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城市与哲学的历史关系入手，论证正在形成的全球城市社会为什么需要城市哲学去捍卫住民对城市的权利，并强调后者将是未来城市的一部分，因此建筑师和城市的规划者和研究者都应将它当成一种公共哲学，用作探讨人类世城市社会的话语—研究—设计的平台。
关键词：城市哲学 综合 城市社会 人类世
因为建筑和城市规划总先动用一种未经反思的、狭隘的哲学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将对这种声称城市哲学的哲学话语展开反击，就像发射鱼雷那样地回击这种设计哲学的话语装置，以便至少能够与这种建筑师、规划师头脑中的无厘头哲学同归于尽。而与此同时，哲学并不需要我们为它另拉山头，我们也绝不应该去另立一种关于城市的哲学，而是应该暂时将它当成回击的军事手段，用完后就像翻模那样地击碎它。
过去的约2500年中，哲学家的确是想要去理解自然人、社会人在这个宇宙之中、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的“理论性”地位的，想搞清楚人到底是要走向宇宙，还是要走向城市。本文论证的是，我们正在走向全球城市社会，至少已走进人类世城市社会。关于城市，过去的哲学也曾向我们提供过一些看法，甚至可以说，哲学曾是城市的逻各斯，如在古代雅典。但是，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哲学、哲学家和城市在自然中的地位。哲学的创造性能量从此脱离了城邦，被贬低为一种思辨式、沉思式的思考，在大学里供人研习，正如德勒兹所说，哲学从此不再游牧，因此也不给城市提供营养。以前，哲学家的任务是揭示和形成一些关系和现象，为它们找到意义，以《论语》和《大学》这样的方式来传行于城邦。现在，只有工业或今天的超物质工业才能给出事物的新的意义了：如城里的塑料椅和杰夫·昆斯放在纽约破败街区缝隙中的彩色气球狗那样所具有的“意义”。
在19世纪中叶，对物质现实的掌握以及关于现象和法则的与世隔绝的知识的生产，都不是哲学应该去干的事了：哲学对世界的解释已经够多，现在必须去改变它自己了，因此必须将黑格尔哲学倒转过来。这个思路，就是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的主径，后来被列斐伏尔借用了，成为本文所说的城市哲学的主脉。但是，盛行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城市改造，能承担“改造世界”之名吗？齐泽克说，行动使我们愚蠢和无能，必须尽量将我们自己的行动保持在潜能状态。这也许是我们在人类世里的苟且，因为在那个新的“大法”（nomos）到来之前，我们也许只能以这样的发明方式来展开我们的理论性行动或实践。哲学在今天只是我们关于城市的建设和重构草图的待用工具。
哲学在近代变成一种关于如何转型、变形的知识（马勒布在《海格尔变变变！》中说，哲学与冶金术、全球股票市场指数浮动、细胞自我克隆勾搭上了，它甚至还卷入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冲突。卢梭要从城市回乡村，本雅明要在城市拱廊里寻找人类的未来。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进入现代城市空间的哲学开始有新的生命：不断将哲学家的图像、概念同他们对于人类的理想与现实和经验做对比，希望哲学能够重新成为城市的逻各斯，像在古雅典时一样。芒福德（Lewis Mumford）、萨森（Saskia Sassen）和中国的当代城市研究者们，至今都仍在这样期待。但是，列斐伏尔这样攻击后者：他们仍在反动地期待自己心目中的新雅典：5%的有投票权的人，才是有资格在公共空间中动用公共政治手段的公民，剩下的人去干所有下贱的活、累活和黑活。仿佛这个新雅典还未到来似的！城市哲学如果到来，就必将是一种斗争哲学，必将是一种战斗术。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乌托邦曾是完美城市的标本。哲学从城市中来，也就这样地被砌入了城市之中。城市哲学也一直这样地被认为应该成为未来城市的一部分。而研究城市哲学，在人类世，也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我们无法出离的全球城市平台上去发明未来城市：对于人类世城市社会的研究者而言，这是边研究边发明，必须像中世纪民工将自己的身体、劳动和创造全部奉献给一座大教堂那样，将城市社会当作自己的献身装置。