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仿佛只隔着一扇窄门，谁也不知道，人会在何时、何地，被命运的大手轻轻一推，就从生之门，跌入死之谷。
壹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他在心智尚未成熟时，倘若陡然让他面对死亡或残疾的威胁，会是怎样的茫然和惶恐？
我老家的小学教育是五年制。小学四年级时我辍学了，家里实在有太多农活要做，没人帮助母亲分担，作为留在她跟前的儿子，我责无旁贷。
但就算没有在学校念书，我依旧如饥似渴地坚持学习，只要有空就会看看书本，拿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十一岁，我依旧回校参加了小学升学考试，顺利升上了初中。
我以为能在镇上念中学，能坐在明亮课堂上听讲，就是人生命运好转的开始，却不知狰狞的怪兽，就躲在这欣喜背后，伺机跳将出来，以见血封喉的方式，来一次寒彻骨髓的恐怖突袭。
刚在初中上了两个月的学，我身上发了怪病：以左腿膝盖为界，向上，大腿肿胀，渐渐肿大发亮，如同水桶；向下，由于血液循环不畅，小腿肌肉萎缩，渐渐无法正常承力行走。
我每日必须承受钻心的疼痛，实在忍不住时，试图用腿撞击课桌以减轻疼痛，发出咚咚声响，让我同桌和邻座的同学无法正常上课。
学校的老师很给我买了药吃，但一点都没见好，实在无奈，只能通知母亲来学校接我去求医问药。
母亲带我去我们队上的赤脚医生那儿看病。赤脚医生捏了捏我已经萎缩的小腿，看了看比右大腿粗壮很多的左大腿，仔细看了看掌心——两只手掌往外渗冒的，是黄色的浊汗。
赤脚医生长叹一声，对我母亲直言以告，说我的骨油都从手板心渗出来，人莫得救了。母亲一听，如同遭了晴天霹雳，好好的儿子，才十一岁，咋就没有救了呢？
母亲不甘心，又带我去定水镇医院看病，医生一番检查后摇摇头，说趁着这条腿还没彻底坏死，赶紧到大医院吧。于是，我被送到了南部县城的医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部县医院是村里人得病的最高治疗场所，即使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恐怕一辈子都没这种就医机会，我这个十一岁的娃娃，不但跨进了南部县医院，一住院就是四五个月。
为了给我凑够医药费，家里又是卖粮又是卖猪，在亲戚朋友那儿到处借钱，让我有机会接受医院治疗 。
我躺在医院里打针吃药，我一边治病一边安心地看书。除了自己手中的中学课本，还搞到一套当时初高中全科课本，我看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如影相随的疼痛，这真算得上少年时代一段惬意、安然而闲适的岁月了。
这么多医生护士照料着，我的左腿还是没有变好的迹象。医生了解到，从几年前开始，我走村串户收破烂时，为了退热，总是看到水塘就扑腾下去，湿淋淋一身衣裤贴着皮肉，在大太阳下穿着晾干。当时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后果，用中医的话说，是体内积了太多的“湿”，用西医的话说，是伤到了骨膜。
一个幼嫩的还没发育成人的少年，身体各个零件都应该是娇嫩脆弱的，我这么不管不顾地在烈日暴晒下“扑水”，从两年多前，就埋下了病根祸端。
那是一种怎样的身体之痛呢？没有哪一刻暂告消停过，只能分为“十分猛烈”和“一般猛烈”两个程度。“十分猛烈”时，如同千万根银针同时扎向我的腿脚，骨头缝缝都被针扎，扎上了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全身上下，如同网状，这里的神经被刺痛了，瞬间就勾连起那里的痛楚来。
而“一般猛烈”也没多享受，那是服下止痛药，药效最强的一段时间，会感到左腿受无数只蚂蚁咬噬，它们密密麻麻地趴伏在我的病腿上，一口接一口，冷漠地蚕食着我的身体，有种钻心而麻痒的痛感。
幸好我还能看书，转移一下注意力。医生和护士都喜欢我，夸我坚强，痛得青筋直跳也不瞎闹乱嚷。他们也想治好我，但眼看治了四五个月，病势非但没有好转迹象，还在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有些束手无策的医生叫来母亲，直截了当告诉她，说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截肢。
贰
