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精神性、主体实践
福柯 文,何啸风 译
本文译自 http://ecole-lacanienne.net/wp-content/uploads/2016/04/foucault-entretien.pdf
Q 米歇尔·福柯先生,您在《新观察家》上发表的关于伊朗的报道中说,这个国家在寻找的东西,是我们这些他者、这些西方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危机后依然丢失的东西。您把这个东西称为“政治精神性”。可是,这个表述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我想,也许您有必要对此做个说明。
A 我首先想到的是,把回答的任务交给别人。我给你讲个趣事:在伊朗的时候,有个周刊记者,他写了一篇文章,结尾(如同所有关于伊朗的文章)言之凿凿,说宗教运动波及了全体伊朗民众。这篇文章发往巴黎之前我读过。它在巴黎印刷完,编辑就加上了“狂热的”这一形容词。应该由试图理解伊朗局势的人来证明自己,来指出这是一场宗教运动,还是精神运动?难道不应该由那些群情激愤的人们,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奋起反抗?
Q 您说得对。应该分析事情的两面。不过对您来说,您运用“政治精神性”这一表述(这个词语可以代表许多事物,“精神性”一词尤其如此),可以说说它的意思吗?
A 我试图寻找的是,能够让赤手空拳(他们没有武器)的全体人民起来反对这个可怕、恐怖、极为强大的政权(因为它有军队,有无比庞大的警力),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把武器藏在哪儿了,不过他们肯定藏得很深,数量不会很多。这是因为,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人丧生,他们并没有举起武器。这种力量既包含某种坚定顽强、每天都在刷新的反抗意志,又包含某种对牺牲(每个接受死亡之人的牺牲)的接受。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很明显,我们不能在某种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找到它,也不能在某种西方意义上的革命意识形态中找到它。它在另外的地方。
Q 关于伊朗危机,欧洲最常见的假说是过快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为什么要让现实服从这样超经验的说法呢?
A 首先,现实不是服从它们。其次,它们也不是超经验的。现实是存在的。人们大可以说:“我们不想要现代化,是政权把发展强加给我们,把政治结构强加给我们。我们不想承担强加给我们的现代化的代价。”可是,人们完全不这样说。
先说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这几周土耳其发生的事也证明——今天伊朗抵抗的不是现代化,而是一个老古董(antiquation)。这个老古董就是“凯末尔主义”。这是一种多多少少借自西方的、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社会的重构。凯末尔在1920年代发展了这种模式。巴列维王朝在1938-1940年明确推行这种模式,后来默默推行这种模式。
而且,事实上,在最广泛的阶层中——也就是说,从知识分子到阿巴丹的工人,从德黑兰的摊贩到最偏远的伊朗东部农民——人们都支持霍梅尼这样的宗教领袖。实际上,他们支持伊斯兰,支持另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与现代相对的古老方式,而是和宗教相关的特殊方式。
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无可否认。我没听说从伊朗回来的人会否认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问题似乎是,他们的想法是不是某种幻想?他们自以为追求某种宗教价值,而实际上只是用唯一的词汇来解释对当前局势的不满(malaise)?
Q 对您来说,您在伊朗观察的现象,是不是对于今天现实的某种概括的假说,也就是说,宗教在特定情况下成了抵抗国家的异议场所?
