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戴斌,广东省青联委员,中宜教育及格兰堂科技CEO2020年,全世界经历了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世界性公共疫情危机。在这场疫情危机中,有很多观点认为会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并且类比了“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类比“1929年世界大萧条”。我认为,这些“类比”都是错误的,导致了世界各国央行为危机说开出来的药方都存在偏差。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降息”、“量化宽松”的方式来应对这场危机,这些对策,我都反对,因为这些政策的成本巨大,但却没有对准这次危机的核心矛盾(具体核心矛盾我将在后文中阐述)。我个人只认同目前世界各国推出的“减税”、“疫情期间的各种补贴”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短期内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维持民众的生存条件,这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短期应对措施”。这场危机,我认为要类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区别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人是“与自己国家观点不同的人类”,但这次的敌人,不是人类,而是病毒。所以,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应该出台的不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而是应对“战后重建的政策”。疫情应对期间,是中国的一次挑战。疫情结束之后的灾后重建,则是中国的一次机遇,或者说,是中国的一次重大责任,成为世界大国所必须承担的大国责任。这就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前言,我不想在前言中讲得太啰嗦,我希望直接把观点摆出来,并引出下方的十个“战略”:【关键战略】推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管仲计划”“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我们在推行“管仲计划”的时间跨度上要更长一些,我建议最长可以到30年,即从2020年开始实施,到2049年结束,刚好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中国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时间节点。为什么时间上要那么长?因为此时中国的国力(尤其是人均实际GDP水平)与当时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目前还不是发达国家,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美国在二战后对欧洲的援助强度。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1948年美国的人均名义GDP是1874美元,人均实际GDP是88.03。(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2019年美国的人均名义GDP是65221美元,人均实际GDP是354。(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2019年中国的人均名义GDP是10276美元,如果折算过来,人均GDP是55.775(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大致,我查了一下,相当于美国1939年—1940年的人均实际GDP水平(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当然,有朋友可能认为中国人均GDP按美元计算,是被低估了。这一点我有考虑到,那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中国人均GDP将升到1.82万美元,如果折算过来,人均GDP是98.784(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大致,我查了一下,相当于美国1951年—1952年的人均实际GDP水平(参照物是“假设1952年的美国实际GDP为100)。在思考第一个战略的时候,我相信也许有一部分观点会认为是“不自量力”,其实不然,我在构思这个政策会谦虚谨慎地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国力情况,因此才会建议将计划的实施周期延长至30年,每年就可以量力而为地实施这一计划。毕竟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之后的人均实际GDP数值,我们相当于处在1952年前后的美国水平,对比现在是2020年,我们与美国的人均实际GDP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折算),大概差距是68年。“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这里的难度是,如何去折射这当年的“131.5亿美元”对应今天多大的资金规模?我觉得方法有很多,但可能都不完美。我尝试用黄金比值来做一个对比关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始于1944年,所以在1948年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今天的黄金,我以平均价格1500美元作为折射比值,1500美元除以35美元,大概膨胀了42.85倍。所以,如果以黄金计价,当年的“131.5亿美元”对应的是“5635.71亿美元”,按1:7的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大概是“4万亿人民币”前后。数字很巧合,这是我们对世界输出的“新型4万亿计划”——“管仲计划”。我个人给这个计划想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表达我的一个愿望,也表达我对古代伟大经济学家管仲的一个崇拜之情。为什么没有选当代人的名字去命名,因为如果选择政治人物的名字,就太敏感,选当代经济学家的名字,学界内大家都彼此不会服气。所以,我个人思考名字时,就把我个人最认可的古代经济学家——管仲,推了出来。没有别的意思,后面假如真的有这样一个计划,命名也不是我来定,学界可以随便想一个、换一个名字,其实我都无所谓,其实名字真的是次要的,而且我相信我个人推崇管仲这个古人,应该并不得罪任何人。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Recovery Progra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计划于1948年4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中国可以实施的“管仲计划”,官方名称可以为“全球消费复兴计划”,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对全球各国的“长期优惠贷款计划”。具体细节如下:(一)马歇尔计划是90%是赠予,10%为贷款。我们的“管仲计划”是100%贷款。不同的是,这次是用人民币作为贷款货币,借人民币,还人民币。(二)还款周期最高可以到30年,不会给世界各国产生债务压力。(三)“管仲计划”最大的创新,将是还款方式。本金部分,以人民币计价。利息部分,用借款国本国货币计算。【举例】A国向中国借款750亿人民币,约定还款利率为3%【本金部分】750亿人民币,共30年偿还期,前五年不需要还本金,从第六年开始,每年还贷30亿人民币(等额本金)。【利息部分】750亿人民币的贷款,年利率为3%,对应22.5亿人民币的利息,这部分可以用借贷国的本国货币偿还,借贷国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偿还,所以不会产生违约风险。中国用这部分利息,购买借贷国国内的资产,把这部分资金用“投资的方式”重新注入借贷国本国的经济,因此不产生资本外逃。(1)我们借出去的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所以不会对现有的“外汇储备”产生冲击。(2)这部分借出去的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增发了本国货币,所以未来这部分货币是要收回来的,所以就用本金的方式分阶段收回这部分人民币的流动性。(3)利息部分,是用借贷国的本国货币偿还,相当于对方也没有压力,因为借贷国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问题,关键是这个利息收益如何保值增值的问题,这就可以通过买入借贷过的资产(比如他们本国蓝筹股对应的稳定性较强的ETF),因为是30年的利息,每年逐年用利息买入,所以相当于“基金定投”的方式,因此不需要担心借贷国的资本市场波动,因为30年有波峰波谷,平均下来,战胜通胀,没有问题。(4)因为借贷的本金部分,是人民币,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借贷出去的钱,最终大概率是购买了中国出口的产品,我们就要同步推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计划,在这个部分的贸易中,实现“人民币结算”,所以最后受益的也包括国内的出口企业。(四)“管仲计划”还包括构建与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国可以推出2020年的关税减免计划,在疫情期间,我们中国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率先降低贸易门槛,如果可以的话,激进一点,可以考虑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零关税计划”,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的诚意,然后中国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抓紧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谈判,逐步降低彼此之间的“关税比例”,为刺激全球消费增长,共同努力。关于关税降低或免除,很多人认为会不会对国内企业不利。我认为不会,因为中国虽然免除了关税,但我们国内税是没有免除的。至少增值税和所得税这些,是没有免除的,是正常缴纳。国内其他很多企业,疫情期间都有税收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所以,相对而言,国内企业税收上依然不会没有优势。同时我们要对中国制造有信心,在“性价比”这一块,我们整体还是有优势。至于奢侈品、化妆品、烟草这些,可以不再减免关税的范畴,这也是全世界的惯例了,大家都可以理解。而且减免关税也是很短期的事情,仅仅限制在疫情期间,而且本身疫情周期内,整体进出口就是缩小的状态,所以,基本可以认为利弊权衡之后,应该这个短期优惠政策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我们所谋求的是一个“X因素”,只要有一部分国家在疫情期间,看到中国主动降低关税门槛的诚意之后,与中国展开“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形成有利于双方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的方案,我们就得益了,而且是与世界各国共赢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行王道”,以仁义之心,匡扶天下的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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