这就涉及将整个哲学知识域当作软件和语义域来为发明作准备。这么说的话，这个哲学的范畴就又大了。我们于是就必须将过往所有哲学家的关于不同哲学的历史情状和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和一般倾向等构成的知识谱系，当作发明未来城市的描图本、格子簿和数据库。历代的革命宗旨的最高目标，总是对那些曾解释宇宙的哲学家们进行再解释，革命者总是向哲学家学习改造世界的理论手段，并通过这些手段来研发理论革命。在人类世，我们也仍这样做？
如今，哲学却成了元语言，在大学里被当成语法来教，为各种阶级策略和趣味服务。主导阶级的传声筒，也就是知识分子，总要掩盖哲学中隐藏的这些阶级策略和美学政治，或暗暗为它们辩护，不肯将它们展示为可一般化的计划或政治意图，而要人们将后者当作必要的恶来接受。空间哲学或空间诗学往往是这样的东西。通过对比，就能看出像列斐伏尔所主张的关于空间生产这类思想的真诚和健康。
今天，说实话，搞空间哲学很有可能就是在搞空间诡辩论。从有限性和终极性的哲学，转到彻底接受现存事物和现实生活的哲学，那真是太容易。在空间哲学的研究中尤其如此。而本文主张，我们应该将关于欲望的哲学与关于有限性的哲学对立起来［巴迪欧（Alain Badiou）：关于有限性的哲学，总是要回到语言和身体的快感之中，是迷恋死亡，逃避人类共同世界］。我们必须主动认清，城市规划本身就已是某种特殊的空间哲学，是某种关于有限性的哲学，但总被我们做得太小、太狭窄、太偷偷摸摸。要知道，只有在欲望与有限性的对立中，城市哲学才能显出其清新，才能复活其哲学的力量，才能避开下面两个当代陷阱：不是声称古典哲学已残废；就是强调古典哲学仍在继续。我们必须与这两个态度彻底划清界限。我们必须强调：哲学只有在我们的当代发明中才被需要，只有被我们今天用斗争和献身所激活的那部分哲学，才对我们有意义。在约2500年的哲学传统中，也只有被我们用期待和斗争激活的那部分传统，对我们说才是存在的：作为实践式理论或理论式实践存在。
当然，在今天的大学里，哲学学科至今仍保留着它教育、诱导年轻人的任务。这种哲学的教育作用首先是与城市连在一起的，而哲学本来也幸存于城市中，如在广场上、在纪念碑边上和节日之中，被创造和维持。它在《理想国》、《会饮篇》和《克里提亚斯（Critias）篇》里，都在向我们演示如何用这种教育法去黏合整个城邦，并将后者当教室，练习给整个城邦看。柏拉图真是像一个21世纪的纪录片导演那样，安排苏格拉底到各种场所去面对镜头说话，并提供像今天的MOOC那样的教程。今天的哲学教师或知识分子，在建筑师和规划师手里，也仍扮着这样的角色。
不光是各个时代的历史标志，哲学传统还是各个时代的时空关系的标志，启蒙哲学就是鉴定今天我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对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来说，更是意义重大。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空间思想，就构成了列斐伏尔的城市哲学的五个坐标。在他的城市哲学写作中，各哲学传统本身就成了一个个被置于时间之中的空间，并被这一段段时间所标记。哲学本身就成了不断被时间铭写的一个教学法空间。在当代中国，中国式园林或古建筑，总仍是被单独列出，被某种中国哲学所保护。
城市哲学，在列斐伏尔看来，必须最终汇合到革命和文化之中，接受人类世中的真正的全球文化的挑战。从此它本身不应该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全球城市空间中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对于每一个人所处的那一座城市而言，是不带偏见的重释，城市作为建筑艺术作品，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是一样重要的，它将时间修复为最高馈赠（生命时间），使每一个人在城市空间这一舞台上向自己给出时间（就像德勒兹眼里的电影观众，通过在电影中找到时间图像来给自己时间，并把电影变成自己所拍摄的电影；城市个人也要给自己时间，使自己的生命时间成为宇宙绵延的一部分，使城市成为他们自己的作品）。这样做的过程中，哲学反而会成为阻碍。但哲学无法将自身从文化中排除出去的，在文化革命或人类世的新文化中，它会被给予一种新的意义，它的经验价值会被重新修复。只有“被升级成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才能成为今天城市社会的新实验之试剂”。这就是说用今天的迅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来激活这种城市哲学，使之帮助我们直面人类世的城市社会。
