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政治與道德，宜分乎？宜合乎？」
曰：「合則治，分則亂。治則盛，亂則衰。治則存，亂則亡。《論語》中有分言之者，『道之以政，民免無恥。道之以德，有恥且格』是也。有合言之者，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蓋言躬行道德，心理統一，而後土地始能統一。否則，民心渙而不聚，土地亦豆剖而瓜分矣。聖人答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蓋言政治萌柢，在正人心。而欲正人心，必先自正其心也。」
或又問曰：「政之爲正，旣得聞之矣。敢問人心曷由正乎？」
曰：「明君子、小人之辨而已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者，道德之根源，行而宜之之謂。發之於政治，大順乎人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也』。利者，字義爲刈禾，公其利，則天下之美利也。若私其利於一已，則貪庸卑鄙，心術欺詐，刃立於旁。其弊也，因行政而殺人，且轉而自殺，并殺其子孫矣。哀哉！」
或有問曰：「義、利之辨，旣得聞之矣。敢問何由徙義而遠利？」
曰：「祛人心中『人己之見』而已矣。聖人言『吾道一貫』，曾子釋之曰『忠恕』，蓋言合人己爲一貫，卽政治之原理也。是故聖人先人而後己，賢者推己以及人，愚不肖有己而無人。先人後己，虞舜之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道德之極則也。賢者推己以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愚不肖有己而無人，我處於寶貴利達之場，而置四海困窮於不聞不問；耽一己之安逸，而罔知人之困苦；求一己之尊榮，而罔知人之詛咒；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孟子》引《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或又問：「人己之辨，旣得聞之矣。敢問居今世而言行政，宜何如？」
曰：「興廉務實而已。自聖門發明『利物和義以爲利』之旨，孟子生戰國時，七篇之書首辨義利。《大學》明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而吾國人專以『發財』二字爲口頭禪，或陽喜而陰用之。此等齷齪之弊不除，政治豈復有清明之望？國家焉得有振作之時？故今日惟有興廉，而嚴懲貪墨，譬諸霹靂震空，妖魅自然遠遁。若喜其爲我牟利，逢迎諂媚而用之，則民生日益憔悴、國家日舉阽危矣！此余所撰《紫陽學術發微》《陽明學術發微》二書，又《茹經堂五訓》及《勸善編》，學者不可不熟讀也。
虛矯之氣最足以害國。縱覽中外歷史。虛矯者未有不敗；實事求是者未有不興。孔子告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行政者其鑒諸？故居今日而言道德、言政治，必當以明王陽明先生、近代曾文正爲師，吾中國庶幾有挽回之望。
陽明功業在明代，震耀一時，其全書未易卒讀，而明施邦曜先生所編《陽明集要》及《王文成全書》，宜三復精思也。至曾文正《與李申夫書》敎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二事，每日載諸日記以自觀省。余於三十年前，以爲致太平者必求興廉務實、體用兼備之士，而國人曾莫之悟。《孟子》言：『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道維何？亦曰仁義而已矣。』」
（本文敬錄於《唐文治文集》第二冊，頁九四二至頁九四四。本文作於戊子年，即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原載《茹經堂文集》六編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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