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道方丹药续命
据南宋王明清《挥尘余话》记载：北宋名医宋道方，精医术，能治疗多种疑难怪病，医朮名闻全国。寄居在南京行医，但从不愿意出诊看病，致使扶老携幼前来求诊者门庭若市。
在政和初年，南京行政长官田登的母亲病情危重，派人召唤，宋道方还是不出诊。田登气愤地说：“若是耽误了我母亲的病而致死亡，非杀此人不可！”
便派人去逮捕宋道方押到大堂来，田登大声呵叱到：“限你三天之内把病治住，否则，杀头示众！”宋道方说：“请宽容时日，我给以治疗。”
于是宋道方诊病，诊后说：“此病尚且可治”。便给予丹药一剂，田大人母亲服药后病就好了。
田登非常高兴，并向宋先生说：“我是一时性急，凌辱了你，都是我的过失，我一定设法为你雪耻，恢复你的名誉。”
于是，田登就用自己的官车，让宋先生乘坐，又叫歌女舞伴拥随车后，并叫士兵背负美酒彩礼加酬金一千贯，在车前开路，把名医宋道方送回家中。
十多天后，田登母亲的病情复发，再派人去请宋先生，他的全家早已潜逃远方，田大人母亲也立即死亡。
后来知情人传说：“田登母亲已病入膏肓，宋先生为了脱险，只用了缓死的药，暂时延续寿命罢了。”
注：在封建社会里，医生是沒有什么地位的，都不受上层贵人重视，甚至被看成是为官僚服务的奴仆。那时医生多是仕途文人落榜后转为习医，所以，古代名医也多不谋仕途，宁愿隐居于草泽，甘向民间施丹散。
《挥尘余话》中还记载“王贶笑愈奇疾”的故事。
王贶：北宋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嗜好读书，他是南京宋毅叔的女婿。宋毅叔是医朮名闻大江南北的先生。王贶拜师学医，艺未精通就游历首都（开封）行医，开始门庭冷落，处境十分悲惨。
出人意料的是：当时朝庭颁布了“新盐法”，有一个大商人看了布告，惊恐之际吐出了舌头，然后再也不能收回……这样多天无法进食，身体渐渐消瘦，首都大多医生均无法治疗，引得大商人一家万分恐怖。因此张榜广告说：“如果有人能治好这个病，就用一千万钱酬谢医生。”
王贶被“一千万钱”的酬金所吸引，便前方探视。当看到病人景况时，不由自主地觉得好笑，并大笑不止，实在没见过的怪症，真不知如何处治。
病家见这先生行为奇怪，也沒有先例，就追问王贶。王先生用傲慢的口气回答说：“我可笑的是，这么大的首都仅然无人能治这么个小病。”
随即告诉病家，速取《针灸甲乙经》来，王贶故作镇定地查阅着，却侥幸真从中发现了一则可治“吐舌病”的方子。
王贶立即对病家说：“这病若叫我治，一针就可见效，但你必须给我写下字据，万一治不好，也不能怨恨我。”病家无可奈何，也就依从了他。
王贶便依书所载方法，针刺患者舌根底部穴位。在起针时，患者已萎靡不振。过了一会，患者的舌头可以伸缩自如。
商人全家大喜，不但按预约付了酬金，还四处宣传王先生医朮高明。从此，王贶不仅解决了生活困境，还成了首都名医。
此后，王贶的家境富裕了，解决了生计问题，更有意识地开始补救性攻读医药典籍……终于名付其实地誉满天下，还得到皇帝的宠爱，于宣和年间晋升为朝请大夫，后来也著有《全生指迷论方》一书传与后人。
注：在封建社会里，医生不是正统职业，没有实效累积就得不到官方同情。王贶挺而走险，在悲惨境况中，侥幸意外得救。不过王贶确实聪明，知道内疚补学，有志于肘后方书，终于心想事成，真所谓“有心人，亊竞成！”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曾任史部尚书郎，晚年曾著《后汉书》成记传八十卷。书中记载了东汉针灸医生郭玉的故事。
郭玉，四川广汉人，师承涪翁、程高，汉和帝时任太医丞。郭先生精脉诊，善针术，富有同情心，对人不傲慢，即便是贫穷百姓或役使奴仆，都会尽心尽力给治疗,疗效很好。
但治疗那些达官贵人的病，却往往难予收效。于是汉和帝就叫贵人们穿上破旧的衣服，换成百姓住处，再请郭先生治病。这样，一针就能见效。
于是，汉和帝召来郭玉，追问是什么原因？郭先生回答说：“医者，意也。人体皮肤肌肉之间的功能是极微妙的，针刺时要随经络气息来运用技巧；用针治疗时，若有丝毫误差，就会影响效果。病人的气血运化信息，医生可以用心领悟，但无法用语言说明白。
那些达官贵人，心高自主、气傲自是，从上面审视着我。我怀着惶恐之感奉承他们，总有四大难处：
1、他们自作主张，多不听我奉告的生活准则；2、她们过度享乐，奢侈习惯不能克制自己；3、他们筋骨脆弱，不能自我保养，又不想吃苦药；4、她们贪图一时快意，好逸恶劳，又不会自律。
再则针剌深浅受限，时辰也常常被错过。我的治疗措施常不能准确到位，而疾病的疗效又怎么能达到理想呢？这就是贵人达官的病难治的原因。”
和帝听后，觉得郭玉说的也有道理。
注：文章以委婉的笔法，揭示了达官贵人多傲慢自是、好逸恶劳，养成致病的生活习惯，还不能按医嘱纠偏。进一步阐明了扁鹊“病有六不治”的思想。
蒲辅周先生，1888年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蒲家世代行医，在当地颇有口碑。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
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1931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1936年又赴成都行医，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1955年奉调中医研究院工作。
有一次，周总理患癃闭症，许多医生一筹莫展，后经蒲辅周精心治疗后，很快痊愈。周总理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辅周回答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
又一天，周总理听说蒲老中医家的收音机破旧了，专门将访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送给蒲老，热情地说：“蒲老，你为我们的保健负责，我们也对你的保健负责，不是一样吗?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一般的病请你的学生看就行了，我也转告其他首长，不要轻易惊动你。你健康长寿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嘛。”
周总理指示蒲辅周的弟子高辉远，一定要把蒲老的学术思想和宝贵经验整理出来，继承下去。高辉远等人经过几个寒暑，整理出一部手稿，交给有关部门。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这部手稿无人过问，竟被扔进废纸堆里，高辉远费尽周折，才把手稿找回并收藏起来。
一次，周总理又问高辉远，有没有整理出总结蒲老从医经验的书，高辉远如实做了汇报。周总理让他把手稿拿过来，就批示予以出版。1972年12月，《蒲辅周医案》终于付梓问世。
注：时代不同了，历史进入20世纪，“孙中山”推翻了封建统治，“毛泽东”建立了人民政权。官员和医生都是人民的公务员。所以，在以周总理为表率的时代，有了以蒲辅周为代表的老中医放心发展，才有了这种朋友般的情谊之花。
医养服务，众心所向； 健康长寿，人之所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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