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秀玲
父亲是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更是一名拥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的历史课非常生动,像讲故事一样,深受学生们的喜爱。父亲已经病逝三年多了,今天,请允许我用父亲的亲身经历,来讲一讲普通老百姓眼中这几十年的国运家史。
父亲虽然一生平平淡淡,却亲历了日本入侵、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新中国的初建、“文化大革命”风暴、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这许多不平凡的年代,见证了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变。
父亲生于1938年。正值日本侵华,战火在神州大地蔓延。
1942年父亲5岁,河南大旱。由于持续的干旱,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连续歉收,河南出现了“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局面,广大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树皮树叶吃光了,一切能变卖的都卖光了,贫穷人家只得卖儿卖女勉强度日,上好的土地一亩地只卖到一斗米,许多人家一天连一顿糠糊糊都吃不上了,饿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不少人家灭门绝户。据县志记载,不过八万人的广武县饿死了近两万人,活不下去又不愿饿死的人只有逃亡,京汉铁路以东、黄河以北,是日本人占领区,唯一的生路只有向陕西、甘肃一带逃荒。
我们家人多地少,生活本来就不富裕,全凭一家人勤劳节俭度日,大难临头,虽然没饿死人,也没有卖地,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一天一顿糠糊糊的日子也难以为继,曾祖父怕一家人饿死在一起,忍痛卖掉老牛,凑了些路费,让爷爷奶奶和父亲三口人去陕西逃荒。 1942年腊月初二,再有一个月就要过年了,爷爷挑着衣服被褥,奶奶一手挽着篮子,一手拉着父亲,一家三口人冒着刺骨的寒风上路了。
那时虽然已经有陇海铁路,但河南是战区,中日正在交战,铁路不通,往陕西去的难民,要到洛阳才能搭上火车,从我们家到洛阳200多里地,5岁的父亲硬是跟着爷爷奶奶一步一步地走到洛阳。爷爷挑着担,奶奶挽着篮子,都没法抱父亲,又矮又瘦的父亲穿着厚厚的粗布棉衣棉裤,怎么也赶不上大人的脚步。万般无奈之下,爷爷只好挑着担子往前快走,父亲跟着奶奶在后面慢慢地挪,爷爷走一段路,找一处可靠人家放下,再回来抱父亲,把父亲抱到放担子的地方放下,再挑起担子往前走,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往前移动。沿途都是村野山岗,没有饭店旅社之类的设施,每到天黑,爷爷总是找个柴草垛或者山洞,三个人挤在一起度过难耐的寒夜,要是哪一天能遇到个好心人家,允许住进他们的柴草房或者牲畜棚,那就是行了天大的好运。不知道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洛阳一个亲戚家。
亲戚也是逃难到洛阳的,在车站当搬运工,在洛阳住了几天,好不容易才买上了往西安的火车票,到火车站一看,人山人海,火车里已经坐满了人,甚至车头上、车门口的梯子上、车顶上,凡是能站脚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车厢里拥挤的透不过气,就连座位下面都是人。不知道火车开到什么地方,停下不走了,要换车,人们又是发疯一样拥挤争抢。爷爷虽然年富力强,但是带着奶奶和父亲还有行李,再怎么努力也挤不进车厢,只好攀爬到车顶上,挤了个地方,又把行李、篮子和扁担递了上来,火车顶上男女老少,小车行李,挤得满满当当。人到绝路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谁也不怕掉下去,只要能扒上车就行。求生的欲望使人忘却了一切危险。又等了不知多长时间,火车才喘着粗气吭哧吭哧地开动了。由于严重超员,遇到上坡的路段,慢得和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最难受的是钻山洞,人们都尽量低下头,头顶离洞顶不过一拃高,有的东西装得或高或宽一点,碰上洞顶或洞壁,呼呼啦啦,一大片人就摔到车下。煤烟呛得人睁不开眼出不来气,真是难受极了。潼关以东有一段路,日本人还不断从河北往河南打炮,过往的火车只能晚上偷偷地通行,小心翼翼地不能让敌人看见灯光听见响声,不然大炮便会呼啸而来,炸得车毁人亡,这是西行路上的一段生死关口,所以这种车当时叫作“闯关车”。过了潼关人们才可以喘一口气。 火车走走停停,不知换乘了多少次车,走了多少天才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住不起旅社,在北关城墙根下一个老乡的小土洞里住了几天。这些土洞长不到一丈,高不过五尺,都是河南逃荒的人挖的,阴暗潮湿,拥挤肮脏,一个挨着一个,像蜂巢一样,有的连洞也住不上,就用棍棍棒棒搭个架子,盖上席片杂草,支个窝棚栖身。至今西安北关自强路一带,80%以上是河南人,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逃难去的难民的后代。
这么多的难民拥到西安,谋生不易,爷爷又一路西行,到西安西南几十里的周至县李王寨落下了脚。1946年秋天的一天中午,爷爷莫名其妙地被抓壮丁抓走了,最后在甲长刘四老汉的斡旋下,答应让他自己的儿子顶替爷爷去当壮丁,爷爷才被放回来。
抓壮丁事件之后,爷爷意识到此地终究不宜久留。虽然周至县城有一个河南同乡会,可以多少维护河南人的利益,但毕竟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加之此时河南形势已稳定下来,曾祖父母把家经营得日见起色,旱灾时卖出的地也赎回来了,还又买了几亩地,添了牛,农活上日感人手不足,多次来信,催爷爷奶奶回家。1947农历三月,在度过了五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后,爷爷奶奶起程回家了。
1948年5月13日,解放军一个团攻占了荥阳县城。解放了,政府组织了民兵,成立了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对地主恶霸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税收负担也比新中国成立前轻了许多,农民的生活很快好了起来,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家已经可以不吃糠了,农忙时节可以吃上白面馍,中午虽说多数时间还是稀面条,但是有两锅,一锅甜的一锅咸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时还可以吃上捞面条和油馍。农民一方面沉浸在解放翻身了的喜悦中,另一方面也沉浸在政府向他们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景的向往中,希望早一天过上像苏联农民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人们都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来到。
这是父亲回忆录中记载童年生活的几个片段,从中可以感知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更感知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努力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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