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医生让她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但她能和谁商量呢？我的哥哥姐姐，将衣服兜裤子兜角角分分的硬币都凑起来，也不过七八元钱，别说上手术台了，继续留在医院打针吃药的住院费都不够。母亲伤伤心心洒了一场泪，地里还有很多农活等着她，她只有吩咐哥哥，让他借个板板车拉我回去，她要先赶回家干农活了。
哥哥第二天帮我办了出院手续，板板车也借好了。我坐在板板车上面，从县城医院到家里，有十公里路，哥哥在前面拉车，我惶惶然坐着，我们没有交流一句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医生护士讲话并不避讳我，大概他们当我是不懂事的娃娃。从他们嘴里，我知道自己不截肢就会死的事实，母亲号召哥哥姐姐们掏出所有的钱，凑不起天文数字一般的手术费。我明白了：此行回老家，是回去等死的。
可是，死是什么呢？即使曾经亲自经历过父亲的葬礼，但我对死亡，还是缺乏鲜明的概念。死亡是一个人睡着就再醒不来了吗？是一个人摔倒再也起不来了吗？换到我身上，难道是一直一直腿痛，痛到某一天，忽然就痛死了吗？我不知道，也不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
但我明明白白地懂得了害怕，恐惧如同蛛网包裹住我。正因为不懂死，我才这么害怕，怕这趟长长的归乡路走完，紧接着我要赶赴一个又黑暗又潮湿又恐怖的幽冥地府，那儿有牛头马面，有怒目阎王，动不动就让人上刀山、下火海、丢油锅、入针毡。
越想越恐怖，我抬头望一望天。那天天气很不错，碧空白云，还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自头顶飞过。风吹过来，路两旁的树叶和地里的玉米杆哗啦啦地拍起小巴掌。
这是我平日见惯的乡景，不知为什么，这天竟用了诀别的心来看它们，仿佛这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眼，像病房那位好心的阿婆说的吧，我是一个造孽娃儿，还没成人呢，就要等死了。
等——死，一个“等”字，是比“死”还要重千钧的。
我回到家，才知道连家都住不得。不是家里容不下我，而是我在县医院住院这段时间，家里危房年久失修，眼看就要坍塌，母亲很辛苦地搬采了一些石头，准备维修危房——再不修，实在是无法住人了。我回家之后，母亲去借了同队杜天安家的一间屋安置我，我便一个人住在别人家中。
家人现在都以看待“准死人”的目光来看我了，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走”。但按照县医院大夫说的那样，我已经是个被判了死刑、必死无疑的人，我在人世的分分秒秒，更像是偷捡来的光阴，我们都在耐心地等着“黑白无常”何时到来，可能会悄无声息，也可能大张旗鼓，像是村里胡子最长的老爷爷讲的那样，手持锁链，一把套上我脖子，便将我的三魂七魄，拖入深深的地府。
我对自己未知的死亡，带着十二万分的恐惧。家人呢？一开始他们是哀怜，毕竟我是骨血至亲，才在世间走过了短短十一个春秋，这么短暂，这么急迫，难道我真是传说中的短命鬼投胎，到人世行一遭，不过是徒惹家人伤心一番？
过了没几天，家人开始觉得我是个累赘，本来家里请人维修危房，家人也要搭手帮忙，有田间地里的活要忙，猪要吃食鸡要喂，还得每天顾到自己的肚子不饥，哪里分得出多余的心神来看顾我呢？
但我依旧会呼吸，会哭会喊痛，还是一条命，家人不看顾也不行，想扔弃我完全置之不理也不行。于是，每天早上送一碗饭过来，都变成了堪堪令人发火的苦役。
我睡在杜天安家中，毕竟是寄人篱下，住在人家的屋檐下，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始终挥之不去。晚上睡觉，我总要战战兢兢地插上门闩，我本能地怕着这一切：窗外的黑，漆黑深处的未知东西，比如说，鬼。
谁知道黑白无常会不会趁我睡着了，推门而入，直接将锁链往我脖子上一套，然后锁我出去啊？如果我今晚还好端端地睡在床上，明天早上就丢了三魂七魄怎么办？如果鬼从窗口翻进来，一口一口吃掉我的心脏怎么办？我越想越觉得手脚发凉，加之身体的疼痛绵延不绝，有时拖沓到半夜，才勉强能闭上眼睡着。
这一睡就睡过了头。早上母亲送饭过来，她端着碗在门外砰砰地敲，敲了好几下，我才从梦中惊醒，浑身上下疲惫极了，不像在床上躺了一夜，倒像是半夜出去和夜叉打过一架。我拖着一条使不上劲的病腿，颤颤巍巍一瘸一拐地过去给母亲开门。
