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剑
台北府城的建造,与一位河南人有关。
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台北府。设归设,但条件差,“居民无几,一片荒凉”。为了修筑一座新城,这位河南人一到任便开始筹措资金。他命人贴出告示:每座房屋一次性缴纳土地占用费十五圆,每年缴纳租金二圆,就可以获得开发权。当地居民看到了商机,纷纷租地买地,“建屋建店肆,街衢渐成”。接着,他又从当地士绅手里筹募银两二十万,用于修筑外城。外城城垣以条状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细石。壁垛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二尺。设城门五座,均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门楼所需砖瓦全部从厦门运来,黏石的“红毛土”,是用糯米成熟后加上红糖、石灰合舂而成的,其坚固耐久不亚于水泥。建成后的台北府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236米,东西宽1020米,“碧瓦连云,朱檐栉比,俨然巨邑矣”。这座行政上隶属于福建省的州邑,是当时中国最具崭新气象的海疆城市。
这位具有台北府城首建之功的河南人,就是陈星聚,临颍县人。他32岁中举,因有军功被清廷提拔使用,先后在福建顺昌、建安、闽县、仙游、古田等地任知县。陈星聚所到之处,“洁己爱民,实心任事”,屡获“卓异”,被称为“纯儒循吏”。
同治三年(1864年),陈星聚刚到福建顺昌县任职,就遇到了江右之乱。陈星聚力主先用劝导之法,并不顾个人安危,轻车简从,深入九龙山匪巢面见匪寇。一番斗智斗勇,终于感化匪首,化解了“二十余年间远近不得安宁,百姓以此为患,官府对此束手无策”的匪乱。事后,匪首为陈星聚建造了生祠,表示悦服。清廷重臣左宗棠对陈星聚大加赞赏,以“听断绢捕,矢慎矢勤,宽猛协宜,舆情悦服”为由,报请军机处留名升用。
同治十年(1871年),陈星聚调任古田知县。古田县大东乡地处僻远,乡风蛮悍,抗税习以为常。陈星聚惩恶除霸,审结词讼,乡俗大变。水口乡面水背山,土地贫瘠,百姓生活非常艰难。居民平常靠接上游木植为生,却被邻邑乡绅强夺。陈星聚不避嫌怨,力为争复。百姓感激他、拥戴他,把他视作亲人。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听闻其事,会荐陈星聚为“卓异”。并以“守洁才优,实心任事,在闽年久,熟悉海疆”为由,奏荐陈星聚为台湾府淡水厅同知。此为正五品,负责北台湾地区的政务与军事。
陈星聚到台湾后,外出巡视时,发现了当地有收“埋葬税”的陋规。很多人由于交不起“埋葬税”,只好让尸体在家中存放多年,腐烂发臭;有些穷苦人家,甚至存放几具尸体都无法埋葬。陈星聚查明原因后,下令废除“埋葬税”,并规定:凡家中存放尸骨者,限三天之内一律运出埋葬,不交“埋葬税”。过期不埋者,加重罚款。台湾百姓奔走相告,如逢甘霖。
淡水厅辖区绵延七百里,溪流交错,山险林深,是古代投放罪人的地方。南有铜锣湾,北有三角涌、大嵙嵌,皆为盗贼渊薮,劫杀案件频繁发生。面对棘手的治安问题,陈星聚知难而进。他先是增固营垒,严加防御;然后亲率精锐入山,直捣匪巢鸡笼山。当时恰逢雨季,士兵叫苦不迭,都恳求陈星聚暂时退兵,等雨季过后再行进剿。陈星聚不为所动。攻打到第七天,官兵终于“擒获盗首吴阿来,械至竹堑,斩于市曹。由是,鸡笼山平”。淡水百姓对陈星聚称赞有加:“居官廉洁,省约自奉。治民,一以爱恤为心;而待于士,则尤厚。”
陈星聚在台湾的高光时刻,当属台北保卫战。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远东舰队从越南北部海域气势汹汹地打到中国东南沿海。清政府不顾法军的猖狂挑衅,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当时已是台北知府的陈星聚忧心如焚。他下令筹集款项,购置武器弹药,招募青壮年,扩充军队,准备坚守台北。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军主力舰队进犯台湾,占领基隆炮台,攻打台北门户淡水。当时陈星聚已是67岁高龄,并且身患疾病,但面对来犯之敌,他毫不畏惧。在他的鼓动下,台北军民士气高昂,誓与城池共存亡。陈星聚的妻女也团坐在府衙后院的一口水井边,随时准备殉葬。经过几天的激战,台湾军民最终击退了来犯的敌军,取得了台北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由于劳累过度,陈星聚背部毒痈发作,不幸病逝,终年68岁。台北民众闻讯大恸;清廷为彰其德,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
陈星聚的遗体运回临颍后,安葬在故里台陈镇。2009年,重修后的陈星聚纪念馆举行落成典礼,国内学者、台湾知名人士以及陈星聚在台后人参加了祭拜。“御外侮固金瓯兴教化治桑麻功成台岛,归桑梓荣故里举斯文延恩泽德誉中原”。陈星聚纪念馆前,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雕像:赭红色的基座上,身披战袍、银发苍苍的陈星聚,表情肃穆、目光深邃,似乎仍牵挂着风云变幻的万里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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