中国的城市化压倒式地到来了，城市空间也爆炸式地拓展开来，并在我们眼前同时内爆和外爆。城市空间爆炸式膨胀的同时，填充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被消费行为覆盖，节日和狂欢更难在城市中出现。而哲学家似乎从来都是日常生活的审查者。哲学似乎也一直在排斥日常生活。哲学之人似乎无法与日常之人并存。哲学一放到日常生活中，据说就会连连败退。但是，须知，当哲学声称自己独立于日常生活，可以自足时，它就又变得自我矛盾和走向自我毁灭（德赛都对于日常生活中群众对于精英的颠覆，维特根斯坦用哲学中的日常性来打败精英哲学，都从反面来证明了这一点）。日常生活的局限总是反制着哲学。最终，哲学家哪怕想要居住于其思辨之地，也都不能得逞。日常之人则囿于其占有需求，也在不断哀叹其局限。而城市哲学不是要来解决而是要来激化这一固有的矛盾。哲学家被赶到了城郊接合部，变成赶往城里上班的一族人。哲学与城市之间被楔进了地铁和高铁。
列斐伏尔和德波（Guy Debord）都向我们指出，当前的城市日常生活的失败，就如一对热恋男女的婚姻因面对油盐酱醋而无以为继那样地失败了。而由城市规划所暗中推动的各种关于当代城市生活的另选的乌托邦，也只是哲学面对日常生活无计可施后抛出的各种因循的借口而已。而这个被日常生活废弃的城市现场，却正是城市哲学应该接管之地：去发明当前存在的那种城市日常生活的反面。这个问题就是本文倡导的这种城市哲学必须来回答的。
我们看到，那些想要对子系统做精化、用特定的符码去组织社会的空间理论家和空间策略家，总是表面说自己要避开哲学式教条，但一转身就企图用像环境、栖居、装饰、占星术、旅游、烹饪、时尚这样的准哲学范畴、准哲学讨论来组织社会现实，以替我们设计出的抽象空间来作应付：今天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就是这样，偷偷用某一种小里小气的哲学来应付现实，设计者和规划者自己却死不承认他们自己正是在玩一种哲学。可以说，今天的城市规划正是玩各种拿不上台面的、缺乏公共性的猥琐小哲学的后果。这些用自己口袋里的低幼版哲学来指导自己实践的专家和规划者，其实都是不诚实的理论家或哲学家，他们将自己的局限性强加到了自己的设计中，拒绝质疑那些看不见的空间实践背后的指导方针，不顾目前的广义的所指、符码、象征的缺席，去乱编某种城市哲学，用它来应对他们所要面对的国家管理机构、客户和公众并进行居高临下的说教。城市哲学因此必须是一种城市研究之公共空间里的一种公共政治哲学。
关于城市研究的科学主义式和经验主义式研究，虽都想提供各色讨论主题，提出对现存社会实践的完美的替代方案，但它们之间最后也就是玩玩互相对立而已：一方是实用主义、功能主义、操作主义，另一方总是默默地成为被派了任务的专家、经济学家、国家政策和公共知识分子。批评、抗议、反对或任何的寻求另外的打开的努力，都被这些意识形态分子看作乌托邦，看成“太理论”“太哲学”，仿佛他们自己是不理论、不哲学似的。他们甚至也这样去批评圣哲如傅里叶和圣西门， 他们在19世纪时也太乌托邦主义了。可是，要知道，我们的任何反思都会涉及某种乌托邦形式，而正是在一开始就不准许自己身上有某些冲动，不想被动地去接受权威，不想委屈地承认现状，我们才去反思的啊。而那总意味着去干预现存条件，意识到与正在被执行的政策不同的另外的政策，并推出它，实践它。因此，我们必须使本文所指的这种城市哲学场地，真的能成为这种讨论城市问题时，必然会带出的种种过去的和当前的乌托邦计划的展示舞台：让每一种乌托邦都得到平等亮相的机会，让公众一览无余，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
是的，一旦想要不同的东西，不再唯唯诺诺，我们就成了乌托邦主义者。身背乌托邦计划后，我们就会有点教条和绝对，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所有的希望就都会失手，所有的通道都会被关闭。要拥有乌托邦，就应该抛弃方法中的严格性。对此，列斐伏尔进一步要求我们：必须像反对科学与行动、抽象与具体、直接和中介、积极和消极、主张和批评、事实和看法、客体与主体之间的隔离那样，去反对学问和诗歌之间的被隔离。城市哲学必须成为一种关于城市研究的联合理论，并回收这一领域的数不尽的乌托邦。它是研究人类世城市社会这一虚拟对象的不二手段。
