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斌，广东省青联委员，中宜教育及格兰堂科技CEO2020年，全世界经历了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世界性公共疫情危机。在这场疫情危机中，有很多观点认为会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并且类比了“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类比“1929年世界大萧条”。我认为，这些“类比”都是错误的，导致了世界各国央行为危机说开出来的药方都存在偏差。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降息”、“量化宽松”的方式来应对这场危机，这些对策，我都反对，因为这些政策的成本巨大，但却没有对准这次危机的核心矛盾（具体核心矛盾我将在后文中阐述）。我个人只认同目前世界各国推出的“减税”、“疫情期间的各种补贴”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短期内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维持民众的生存条件，这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短期应对措施”。这场危机，我认为要类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区别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人是“与自己国家观点不同的人类”，但这次的敌人，不是人类，而是病毒。所以，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应该出台的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而是应对“战后重建的政策”。疫情应对期间，是中国的一次挑战。疫情结束之后的灾后重建，则是中国的一次机遇，或者说，是中国的一次重大责任，成为世界大国所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这就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前言，我不想在前言中讲得太啰嗦，我希望直接把观点摆出来，并引出下方的十个“战略”：【关键战略】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管仲计划”“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我们在推行“管仲计划”的时间跨度上要更长一些，我建议最长可以到30年，即从2020年开始实施，到2049年结束，刚好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中国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时间节点。为什么时间上要那么长？因为此时中国的国力（尤其是人均实际GDP水平）与当时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目前还不是发达国家，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的援助强度。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1948年美国的人均名义GDP是1874美元，人均实际GDP是88.03。（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2019年美国的人均名义GDP是65221美元，人均实际GDP是354。（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2019年中国的人均名义GDP是10276美元，如果折算过来，人均GDP是55.775（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大致，我查了一下，相当于美国1939年—1940年的人均实际GDP水平（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当然，有朋友可能认为中国人均GDP按美元计算，是被低估了。这一点我有考虑到，那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中国人均GDP将升到1.82万美元，如果折算过来，人均GDP是98.784（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大致，我查了一下，相当于美国1951年—1952年的人均实际GDP水平（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在思考第一个战略的时候，我相信也许有一部分观点会认为是“不自量力”，其实不然，我在构思这个政策会谦虚谨慎地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国力情况，因此才会建议将计划的实施周期延长至30年，每年就可以量力而为地实施这一计划。毕竟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之后的人均实际GDP数值，我们相当于处在1952年前后的美国水平，对比现在是2020年，我们与美国的人均实际GDP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大概差距是68年。“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这里的难度是，如何去折射这当年的“131.5亿美元”对应今天多大的资金规模？我觉得方法有很多，但可能都不完美。我尝试用黄金比值来做一个对比关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始于1944年，所以在1948年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今天的黄金，我以平均价格1500美元作为折射比值，1500美元除以35美元，大概膨胀了42.85倍。所以，如果以黄金计价，当年的“131.5亿美元”对应的是“5635.71亿美元”，按1:7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大概是“4万亿人民币”前后。数字很巧合，这是我们对世界输出的“新型4万亿计划”——“管仲计划”。我个人给这个计划想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表达我的一个愿望，也表达我对古代伟大经济学家管仲的一个崇拜之情。为什么没有选当代人的名字去命名，因为如果选择政治人物的名字，就太敏感，选当代经济学家的名字，学界内大家都彼此不会服气。所以，我个人思考名字时，就把我个人最认可的古代经济学家——管仲，推了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后面假如真的有这样一个计划，命名也不是我来定，学界可以随便想一个、换一个名字，其实我都无所谓，其实名字真的是次要的，而且我相信我个人推崇管仲这个古人，应该并不得罪任何人。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中国可以实施的“管仲计划”，官方名称可以为“全球消费复兴计划”，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对全球各国的“长期优惠贷款计划”。具体细节如下：（一）马歇尔计划是90%是赠予，10%为贷款。我们的“管仲计划”是100%贷款。不同的是，这次是用人民币作为贷款货币，借人民币，还人民币。（二）还款周期最高可以到30年，不会给世界各国产生债务压力。（三）“管仲计划”最大的创新，将是还款方式。本金部分，以人民币计价。利息部分，用借款国本国货币计算。【举例】A国向中国借款750亿人民币，约定还款利率为3%【本金部分】750亿人民币，共30年偿还期，前五年不需要还本金，从第六年开始，每年还贷30亿人民币（等额本金）。【利息部分】750亿人民币的贷款，年利率为3%，对应22.5亿人民币的利息，这部分可以用借贷国的本国货币偿还，借贷国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偿还，所以不会产生违约风险。中国用这部分利息，购买借贷国国内的资产，把这部分资金用“投资的方式”重新注入借贷国本国的经济，因此不产生资本外逃。（1）我们借出去的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所以不会对现有的“外汇储备”产生冲击。（2）这部分借出去的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增发了本国货币，所以未来这部分货币是要收回来的，所以就用本金的方式分阶段收回这部分人民币的流动性。（3）利息部分，是用借贷国的本国货币偿还，相当于对方也没有压力，因为借贷国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问题，关键是这个利息收益如何保值增值的问题，这就可以通过买入借贷过的资产（比如他们本国蓝筹股对应的稳定性较强的ETF），因为是30年的利息，每年逐年用利息买入，所以相当于“基金定投”的方式，因此不需要担心借贷国的资本市场波动，因为30年有波峰波谷，平均下来，战胜通胀，没有问题。（4）因为借贷的本金部分，是人民币，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借贷出去的钱，最终大概率是购买了中国出口的产品，我们就要同步推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计划，在这个部分的贸易中，实现“人民币结算”，所以最后受益的也包括国内的出口企业。（四）“管仲计划”还包括构建与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国可以推出2020年的关税减免计划，在疫情期间，我们中国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率先降低贸易门槛，如果可以的话，激进一点，可以考虑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零关税计划”，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的诚意，然后中国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抓紧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谈判，逐步降低彼此之间的“关税比例”，为刺激全球消费增长，共同努力。关于关税降低或免除，很多人认为会不会对国内企业不利。我认为不会，因为中国虽然免除了关税，但我们国内税是没有免除的。至少增值税和所得税这些，是没有免除的，是正常缴纳。国内其他很多企业，疫情期间都有税收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所以，相对而言，国内企业税收上依然不会没有优势。同时我们要对中国制造有信心，在“性价比”这一块，我们整体还是有优势。至于奢侈品、化妆品、烟草这些，可以不再减免关税的范畴，这也是全世界的惯例了，大家都可以理解。而且减免关税也是很短期的事情，仅仅限制在疫情期间，而且本身疫情周期内，整体进出口就是缩小的状态，所以，基本可以认为利弊权衡之后，应该这个短期优惠政策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我们所谋求的是一个“X因素”，只要有一部分国家在疫情期间，看到中国主动降低关税门槛的诚意之后，与中国展开“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形成有利于双方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的方案，我们就得益了，而且是与世界各国共赢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行王道”，以仁义之心，匡扶天下的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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