A 这个问题问得好。通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说明一个区分,这个区分对我来说很清楚,读者可能还不清楚。我说精神性的时候,指的不是宗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精神性和宗教区分清楚。我很惊讶,精神性、灵性、宗教在许多人脑子里是一团乱麻,是“大杂烩”,是不可能的混淆。我们在宗教里能找到精神性,在宗教外也能找到精神性。在佛教这种无神学的宗教里,在一神教里,在希腊文明里,都能找到精神性。所以,虽然大多数宗教都有精神性的维度,但精神性不一定和宗教相关。
什么是精神性呢?我认为,这是改变、转化、扰乱个体,以至于取消个体性(主体立场)的一种实践。一旦我们成了与政治权力相关的主体、某种知识的主体,一旦我们成了某种经验、信仰的主体,我们就不再是主体了。对我来说,政治权力、宗教权力、教条、信仰、习俗、社会结构……从这一切为个体设定的立场中挣脱出来,这种可能性就是精神性。精神性就是成为存在的他者(autre que ce qu'on est),成为自身的他者(autre que soi-même)。无疑,对于精神性的诸形式、精神性的实践,宗教既是摇篮(structure d'accueil),也是囚笼(limitation)。宗教规定了人们如何成为自身的他者,应该走向何方,将拥有什么身份……实际上,宗教是对精神性的编码。
Q 因此,您强调了这一事实:虽然今天伊朗什叶派形成了对抗国家的异议场所,可它同时也限制了自身。
A 一切伟大的政治、社会文化变革,在历史上都发源于某种精神性运动。我们可以看中世纪末的例子。归根到底,相比于18-19世纪的“革命”时期,从中世纪到16世纪末撼动欧洲的运动哪怕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一切都彻底改变了,信仰、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政治服从形式、社会内部的等级、经济实践都改变了。历史学家已经证明,15-16世纪的运动更是一场精神性运动,而不是宗教领域的运动。它颠覆了宗教自身的等级结构。它是反对宗教的宗教。
15世纪佛兰德斯的禁欲运动,路德时代及其后德国兴起的各种宗教团体(比如再洗礼派),17世纪英国数不胜数的宗教团体成功推翻君权机器,发动欧洲史上第一次革命……
我认为这些例子证明,为什么要把精神性视为伟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根源,为什么宗教在精神性(而非宗教)运动中扮演决定性角色。我这就是我想说的。
Q 您知道,对于让个人反抗压迫权力的这种力量,我们的大学使用的研究框架传统上如何描述它们。我们给宗教的定位是某种泡沫(écume),某种上层建筑,从不把它视为某种无法简化、根源的现象。我上大学的时候研究十字军东征,要写一篇这个主题的论文。如果我说,这名十字军骑士离开讷韦尔是为了去耶路撒冷解放圣墓教堂,那肯定得不了高分。如果我说,他是家里的幼子,西方经历了人口爆炸,他无以为生,那我的解释就很优秀。
A 我们应该问,你的老师是不是该得低分?我觉得,历史学家有个坏习惯,就是只承认特定的精准、确定的因素具有因果性。对于不按照某种(既借自政治经济学,也借自马克思主义的)图示对各种关系进行分门别类(hiérarchiser)的分析方法,他们都予以拒绝。不过,这不是重要的事。我不是说,你说的因素不重要。问题在于,面对这种孤独,面对这种穷困,离开了个体赖以为生的社会网络或集体,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这才是问题,这才是产生的回应(réponse)。动因(stimulation)的性质,无法解释产生的回应的特殊性质。贫困、家里的幼子、分封的结构,这些动因使得一些个体在中世纪社会无所适从、无处可去、四处游荡,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发动十字军东征,为什么他们认为解放圣墓教堂对他们和基督教世界至关重要。
Q 动因的性质,不能决定回应的性质。
A 我要说的是,伊朗人民忍受着强加给他们的经济状况,屈服于变本加厉的警察政权,掌权者和美国人从他们眼皮底下“抢劫”他们固有的财产。这些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伊朗人回应的形式是什么,伊朗人如何做出回应。无疑,现在唯有伊斯兰宗教能真正产生精神性意志,产生成为他者的意志,一种能组织成政治运动的具体、准确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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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对于采访您的记者的文章,还有您自己的报道所受到的抨击,您是怎么看的?