欧洲社会科学曾是代议制民主社会的产物，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城市哲学必须超越它，成为人民手里的斗争工具。当前，城市正在成为特权阶级的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占有物，也正在成为他们手里的最大的消费资产。为什么有钱的统治阶级一开始就夺走和垄断了作为古物的城市中心?为什么人们纷纷赶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希腊的古镇去旅行?那些城市系统都会成为休闲和好奇的消费和剥削的对象，这是不能用旅游机构和国家投资的手段这样简单的理由来解释的。一定还有另外的东西，如怀旧与日常生活的碎裂，现代人对于展示自己这件事上的谦恭和张扬，以及过去对于今天的吸引力，等等。但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今天人的日常生活的彻底失败，以及我们由此生出的挫败感下的自暴自弃。日常生活既是所有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是这些失败的必然结果。统治阶级想要让我们待在这失败的日常生活之中，就总是用科学来糊弄我们来给他们自己壮胆。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科学去反对他们的科学。城市哲学就应该成为这样的一种人民科学。
这样，城市哲学就必须成为人民改造城市的手段，和被改造后的城市的一部分。黑格尔就说，哲学通过使世界成为哲学，而使自己也成了世界。它造成了世界，世界也通过哲学而成就了自己。哲学一旦被实现，世界也就被生产出来（科耶夫）。实现中的哲学也就成了世界。哲学既已解释了世界，从此世界就被改变。是从此不要哲学去改变世界吗？不是，因为改变世界，也就是去实现实存哲学所声称的要去实现的那些东西：自由、幸福、知识和欢乐。谁能够通过克服哲学来实现哲学，通过使哲学成为世界而实现哲学本身？似乎只有城市。哲学因城市而生（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什么是哲学?》中说：哲学是希腊人铺设于波斯、土耳其到埃及之间的一个国际平滑面。后来，总是以外国移民身份出现的哲学家将它编织成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但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
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是我们哲学研究者在当前所处的一个巨大困境。这个市场代替了那种原本很国际化的哲学。哲学没有它的老城可归宿了。但是，我们也绝不应该由此而走向恢复老城传统状态这一步，也绝不能不顾一切地冲向巨大而无形的城市综合体也就是智慧城市这一当代无脑的方案。
列斐伏尔警告我们，研究城市时不应该分开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的可能状态；应该将城市当作一个虚拟物来研究，因而必须用新的思想方式来研究它。城市哲学就必须是这样一种新的思想：它起自今天的城市研究的死局，要来担当接下去的城市研究的新的话语——思想平台，而且本身将成为未来的人类世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哲学空间在今天都被卷入人类世城市社会之中，我们的理论和社会斗争的场地变了。
城市哲学研究第一个要克服的旧障碍，就是那种在城市规划史、建筑史、艺术史中被广泛套用的旧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早就死了，但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却仍被当作宝贝。这种人文主义以人性为幌子，占据各种对公共空间的讨论，成了今天的城市文化堆尸场上的调味剂：博物馆、大学、各种出版机构和出版物，更不要说新的城镇改造和城市规划方案，都被这种人文主义毒害。鸡毛蒜皮和庸庸碌碌的城市设计，都被设计师包装成人文精神和山水修养。面对着人类世和气候危机，以及全球范围的算法专政下的心理—集体个人化走向的疯狂与愚蠢，他们却仍能慢悠悠地念着人文精神的经；对于宇宙范围的熵过程的恶化和生物圈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他们也仍能用这种人文主义来掩耳盗铃。