门开了，母亲是一张怒意难消的脸，她恼恨我插上门，老半天才过来开，白白耽误了她干活的功夫。恼怒之下，她慌不择口地咒骂道：“你怎么不去死？你死了家里也轻松些，现在这么不死不活的，个个都要被你拖累死！”
母亲骂完我，将饭碗往我手里一塞，转头就走。她单薄的身影，在清晨的薄雾中走得那么决绝，我甚至不敢开口喊一声妈。那时，我委屈得吃一碗饭，流半碗泪，生怕母亲说的都是真的，我真是拖累死全家人的累赘，活着就让他们都跟着我吃辛咽苦。
直到现在，我自己也有了孩子，才真正明白：世上没有哪一个父母，会对自己的儿女狠心至此，厌憎他们，诅咒他们，弃绝他们，让他们去死。
母亲对我的爱和心疼有多深，她眼睁睁看我等死的绝望和痛楚就有多深，这疼痛如同大山巨石般压垮了她，她唯有通过骂我几句，来释放心中累积得快要爆炸的压力和情绪。
不光是母亲，兄弟姐妹，都在等我死，可我偏偏死不了，一口气吊在那儿，不上不下，疼痛依旧时时刻刻来报到，死神却始终不见踪影。
叁
一个多月过去了，家里危房稍微整修得能住人了，我被接回去住，但刚回去，家里的茅坑又垮了。都市人大概不能理解农家茅坑对农人的重要性，它不光是人们“方便”的地方，还负责收集农家肥，垮了茅坑，直接影响的是地里庄稼的收成。母亲赶紧从邻近大队请来一位叫郑洪科的石匠砌茅坑。
这位郑石匠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他在帮我家干活时，耳畔老传来“哎哟哎哟”的惨痛呼叫。他心里发憷头皮发麻，心想大白天的，哪个在这儿鬼哭狼嚎？
于是，活路也不忙做了，郑石匠拍拍两只手，循着声音一直走进屋里，看到躺倒在床上、半人半鬼的一个孩子，左腿呈现出骇人的样貌——膝盖上方肿胀如桶，膝盖下方细瘦得像芦柴棒。
“哎唷！”郑石匠惊呼。
我应和着他呼痛。那种排山倒海的“十分猛烈”的疼痛感又袭来了，医院开了一些止痛药给我，但现在吃药已经感觉越来越没有效果，“十分猛烈”的疼痛时间，远远超过了“一般疼痛”。
郑石匠不但是个好奇的人，还是个热心的人。他倘若没有看到我的“尊容”也就罢了，一旦看到，便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我母亲刚从地里回来，他就一把拉住她，要同她说件事。
郑石匠是向母亲推荐一个名叫郑洪烈的医生。那时我家是碧龙观村十一大队，郑石匠和郑洪烈住在十二大队，请来看诊也方便。郑石匠不遗余力地推荐，说郑洪烈医生神得很，已经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死马当作活马医嘛。
“死马当成活马医……”母亲嘴唇翕动，念念有词，反复叨念这句话。
我们大队有个孩子，从小从十二大队抱养过来的。他听说母亲要找郑洪烈来看我的腿，特意跑来好心地告诫母亲，说郑洪烈是个卖狗皮膏药的，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说的话你都能信吗？母亲沉思了一会，还是决定请郑洪烈来看看，母亲的意思是，既然家里都穷成这个样子了，还怕他骗吗？
于是郑洪烈被请到了家里。那时在南部县偏僻农村，他的穿着打扮，简直太摩登，穿着一尘不染的的确凉白衬衫，衣服下摆掖进裤腰和皮带里，梳着一个油光光的分分头。
我看了一眼，赶紧低下头去，心想苍蝇到了他头上，恐怕都需要拄拐棍。郑洪烈派头摆得足，一抽出钢针来，又吓人一跳：人家大夫用的银针都是头发丝那么粗，他这钢针倒有麻绳粗！
郑洪烈医生手持钢针来扎我大腿，他边扎边对母亲说，如果扎出来是血水，那这个娃儿就没救了，如果扎出来是黄水，就还有得救。母亲紧张地看着他手中粗大的钢针，谢天谢地，扎出来的是黄水！
郑洪烈收了针，点点头，他给我开了第一服药，其中用上了木别子、马钱子等毒性药物。偌大一包草药，药价一块八角三分，我家拿不出这笔巨款，卖了一些粮食，卖了几个鸡蛋，又去菜地砍了几颗白菜，这才勉强凑够了第一服药的药钱。
郑洪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医生，一大包药熬成一大碗水，分四次喝。他先尝过才给我喝——他亲自来控制毒性，怕用力过猛，一下子把我医死了，反而落个杀人罪名。
郑洪烈这招“以毒攻毒”，立竿见影。第一服喝药下去，药渣子拿碓窝舂得细细的，用醋调和搅拌外敷在腿上。
一天后，感觉大腿的肿胀稍微得到纾解，疼痛也轻了几分。但要完全治好我的骨膜病，只靠一服药是不够的。
郑洪烈在我家几间破房子里走走看看，他抹了抹油光水滑的分分头，又找我母亲商量，说你儿子这个病，需要一段时间来医治和调养，但现在你家这情况，既没有钱买药，也吃不上啥营养，继续拖下去，他可能真的小命不保。我看你家猪圈里还养着一头小猪儿，你好生养着，我把你儿带到我家去慢慢治病，如果到时治好了，你过年前卖了猪儿的钱，给我传个好名声。
