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振国
都说文人相轻,其实自古以来有文人相轻的,也有文人相重或相“亲”的,相轻遭诟病,相“亲”传佳话。
《刘公嘉话》载:唐朝“苦吟诗人”贾岛,骑驴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路上吟得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但他对联中的“推”字不甚满意,想换为“敲”字,几番琢磨拿不定主意,于是骑在驴背上边走边斟酌,还不时地比画着“推”与“敲”的动作。这时,碰巧吏部侍郎兼京兆尹韩愈路过,贾岛不知不觉冲撞了仪卫队。随从人员将贾岛拉下驴背,带到韩愈面前。贾岛解释并非有意冒犯,实是“推”和“敲”惹的祸。韩愈并不怪罪,停马伫立沉吟良久,对贾岛说道:“还是用'敲’字更好啊。”于是二人拱手言欢,韩愈还给贾岛换上马,二人并骑而行回到韩府,并且很长时间彼此相惜不忍分开。这段佳话也诞生了“推敲”这个典故。
西晋陆机对左思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过程。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有“太康之英”盛誉的陆机从江南来到京师洛阳,动了撰写《三都赋》的念头。当他听说一个叫左思的无名之辈正在写作此赋时,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称左思粗俗,要用他的书盖酒坛子,实际上就是看不起左思,不相信什么人都能写《三都赋》。然而,当左思的十年心血之作被人争相阅读传抄,竟引得洛阳纸价大涨,陆机也不由得拿来抄本,一读之后,却顿感惭愧不已,表示自己写不出这样惊世骇俗的奇文妙作,在极力赞佩推崇的同时,他选择放弃写作《三都赋》。成语“洛阳纸贵”和文学典故“陆机辍笔”就是这么来的。不过,陆机版《三都赋》未能面世,世人无缘拜读,也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憾事。
文人相“亲”,李白、杜甫不能不提。一个诗仙,一个诗圣,两人名气都很大;李白比杜甫年长11岁,没有大过一轮,这样名不分伯仲年龄也相仿的两人,照说最有可能不对付,但李杜却相敬相惜情深义重。天宝三年春,44岁的李白被唐明皇打发出翰林院后,来到洛阳,和家住洛城的杜甫见了面,这一见,闻一多说相当于两颗星相遇。当年秋,两人又相约同游了梁和宋,即今天的开封和商丘,还过黄河往王屋山访道寻仙,其间高适也来凑热闹,如今开封禹王台公园内的“三贤祠”,便是纪念这次开封游的。次年秋,两人再次结伴同游东鲁,即今天的山东,最后在兖州赠诗作别,杜甫赠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赠杜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遗憾的是,两人从此无缘再会。此后,杜甫写有十多首思念李白的诗,多年后李白再游齐鲁,也深情怀念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梁启超和陈寅恪则堪称君子之交。陈寅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只求学问、不求学位的他没有文凭,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并向清华大学校长鼎力举荐,最终陈寅恪被破格聘为国学院教授。按常理来说,陈寅恪应该感谢或感恩梁启超,但人们看到的不是这些,反而是两人常常为学术问题发生争论、互不相让。梁启超的一个同事和陈寅恪有过节,便故意拿来一份学报给梁看,学报上刊有一篇陈和梁“对着干”的文章。不过文章说的梁启超知道,也就是在陶渊明为什么弃官归隐的问题上,两人有分歧,正在打笔仗。当梁明白同事挑拨离间的用意后,对同事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说:“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梁陈之谊在清华师生中曾传为美谈。
人与人之间,包括文人之间,重要的还在于了解,彼此了解了,要么道不同不相为谋,要么就容易互相亲近,这个并不复杂。曹丕抛出“文人相轻”,其论据有两个,一是就文章特点来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这个没问题;二是拿人性弱点来说的,他借“敝帚自珍”这个典故,来说明人只能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进而断定文人之间势必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难免狭隘和片面了,且不说他对成语“敝帚自珍”解读的问题。事实上,因为文无定法、文无第一,真正的文人或文家,懂得彼此尊重、接纳和包容的意义,明白相互学习、借鉴和切磋的必要,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要的是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古今文人相“亲”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再说同为文人,共情的东西自然也会多一些。这里改曹丕原话一个字:“文人相'亲’,自古而然”。当然,“相轻”也是有的,这个曹丕已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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