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把人自己认识清楚了，文化才有正确的方向，文化之术的运用才会恰到好处，物理法则不伤天害理。
人是什么？人就是自然。
《礼记·礼运第九》：“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文化不自然，失去了以人为本的方向路线，对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强。“算法”的出现，这种掌控更上一层楼，它可以比人自己还了解人，可以替人解决问题，替人进行决策，人自己的很多事情，都用不着人费脑筋了。
“用进废退”。文化让人在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中，失去了自我，该自己干的事都由文化干了，人越来越懒，干事越来越少，到时候连吃饭、大小便的事都被文化了，人还有存在意义吗？
人自身的抗病力、愈病力、因应协调性等，基本上都是由文化在干，思维、精神、道德等也都不作为，文化方向、理论路线全由文化自己决定，人不仅会沦为文化豢养的寄生虫，没有自我，而且外界的适应性越来越差，自我的“阴平阳秘”越来越脆弱。发展下去，人生存还是灭亡，人自己没有主动权了，文化生杀予夺，人只能顺之任之了。
有很多是人自己该干的事情，现在文化都替人干了，人还心甘情愿地让文化去干，以此为荣，以此为美，以此为先进、为文明，竭尽全力地发展文化掌控人的力量。
文化本来是为人服务的，但由于人从原始人成为文化人之后，没有进化精神，理性意识、精神追求还是原始的、野性的，是唯物唯利、为我唯争的，所以强有力的文化之术，突飞猛进，形成以物质利益为追求的文化精神，人沉溺于物质追求，文化就反过来控制了人。
因为本能野性的作用，人喜好物质利益的争斗，对物质文化放任自流，以财富、奢华、舒适为能事，以野性之争为手段。文化的控制因此得以发展，从物的控制，机器的控制，到思维的控制，精神的控制，直到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控制，这个地球上就被物理法则的文化完全霸占，没有人了。
善为道德，恶争物质。西方文化是恶的文化，为自我价值、功利成就、胜王败寇等原始野性，大开方便之门，给强势者、精英们的野性贪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文化条件，使文化对人的控制畅行无阻。
西方文化蒙蔽了心智，西方医学强奸了生命，活生生的人没有“我命在我”的基本意识和生命智慧。相信专家，不相信自己；相信实验科学，不相信自然常识；相信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出的理论，不相信存在于自身的生命之应。
“我命在我”，在天地合气，在日月运行，在宇宙阴阳，动态变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殊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殊性。
从活生生的人认识生命的普遍规律，从时空关联性的动态变化认识天地气交气化的运气规律，既知道宇宙、天地、生命存在的普遍性，又知现实时空之人的生命特殊性，才能形成以人为本的文化，才能发展出活生生的人的人性医学，保证文化为人服务而不控制人。
文化抹杀个体实在，无视宇宙、天地、社会的生存关联性，用自己以为正确的方法，把人、把组织器官孤立起来，采用统一规范标准去认识活生生的人，人就不是自然客观的人，不是“我命在我”的人，而是被文化了的人。
医疗保健、健康养生要有把人当人的人文理性，不仅医学文化要尊重“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的客观，在自然中去认识活生生的人，而且人也要认同“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的真理，树立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生命观、疾病观和医疗观，形成符合自然客观、生命规律的健康理念。
什么文化新奇就信什么文化，理论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就跟着理论走，却没有“我命在我”的生命智慧，没有“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生命规律的认同，不相信“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的生命常识，就可能掉进非生命、非自然，不把人当人的文化陷阱里。
人是自然天成的人，是我命在我的人，要把人当人，我们的思维就要从实验实证原则中解放出来，打破显微镜逻辑的桎梏，回到天地自然之中，客观、自主地认识活生生的人。
南怀瑾说，“现代人最讨厌的是太迷信科学，比迷信宗教还可怕。因为科学本身没有定论，新的发明会推翻了前面，永远没有止境，这也是科学的精神。对于科学的发明，乃至爱因斯坦也不敢下定论；你们学了一点科学的皮毛就敢下定论了，我觉得很笑话。”[1]
现世之人被关在物理法则的文化牢笼中，困在显微镜逻辑里走不出来，失去了文化主人的地位，甚至丧失了自主、自控、自在的生命权利，尤其基因等生物工程的出现，人成为科学加工的肉体物质，生命被文化控制的危险性加大了。
人要做文化的主人，对文化最基本的要求是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活生生的人。医学的客观是活生生的人的客观，医学的事实是以个体为实在的生命事实。迷信科学文化，迷信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验实证，否定了个体生命的特殊性，统一标准，统一规范，人被文化的趋势得不到扭转，人就会被文化彻底控制。
[1]南怀瑾.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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