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 比于许多艺术圈从业者的入行过程，贝浩登上海与香港空间总监朱瑜（Joye Zhu）的从业经历显得有些特别——早年的她曾是一名模特。在香港发展的几年中，她参与了不少品牌的大秀，艺术是她当时职业之外的一个兴趣点。随着对自己职业规划的进一步推进，她选择转行，并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后进入贝浩登实习，一路走到今天。回望过去的职业之路，Joye表示“不放弃持续探索和寻找你想做和喜欢的事”始终是重要的一点。而今，她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在贝浩登工作以来的诸多感悟、对过去一年艺术市场变化的观察，并对同样在职场中的女性给出了贴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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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浩登上海与香港总监
朱瑜
Q：2020年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是否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产生？贝浩登上海空间和艺博会的表现如何？
A：2020年对全球来说都是特殊的一年，年初新闻报道新冠疫情时，大家都以为只是又一种流行的冬季流感，一月我们还参加了台北当代艺博会，为艾迪·马丁内斯（Eddie Martinez）策划了个人展位。当时艺术世界依然充满了热情，一切都很正常。无法预料的是，从台北回来之后一切都变得不寻常了。
二月，城市和国家开始封闭，我们上海画廊空间也一直维持关闭状态，直到五月策划了群展“乐园”，我们选择了艺术家们最温暖的作品，希望人们能在疫情的冲击之后逐步回到被搁置的现实生活。国内的疫情监管措施非常有力，这也便利了画廊的展览计划。随后我们在2020年陆续举办了5次展览，包括美国“超现实波普艺术主义之父”马克·莱登（Mark Ryden） 和法国著名艺术家洛朗·格拉索（Laurent Grasso）在中国的首次个人展览呈现。
随后，在2020年全球艺博会都接连取消的情况下，ART021和西岸艺博会在上海奇迹般地顺利举办了。无论对于艺术从业者、藏家还是公众来说，这都是极大的鼓舞。被“憋”了一年的艺术家们，也铆足了劲儿为艺博会创作新作品，甚至直接从疫情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灵感。我们呈现了非常棒的两个展位，特别是在西岸策划了瑞典女性雕塑艺术家克拉拉·克里斯塔洛娃（Klara Kristalova）的个人展位，展位的搭建和布置动用到了专业的园艺团队，五位园艺师在博览会开幕前忙碌了三天，最终达到了艺术家满意的效果，也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北欧森林世界。这是当时最受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画廊展位。两个博览会的销售成绩非常令人满意，克拉拉·克里斯塔洛娃的作品在预展当天下午基本售罄。
2020年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在线上平台的投入。最近刚刚发布的第五版《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2020年艺术市场行业正在面临转型，在IT领域的支出在增加。我想要指出，贝浩登从一开始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我们多年前在巴黎总部就设立了一支庞大的IT团队，用以搭建画廊的内部系统，支持展览和线上呈现。如今面临特殊情况便发挥出极大的优势。从2020年初到现在，我们已经组织呈现了18回“线上展厅”（viewing salon），并且还将继续下去，你会在其中发现许多艺术家的有趣的项目。比如最近一回展厅便对艺术家JR多年来围绕卢浮宫生发的一系列项目做了详细的梳理。短暂的“例外状态”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让我们能够静下来思考还可以为艺术家做点什么。
这一年对我来说最特别和开心的莫过于在年尾的时候，我的宝宝Noah出世了。初为人母的喜悦与激动直到现在还没有平静，每天看着他的变化、和他一起成长和学习，是无比幸福的事。
Q：从2018年9月至今，贝浩登上海空间已经逾三年时间。这三年时间中，上海艺术市场氛围和藏家习惯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A：从上海画廊空间成立至今我们已经举办了16场展览。村上隆、皮埃尔·苏拉奇（Pierre Soulages）、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汉斯·哈同（Hans Hartung）都在画廊项目中呈现了他们在中国的首个画廊展览。近年来，画廊的参观人数一直屡创新高，今年我们有过非开幕日一天观展人数超过900位的记录，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社会发展带动了人群的审美需要，上海作为介入全球经济最深层的中国城市，无疑领导了国内的艺术风向。
中国藏家们的认真态度和学习速度是被全世界公认的。这三年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藏家的年龄趋于年轻化，我们收获了许多年轻的藏家，他们也开始逐渐进入二级市场，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当中最具购买力的是20岁末至40岁末左右年龄层的客户。这些现象说明艺术在国内越来越普及化。我们也希望这些年轻的藏家对艺术的热忱可以持久下去，并且珍视这份热爱。从画廊角度出发，培养、引导和教育也成为了我们的责任。
Q：在进入艺术界之前，您曾经在时尚圈工作，也在模特事业取得了不小成就。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去香港和纽约进修？