原来郑洪烈晓得连我们大队的人都在背地嘲笑他是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要脸树要皮，他也希望能通过我树个“标杆”，摆脱自己在人们心中的不良印象。也许是因缘际会，他刚好遇上了我，我病得连大医院的大夫都束手无策，一心等死，如果他医不好我，也有说法，如果他救好了我，那该是多大一桩功业，多了不起一个成绩。
郑洪烈说完这话，赶紧又补充道，如果我不幸被他治死了，母亲也不能找他闹。
母亲同意了，只要我还有一线生机，哪会不同意去试试呢？于是，我这匹“死马”，被带到了邻村郑洪烈医生的家。
肆
郑洪烈家里生活比我家好得太多，他家里有药箱小屉，有前辈流传下来的汤头歌药书，更有白米净面、鸡蛋猪油。我从来没吃那么饱那么好，在郑家住着，好吃好喝，吞吞药、扎扎针，无需我做多少活。闲了，我便继续看书，看中学教材，也背汤头歌。
郑洪烈看我自学中学课本，啧啧称奇，把他一对儿女喊到跟前来，让他们向我多学习，那两个孩子年纪还小，不好意思地你推我搡嬉笑一番，又各自玩耍去了。
郑洪烈再看我背汤头歌，夸我踏实肯学，有意招我为徒弟，在我腿脚近乎痊愈，行路不成问题时，他还专程带我赶了两次场，和他一起卖狗皮膏药。
可能我真不是干营销的料，和郑洪烈的巧舌如簧比起来，我算是长着“笨嘴拙舌，聪明肚肠”，腹内自有千万语，也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他收徒的想法就此泡汤。
经过半年时间，我能走能跑能跳，踩着一双好腿脚回到家。母亲见了我，没有迎过来，反而一转身进了厨房。我追到厨房才看到她在给我烧溏心蛋，一边烧一边撩起围裙下摆擦拭眼角。
在乡下，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是深沉、内敛、朴实如同泥土的，也许不如都市白领父母那么情感细腻、精致周到。但母亲为我做的每件事，我都深深记得，也永远感怀她的爱意，哪怕这爱是带着粗粝的外壳，裹着坚硬的外衣，我也从未怀疑过母亲这份爱的真挚与笃厚。
在我病得最痛苦，徘徊生死之门时，母亲曾说过让我早死的气话，那时我没怪过她，现在更加不会了，我知道她诅咒的不是心爱的儿子，而是多舛的命运，她甚至诅咒自己——是自己这么无力，这般没用，才会护不好她的儿子，让他小小年纪就受这样大的苦楚。
她的内疚，深得像一潭湖水，丢一颗小石子下去，半天都落不到湖心。母亲爱我，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她的爱，用她此刻欣喜激动的眼泪而不是一个久别的拥抱来表达她的爱。
我看着母亲忙碌煮饭的背影，静静的，没有过去打扰她。那时的我还太小，今天已年过不惑的我，明白了当初母亲激动得不敢立刻来抱抱我拉拉我手的羞怯。都是因为太在乎了，我仿佛是她失而复得的宝贝，她差点就在人世间与我离散，天可怜见，我们母子情分未断。我能遇上郑洪烈医生这样一段机缘，又将我治好，送到她跟前来。
她被这盛大的喜悦弄晕了头，煮好了溏心蛋，往我手上一塞，还是不说话，直接拿农具下地去。我要跟着母亲去干活，她拒绝了，让我在家慢慢吃点东西再说。母亲的手按压着我的小手，我贪婪地感受着这久违的母亲的温度，眼窝一热，几乎要哭出来，幸好母亲已转身出去。
母亲是个信守承诺的人，到了年底卖掉已经喂大的猪。我们真的给郑洪烈“传了名声”，敲锣打鼓送了锦旗，演了一场坝坝电影。虽然还是有很多人都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但我在心里却一直感激他，因为他真真切切看好了我的病，给了我一个健全的身体。
回想十一岁时，我就这样无限逼近死亡。生死之间，仿佛只隔着一扇窄门，谁也不知道，人会在何时、何地，被命运的大手轻轻一推，就从生之门，跌入死之谷。
我也曾懵懵懂懂地畏惧死亡，在我还不懂得为自己难过悲伤时，恐慌如漫漫黑烟，充斥了我的心。这一年光阴，仿佛我只是从十一岁的孩童，变成了十二岁的少年。但只有我知道，徘徊过生死之门的我，犹如脱胎换骨，犹如再世为人，这漫长的一年呐，我被烈火焚烧筋骨，被碱液浸泡身心，被血水煮沸惶恐。最终，我和命运的初初博弈，取得了胜利。
杜阳林，四川南部人，少小贫困，自强不息，以笨拙笔触，开创自我天地。多年躬耕不辍，岁月荏苒，初心难改。愿以有温度的文字，写人生悲欢，呈世间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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