但是，建筑师、规划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也是不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新的形式和关系的。建筑师也并不比社会学家更懂得如何去创造奇迹。因此，在概念框架和经验观察之间的互动中，城市哲学必须站出来维护理性的秩序。它必须给规划师、建筑师、社会学家、政客和哲学家的即兴精神和心理操作带来形式上的定型，在他们的发明中引入一些严格性，推动其乌托邦的进一步生产，顺便帮全社会形成新的城市知识。
而从人类世城市社会这一角度看，当前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可以说都只是一些胡乱推出的应急乌托邦。不曾对过去留下来的规范和限制做批判式审查，专业人员就已在那里懒洋洋地制造各种具体乌托邦，就在那里建各种巴西利亚、迪拜或向智慧城市迈进。说是计划，其实本身也只是乌托邦，是三心二意的乌托邦。大量的工程都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的名义，走向了各种不负责任的乌托邦。
城市哲学必须将理论标准和论证的严格性带进这种躲不掉的具体的乌托邦生产之中。我们必须用城市哲学来问：衡量这种设计是否成功的标准在哪里？是找到了标准后，才开始动手设计吗？它将被铭写进什么样的日常生活节奏之中，同时又在规定什么样的新日常生活秩序？它在向人民开出什么样的幸福处方?这种处方在人类世能被辩护吗？
那个可以被合法地称作城市规划的理论，接近于关于居住的科学，是要在观察到的局部的事实之上，再加上一种关于城市时间—空间的理论探索。但正如上文指出的，它这时实际上已假设了一种城市哲学。只有在真实的城市哲学式的探讨中，我们才能走出当前的割裂和隔离，尤其是走出科学和哲学、局部和总体之间的割裂，也就才能形成关于城市和城市性的综合理论及其应用。我们必须对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已在动用的这种默认的城市哲学进行再三审查。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城市规划中的意识形态和策略意涵，做毫不留情的批判。
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城市性，永远不会直接来到我们的面前。它具有一种复杂的总体性品质，我们只能逐步地在行动中潜在地将其把握为研究对象。如直接将它当作研究对象，那我们就是将它当作那种能够神秘化一切的意识形态了。我们必须用各种方式来把握它，不能只用一种方针和一种方法论。我们千万不能把对城市性的描述、分析和综合的意图，看作已经研究透彻、穷尽各种理想和取决定性的方案。我们这里说的城市性是一种逻各斯（logos），德赛托认为它是由街上行走者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构成的。城市是一个文本，自写并自读。城市哲学是来帮助城市的住民更好地写、读城市以便让城市更好地自写、自读的。
城市哲学之外的城市科学式研究，也只是将形式、结构、功能、层面、水平、独立性与依赖性的变量和不变量，以及相关性、总体性、整体、系统等概念带入游戏和实验而已。每一对象都只是被批判性地审视，在可能性之中被实验式地论证，然后就放在一边，无法形成对于城市的综合性看法。关于城市的科学总需要有某个历史阶段来作为它自己的形成过程，并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形成其社会实践的基本套路，然后就立足于这个时期来对其他时期加以批判。它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对象因此都是历史性的。即使是成熟的城市规划式研究项目，也是由对模型、空间形式和城市时间的分别研究来构成的，不应该只考虑当前的可行性，或它们的乌托邦设计背景。