A 要说这是无知,有点太严厉了。不过,这不光是无知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谈点个人化的东西。实际上,因为我深受布朗肖和巴塔耶影响,所以我很奇怪人们会大吃一惊。他们是我真正的老师。可以说,相比于年轻时影响我的那些东西,读到萨特论巴塔耶的文章,像是某种断裂点。我认为,萨特对巴塔耶的误解(incompréhension)之中,包含某种东西,它是那无法修复的断裂的成因,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性的东西。对于哲学、政治、对每个人都重要的东西,就是巴塔耶所谓的经验,而不是在自身筹划的源始持续性(continuité fondatrice)中对主体加以肯定。相反,正是在这种断裂和危险之中,在主体和事物、他者、真理、死亡的关联之中,主体接受了蜕变、转化、废除。他甘冒成为他者的风险。而我,只是对这样的经验进行描述。
这种经验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西方世界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为主体的理性,与作为认识客体的疯狂相对),又冒着丢掉这一地位的风险——不就是疯狂的历史?所以,这就是我所做的。归根到底,西方科学不就是一场实验,形成纯粹、静态的理性主体,来把握从头到尾可以证明的话语,把握从头到尾可以实验的世界?这是一种经验。真理不过是精神性历史中的一个片段。
Q 刚接触苏联异见人士的时候,知识分子所持的某种保留,正是针对他们对抗国家态度中的精神性。我觉得,在这个主题上,舆论改变了。今天伊朗的情况让这帮人(出于某种误解,他们喜爱您的报道)极力赞扬霍梅尼,以及他复古的做法。
A 不要问我,别人为什么这样想;光是思考我自己要思考的事情就很头大了;我不想知道,为什么别人和我想的不一样。这些绝对都是肤浅的评价,只要是伊斯兰国家,他们就支持。同样的精神性运动,如果在犹太人的范围,他们就表示怀疑。例如,他们很少谈论佛教世界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用主体的反抗意图来阐述精神性的方式,与其相关的是涉及当代世界历史的某些东西。我认为,对精神性的渴望在这样一个裸露的(nu)国家重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计划的巨大失败。这一革命本来应该用科学的方式思考,应该实现由理性来统治的国家,应该保证个人的幸福。如果这样的运动具有某种外表,那只能是披着宗教的外衣。
Q 这层外衣不是很危险吗?当然,沙阿和他的警察十分残暴,他的监狱人满为患、惨无人道。可是,反过来,如果承载激愤的人们掌握了权力,那么,这种群情激愤就有产生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这是极其恐怖,甚至更压抑的。我看到,很多人对此流下“鳄鱼的眼泪”。
A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回顾一下我写的那篇文章。我记得,我多次强调,和我讨论这一问题的伊朗人的表述中,有某种令人担忧、危险的东西。奇怪的是,我们发现,人们把西方式统治形式的危险和宗教统治内在的危险混淆了。例如,我们会问:“你们的伊斯兰政府中,宗教少数派怎么办?”一方面,他们的回答是经典、老生常谈的回答,即18世纪的回答(我们知道这种回答有多危险):“多数派制定法律,然后决定少数派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表示,如巴哈伊教之类的宗教群体信仰的是完全错误的宗教,是堕落的宗教,决不能容忍。
Q 所以,你可以看到,归根到底,西方对这种雅各宾式民主的理性思考,以某种方式加强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这样的危险聚集在一起,威胁着伊朗的运动,以及其他地方的运动。
A 这一切,伊朗人心知肚明。不是所有伊朗人,而是我仔细交流过的人。他们非常清楚,问题在于他们能不能从伊斯兰教中汲取某些东西。母亲,伊斯兰教是他们的传统,是他们民族意识的形式,是他们的斗争工具,是他们避免这些危险的斗争原则。
所以,我不认为,要不停告诉他们:“你们又回到伊斯兰教了,这会带来原教旨主义的危险,这是一种一神宗教,是不宽容的。”我不认为,用这样的形式打发他们,指责他们是狂热分子,能够有什么效果。他们并不狂热,不过,一旦人们把这场运动组织成宗教国家,或者国家宗教,那就真的有狂热的危险了。
在伟大革命愿望的废墟之上,对精神性的渴望在一个裸露的国家重现。在这里,它重现在伊斯兰教中。在那里,它重现在某种基督教中。对于今天的世界,问题在于(我说的是伊朗人,也是任何其他人),这种渴望能做什么。
Q 某种基督教,比如一位波兰教皇?
A 也许吧……或者是生态学(écologie)之类的。有上千种形式,可能是反常的,可能是惊人的,可能是感人、天真、微妙的,不过,在今天的世上,它总是坚决的(insistante)。
Q 还有,各种教派?
A 我们能做什么呢?不要谴责它们是意识形态,抛弃了精神性的巨大能量,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巴塔耶20年前提出的对精神性的关注(preoccupation),在今天仍不过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我所争取的东西。
Q 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把握它,思考它,接纳它?
A 经历了两个世纪,基督教内部才诞生了一种精神性。这种精神性依然是基督教的,可它完全反对教会,它改变了一些事情(甚至许多事情)。今天,站在这片废墟之上,我不认为,10年或15年就能真正看到它将来的样子。公共生活兄弟会、再洗礼派、塔博尔派的时代会再次到来,不是以宗教的形式(当然,宗教的形式还会存在)。这场大型的实验,将会持续至少一个世纪,甚至更久。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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