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理想，守着金山宝山也会黯然失色；人有理想，纵使暗夜行路也会通身光彩。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乔榛曾为上千部影视作品配音，近30年顽强抗癌，如今年逾古稀的他对笔者反复讲着同一句话：“我还想有所追求。”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是他永恒的理想，也是他毕生的使命。乔榛的声音有着深沉的命运感，正如他一生的经历，顺逆得失，竟然相反相成。欲与之，竟索之，老天给了他好声音，却夺走了他的健康；命运给了他磨难，磨难下面藏着花冠；良机多有错失，却又相遇真心伴侣……
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甚至一度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电影配音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由悄然萌动，到生根发芽，再到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和效应却是深远而多元的。《王子复仇记》、《基督山伯爵》、《大独裁者》、《简爱》、《追捕》、《廊桥遗梦》、《茜茜公主》、《魂断蓝桥》、《叶塞尼亚》……一部部脍炙人口的译制片，伴随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是：孙道临、邱岳峰、毕克、李梓、于鼎、尚华、富润生、程晓桦、严崇德、乔榛、童自荣、刘广宁、杨成纯、丁建华……更伴随着那一段段经典的台词以及那穿越时空凝固为时代音符的魅力声音！
在中国配音界，乔榛堪称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不仅因其上千部影视作品的配音、导演实绩，更因其曾亲身领受陈叙一、孙道临、邱岳峰等大师的言传身教，特别是他曾两度出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厂长、扛起重塑配音辉煌的大旗。如今最令乔榛骄傲和自豪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上译厂群星璀璨的时代。他说，当时上译厂每年译制四五十部电影，几乎公映的外国影片都在上译厂配音，还有许多国产影片也要配音，比如丁建华配过《少林寺》等。他说：“当年上海译制厂的优秀作品都是在老厂长陈叙一严格要求下完成的。每天8点上班，7点半老厂长就早早站在厂门口，谁不按时进厂，他不批评，只是冷眼一扫，不怒自威。8点钟上班铃声一响，大家不泡茶不聊天，各就各位，专心干活……”
当年，模仿译制片中的经典配音台词曾是无数人恒久而特殊的记忆，许多年轻人包括孩子都对配音演员充满崇拜之情，觉得他们很神秘，只闻声音、只知名字却从来不识庐山真面。
乔榛回忆说：“我们都酷爱这个事业，尽管当年很清贫，媒体也有过很多报道，说老实话，当时的收入是非常低的，我们每天8点钟录音，干到下午5点结束，任务多时还要加班。起初除工资以外没有加班费，比如配《追捕》、《叶塞尼亚》都没有奖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实行‘多劳多得’，一般一部影片有十本，当时配一本能拿15元，后来配一本拿40元。但我们都在非常用心地创作。我觉得配音工作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艺术实践，是一种灵魂的再塑，人家已经塑造出一个灵魂，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灵魂融入到演员和角色的灵魂中，用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说出这个人物该说的话。我本人有这样一个体会，我们搞译制片，不光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不仅仅是把国外的影视作品引进来、介绍给中国观众，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弘扬我们本民族优秀的语言文化，我们中华民族的语言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语言，这是当之无愧的，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所以这种酷爱，有时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
乔榛1942年11月生于上海，1954年，乔榛考入有着悠久话剧传统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市西中学，一进校便被吸收进了话剧队。高中毕业前，乔榛在校园话剧汇演《我的一家》中扮演男主角，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非常欣赏乔榛在戏剧表演方面的天赋和才能，将他“内招”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免试入学。1965年毕业后，乔榛直接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正当乔榛欲在表演艺术上大展抱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对艺术创作如饥似渴的乔榛陷入无处施展才华的苦闷甚至绝望中，乔榛回忆说：“我接触译制片比较早，我是65届毕业的，进上影厂后，‘文革’就开始了，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一片文化荒漠……1970年，我正在五七干校，是尖刀连的战士，那会儿年轻嘛，我和战友们负责建造干校的宿舍，我在运输队，海边、干校两边跑，运煤渣砖、黄沙、石子，几百斤的东西，或扛或抬，踩着跳板往汽车上装卸，当时很单纯，觉得我们这些从旧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人，就需要在这种艰苦的劳动中改造世界观……”
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整个“文革”时期，除了配音工作，乔榛在艺术创作上几乎颗粒无收，“当时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可以说前途非常渺茫，什么都不让你碰，一点业务都不能搞，否则就是搞白专道路，作为演员又身处这样一个文化荒漠中，将来还能干什么？那时候真的是很苦闷，精神上太痛苦了！”曾经的“上影演员”乔榛只在1980年后演过两部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和《R4之谜》。《珊瑚岛上的死光》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科幻电影，乔榛在片中饰演男主角，一位年轻科学家，但他却说：“电影很浅，我的表演也很浅，很后悔出演这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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