本文认为，仅对现存的城市和既有城市类型进行研究，是不足以形成这样的规划项目的。这种项目里提出的空间和时间形式，仍需要被我们每一个城市个人去重新发明，因此必须作为创造性的建议提供给每一个人的社会实践，而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哲学的思辨的支撑。
只有在关于城市哲学的激烈探讨中，关于城市改革的提案和纲领，才不会被现行的社会理解框架和实现可能性所局限，提案和纲领的实验性和总体性才能得到保证。有了这种城市哲学式的探讨，我们才用不着去迎合那些变革的口号，才能保持我们的思想的独特性。城市哲学就是这样一个临时平台，在人类世，它甚至有可能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帐篷。
只有在长期的政治经验中，我们才能不断重新发明自己的社会力量，才能真正有能力从事有关城市社会的建设或研究项目。而城市哲学能给这一姿态带来理论性和批判性的基础性话语平台：当代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评论城市未来的平台。因此，我们必须用辩证理性支撑的乌托邦，去分辨那些被当作科学的虚构和那些走歪的视察，以及那种智慧城市式的展望。而城市哲学必须主动去综合以上所说的理论和实践，才能走向更高的综合。它将在斗争中找到自己的批判边界。
城市哲学不只事关城市或哲学，而更事关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化的未来。城市被全球化的同时，全球也被城市化了，哪怕是南极，哪怕是马斯克（Elon Mask）要带我们去的那一个火星上，也都已被城市化了。
我们在今天当然还说不清，这一城市全球化或全球城市化过程，正把城市引向何方；更不知道它正引领全球走向何种行星化之下的何种城市社会。但是，它已使我们向无数风险敞开门户，一定也悄悄带来一个我们从未展望过的未来，但我们眼下还说不出它的模样。让我们暂且称它为人类世城市社会。我们人人都必须用某一种城市哲学去说清它、发明它。
注：本文收录于《文化研究》第39辑（2019年·冬），篇幅有限，注释省略。详情可查看该集刊主页。
作者：陆兴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国思想和艺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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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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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文化研究关键词：数码媒介
数码媒介的特征 戴维·格鲁姆比亚 著 杨建国 译
数码媒介的伦理 查尔斯·埃斯 著 吴维忆 译
专题二 重访列斐伏尔：城市空间哲学研究
主持人语 刘怀玉
迷失津渡：时间、空间与城市 埃莱奥诺·考夫曼 伊丽莎白·列巴斯 著 刘怀玉 鲁宝 译
“历史的主体”与“集中的形式”：列斐伏尔论城市与都市 郑劲超
论斯蒂格勒及其城市思想 王嘉
城市哲学何为？ 陆兴华
专题三 城市影像与空间社会学
主持人语 周计武
空间社会学：以“使用”为中心的视角
赫伯特·J.甘斯 著 颜红菲 译
论王小帅电影的空间叙事 许爱珠 宋楚唯
再造上海：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中的都市建构 李玥阳
城市现代性空间的兴起和文化表征——以19世纪的巴黎为例 杨智慧
高密度、空间分异与拥挤文化——基于戚其义家族商战剧的分析 郭蔚臻
专题四 现代性、城市与情感
主持人语 杨向荣
现代性速度体验与城市情感逻辑 杨向荣 雷云茜
街道：一种都市情感的空间生产机制 高宇
新媒体、美食与情感——基于移动媒体的城市饮食传播行为与情感危机研究 王淑华
学者访谈
全球化、世界主义与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王宁访谈录 王宁 吴维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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