A：我在全国模特比赛取得季军之后就去了香港发展，当时合作最多的品牌是Valentino和Chanel等，几乎成为了他们的御用模特，也基本上参与了所有品牌的大秀。我一直对时尚很感兴趣，也热爱艺术，模特工作出差期间经常去国外的美术馆。但模特这份事业毕竟不可以长期做下去，而且是一份很被动的工作，总是处于被挑选的状态。我喜欢主动寻求人生的选择，希望有一份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工作，也希望自己的努力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所以一直在考虑并在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2012年算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我放弃了奋斗多年的模特工作，下定决心去纽约大学和苏富比进修了英语和艺术，回香港后继续在香港艺术学院学习了艺术史和艺术管理。
Q：是什么吸引您进入艺术文化行业？在艺术界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艺术界的首份工作带给你什么？
A：在苏富比纽约的一节课上，老师阐述了当年当代艺术全球销售情况。中国艺术市场的总销售金额比起以往增长了很多倍，令我想到将来的中国艺术市场潜力之大。我比较幸运，念完艺术管理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贝浩登的实习。这份工作让我学会了坚定和坚持，努力学习和辛劳工作总是有成果的。也证明了当年转行是正确的决定。
Q：曾经在时尚产业的工作经历带给你了什么？时尚圈与艺术圈有什么异同之处？两个不同的职业圈可以互相向对方学习什么？
A：我觉得艺术和时尚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很多设计师也是艺术专业出身，但没有成为艺术家，随后机缘巧合地变成了时装设计师。现在许多品牌时装会和艺术家一起创作，在产品中加入艺术元素，艺术与时尚的跨界联名产品已经成为了品牌造血的新力量，甚至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市场。比如丹尼尔·阿尔轩（Daniel Arsham）和Dior的合作，村上隆与Vans及优衣库的联名等等。我想最根本的差别可能在于时尚的产物最终还是会被归类于商品，但艺术说到底和人的精神世界联系更为紧密，艺术品是唯一的。艺术和人的交流对话带给我们的信息更长久，也更永恒。
Q：在一个国际画廊担任总监，会不可避免有许多社交与旅行。作为艺术圈的职业女性，对于平衡生活与工作，您有什么建议？
A：作为现代职业女性，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尤其我们这一行出差很多，我们画廊的空间分布在全球6个城市，每年要在全球范围内参加无数艺博会，而且代理艺术家在美术馆的展览开幕都需要亲临现场。我觉得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压缩和计划有效率的出差行程是很有必要的。和家人相处的时候，我喜欢给到他们有质量的时间。
Q：哪场展览、事件对您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或者说留下了深刻印象？
A：我想说说村上隆2018年在我们上海画廊空间举办的展览“村上隆在奇幻仙境”。当时上海团队刚刚组建，我们就必须同时面对两个艺博会和一位国际艺术家的展览制作，以及和他的整个团队沟通执行的问题。我们甚至在画廊里为村上隆的团队准备了睡袋，以备通宵工作……当时顶着巨大的压力和疲惫的身体做完了所有的事情，我想展览的筹备是复杂的，但我们能和艺术家朝夕相处，这样会对他艺术实践的体悟更加深刻。
Q：您有可称为导师的人吗？他们对你的职业生涯和工作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A：我的老板Alice（龙玉，贝浩登合伙人）。一直以来我都很感激她对我的赏识，以及当初给作为艺术行业新人的我在贝浩登工作的机会。她教会我很多，在我职业初期，Alice会带我与她的客人一起见面， 我也和她拜访了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常常讨论如何经营和管理一间画廊。在她身上学到的东西为我成功开设贝浩登上海空间打下了基础。现在的我们已经不仅是工作关系，也是无话不说的好的朋友。
Q：您认为外界对于艺术圈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A：外界普遍认为画廊只是赚钱的“中间商”，但并非如此。其实画廊不只是出售艺术品，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责任，包括对藏家和观众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普及；画廊也为艺术家付出很多，不仅包括制作费用的支持，为他们严格筛选藏家（杜绝让艺术家卷入市场投机当中），让好的作品进入美术馆馆藏及有影响力的私人收藏体系，我们还要协助艺术家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帮助他们争取美术馆展览的机会，以及后续的细节洽谈……还有专门的研究和出版部门为艺术家的实践和创作梳理服务。画廊是一项巨细靡遗的事业，也是一项需要付诸信任的事业。
Q：您会给在职业生涯的初期的自己什么建议？
A：当你对未知的将来充满迷茫，或者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持续探索和寻找你想做和喜欢的事情，努力学习并且充实自己，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机会一定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也是我想给年轻女孩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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