉斯金和纽曼的引文中，“绅士”与“良好公民”似乎有不同的指向，暗示绅士是一种旧式的狭义的定义，而社会的良好公民是纽曼（及作者）所推崇的。
[10]原文为“quietist”，一般译作“寂静主义者”。寂静主义是一种神秘的灵修神学，指信徒在灵修中，当单单享受与神交通的神秘经验，并非来自个人修为。按译者个人的理解，此处作者似乎在表达：狭义的人文教育的观点是偏向于静态、守成的，并未因时代、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
[11]里德发表这次演讲是在1931年，处于”二战”爆发（1939）之前，应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理解此句。
[12]原文为：But for the light thrown through its one narrow porthole,it is a dark insensitive chaos.译者根据对上下文的理解进行了一定的意译。
[13]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其著名的研究成果是自然选择学说，俗称“进化论”。著有《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小猎犬号航海记》《达尔文回忆录》等。
[14]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1），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学派的奠基人。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逻辑作品之一，另著有《教育的目的》《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观念的冒险》《思维的方式》等，多部作品有中译本。
[15]原作名: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汉译本：A.N.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M].傅佩荣，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6]通过查阅怀特海的这段话的原出处，基本可以确认，这种要素即是本文中下一句所指的素质，欣赏生动、实在价值的素质。
[17]原文：“Sensitiveness without impulse spells decadence, and impulse without sensitiveness spells brutality.”（怀特海）
[18]此处原文“habit”为斜体。
[19]在《大学及其作用》一文中，怀特海言简意赅地指出激发和呵护想象力对大学教育的必要性：“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把年轻人和老年人联合在一起，对学术展开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大学传授知识，但是它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传授，至少，这是它对社会应起的作用。一所在这方面失败的大学，就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大学的责任就是——把想象力和经验完美地结合起来。”（详见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庄莲平、王立中译注。上海：文汇出版社，2020年，第125-126页。）
里德原文提及的或相关的思想家著作：
[1]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M].吕廷和，译.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
[2]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M].高师宁，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A.N.怀特海.社会进步之要件[M]//A.N.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傅佩荣，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99-214.
[4]A.N.怀特海.大学及其作用[M]//A.N.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庄莲平，王立中，译注.上海: 文汇出版社，2020:123-139.
[5]约翰·罗斯金.艺术与道德[M].张凤，译.北京: 金城出版社，2013.
[6]弗朗西斯·达尔文，编.达尔文自传与书信集（上、下）.叶笃庄，孟光裕，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4.
译者简介：孙墨青，长于北京白塔寺下，艺术爱好者。清华大学出版社艺术编辑室编辑、清华美院社会美育研究所学术委员。作有《美育，我们这样误会了两百年》等。sun.moq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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