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文诗：
五帝三王,至治之道,天下纲纪,治之仪表.
商鞅启塞,申子三符,韩非孤愤,张仪苏秦,
纵衡术皆,掇取之权.非治大本,事之恒常,
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逃,而全楚国,
北不为庸;弦高者以,诞诈存郑,诞不为常.
今雅颂声,皆发于词,本于真情,君臣以睦,
父子以亲,韶夏之乐,声浸金石,润乎草木.
今也者取,怨思之声,施于弦管,闻其音者,
不淫则悲,淫则而乱,男女之辨,悲则而感,
怨思之气,岂所谓乐?流于房陵,由思故乡,
赵王迁作,山水之讴,闻者殒涕.荆轲义愤,
西刺秦王,高渐离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上,
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
为乐入庙,岂古乐哉?弁冕辂舆,服不可好;
大羹之和,食不可尝;朱弦漏越,一唱三叹,
听不可快.无声正其,可听者也;无味正其,
足味者也.吠声清耳,兼味快口,非其贵也.
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为仪;言不合乎,
先王者也,不可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也,
不可为乐.故五子言,便说掇取,非通义也.
【原文】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
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尝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
【译文】
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普天下适用的法则，是治国的准绳。现在看来，商鞅的《启塞》，申不害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纵横说，都是一些随手捡取的权宜之术，适用于一时，不是治国统治的根本方针、不反映社会世事的一般规律，也无法被人广博采纳和广泛流传的。楚国令尹子囊以败逃保全了楚国，但是败逃不能成为保全国家的一般规律；弦高以欺诈保全了郑国，但欺诈不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常用手法。现在那《雅》《颂》等诗歌，其诗的辞言都是人在真纯情感基础上抒发写成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便能和睦相处，父子学习它们便能亲密相处。所以那《韶》《夏》等古乐，其乐声浸泽金石、滋润草木。现在如果取用怨思之声，用管弦乐器弹奏出来，听的人就会不是淫乱就是悲凄。这样淫乱就打乱了男女界限、悲凄就感染了悲思气氛，这哪里好称得上是音乐呢！
赵王迁被俘虏后流放到房陵深山中，因思念故乡而创作了《山木》这首诗歌，听了这诗歌的人无不落泪流涕。荆轲西去秦国行刺秦始皇，高渐离、宋意为他击筑，在易水之滨慷慨悲歌，听的人无不两眼圆睁、怒发冲冠。如果因此就将这类诗歌作为乐歌在宗庙里演唱，这哪里算是古代说的雅乐呢！所以皮弁冠冕和大车，可以使用而不宜过分喜爱；大羹的味道，可以食用但不宜过分嗜好；红色丝弦穿底的琴瑟弹奏出的乐曲，一唱而三叹，可以听而不宜沉浸在欢快之中。所以无声的乐音是用来修正悦耳的乐曲的；无味的清水是用来调和味重的食品的；淫荡的音乐虽然听起来悦耳清新，美味的食品虽然吃起来爽口舒服，但这些都不值得珍贵。所以不以道德为本的事，是不能拿来做榜样仪表的；不符合先王之道的言论，是不能拿来作真理的；和《雅》《颂》不协调的音乐，是不能当作正乐的。所以商鞅、申不害、韩非子、张仪、苏秦五位先生的言论，只是一些便于巧辩而随手拾取的、适宜一时的权宜之术，算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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