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的传播和发展,离不开棋谱的编撰和出版。我国围棋谱的产生年代,据现有文献资料,还不能推到汉朝以前。《敦煌棋经》指出:汉朝时有《汉图十三势》;三国时有《吴图二十四》,这两本围棋谱大概算得上是我国最古的棋谱了。到了晋朝,马朗(即马绥明,有棋圣之称)等撰《围棋势》29卷,这是我国古代卷数最多的一套围棋谱。
不过,围棋谱的大量出现,并在我国围棋发展史上成为一件有影响的大事,还是在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围棋的盛行、统治者对围棋的重视,以及纸张的广泛应用等因素有关。
据《隋书·经籍志》载,南北朝的围棋谱有八部52卷之多,其中,《棋势》、《棋图》、《棋品》之类的围棋专著不下20种。《棋势》、《棋图》似是对局记录,而《棋品》则可能是对棋手的品评。这充分说明当时已非常注意对围棋艺术的研究。据《南齐书·萧惠基传》载,宋文帝为了研究围棋,特地派了高手褚思庄到会稽去与会稽太守羊元保比赛,并录下局图,回来给文帝复盘。梁武帝时,特邀二品围棋高手柳恽品定棋谱,而著名棋手到慨则常与朱异、韦黯一起校定棋谱,复局不差一道。这说明当时对围棋谱的校定工作是很认真负责的。
这些编撰成集、经过校定的围棋谱,无疑都是当时名棋手对局中的精华。它们的流传,对围棋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棋谱后来全部失传。但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发现的敦煌写本《棋经》,也是南北朝时的一部重要围棋著作。该书分七篇,末附《棋病法》和《梁武帝棋评要略》两篇论文,是一本较为完整的围棋论著。
隋唐后史学家重视经、史、子、集的记载,藏书家也偏重这些书籍的收藏,而对棋艺书谱往往不注意。因此,唐代的围棋谱录入《唐书·经籍志》中者几乎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唐朝也出过不少围棋谱,其中以王积薪的《棋诀》影响最大,留传后世,成为古今围棋手一致推崇的不朽之作。王积薪是唐玄宗时的棋手,因棋艺高超,考入翰林院,为“棋待诏”,常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
据传王积薪性情豁达,不拘小节,在棋艺上刻意求精,勤奋好学。他成名后从不以名家自居,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装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途中不管是遇见谁,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会下棋,都要下马来对弈。对于能赢他的人,他还请客吃饭。
北宋时的围棋,比之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棋艺水平也有不小的提高。这一时期以至后来的南宋都出了不少的围棋谱,据《宋史》、《通志》、《文献通考》等记载,有《围棋义例》、《棋经要略》、《玄玄集》等20余种,然而流传至今的棋书仅有《围棋义例》、《棋经十三篇》、《论棋诀要杂说》、《棋诀》、《忘忧清乐集》、《事林广记》等六种。
《围棋义例》,宋初徐铉撰,内容为围棋术语诠释,共32个术语,它对我国古代围棋术语的统一起过积极的作用。
《棋经十三篇》,北宋张靖撰,是我国古代围棋理论的杰作。它仿照《孙子兵法》写成,分13篇。
《忘忧清乐集》,宋李逸民重编,为仅存孤本。内容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棋经十三篇》、徽宗御制诗、《棋诀》、《论棋诀要杂说》;第二部分为全局,自孙策诏吕范弈棋局至刘仲甫等棋图共10余局;第三部分是边角着法;第四部分是棋势。
《棋诀》,宋刘仲甫撰,分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篇,内容精要,详述围棋基本原理。如果说《棋经十三篇》全面论述了围棋的哲理、竞赛、战略、战术及棋品等,而《棋诀》则仅取每局棋的布局、打入、对杀、取舍的基本原理加以论述,比《棋经》有更高的实用价值。
明清围棋渐趋鼎盛时期,围棋在我国有了突出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围棋棋艺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出了不少围棋谱,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过百龄四子谱》、陶存斋《官子谱》、施襄夏《弈理指归》、施范《当湖十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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