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永蔚先生《巴里拾遗》
显明
深冬时令，寒窗飞雪。永蔚先生送来作品集《巴里拾遗》，研读品味，墨香盈袖，文意盎然，感触良多，敷衍成文，权作赘序，以待方家。
一、悲怆人生陶冶出慷慨良知
我与永蔚相识于新世纪，观瞻其玉树临风时，他已退出三尺讲坛，虽流寓鱼洞街头，却俨然成为新创刊的《今日巴南报》主笔了。虽惜乎相见恨晚，但青壮年时期的永蔚风度，仍然沛然潇洒，谈吐掷地有声，执言仗义，说文滔滔。多次小酌豪饮谈文后，方知永蔚命途多舛，半生坎坷。
永蔚先生出生虽非高官贵胄，亦书香门第，受其先辈耳提面命，少年伏案苦读，良好的家学熏陶和传统文化浸润，涵养了正直、仗义素养，及到重庆南开中学负籍，便有了书香伴人生、学识谋生存的夙愿。然则，时也，即使能人也难掌控，运也，即使智者亦难顺应。文革粉碎了永蔚继续求学上进、匡时济世少年美梦，他只好到双河口公社去“接受再教育”，真也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损其颜面，挫其大志。他“放筏子”、“掏大粪”干过；修水库，抬巨石，玩命；挣工分，乞口粮，无奈！“三十而不立”，待时势逆转，为了生存，只得跻身“教书匠”行列，虽去“臭老九”桂冠，但仍然一个“穷”字了得，只能靠那点微薄的“束脩”果其空腹，勉养家小。
但是，永蔚并不没有放弃传统文化的研习，更没有抛弃心智良知。他作于一九七三年的《贺新郎·忆颖（和毛泽东）》词中唱道：虽然“云路阴霾不寄恨，游子关山何往!”，但“钢轮一辗柔肠断，愁杀巴山苦旅。愤然张口吞乱缕，亦如泰山攀断壁，反使得眷情荡荒宇，思比翼，如海翥。”表达出他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愤然不平之情和希望“泰山攀断壁”、“思比翼，如海翥”的不坠之志。
他在一九七八年的一首律诗中写道：
火驹过隙令心惊，屈指卅五叹无为。同学情缘今不在，书生意气昔已飞。
羽扇难摇风雷动，纶巾易飘浮云摧。大江歌罢泪如雨，怅吊赤壁索梦回。
这首诗是永蔚当年心境的真实写照。他以诸葛亮、周瑜等叱咤风云人物自况，又有“大江歌罢掉头东，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追求和极度苦闷，从中不难读出作者志趣难酬、才学无用的悲愤之情，但更多的还是未泯灭的想干一番事的情致和一个生活于底层的知识分子的良知。
进入新世纪后，永蔚焕发了写作活力，他撰写的许多文稿，体现了一个劫后余生的文化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烛照人生、感悟尘世、褒贬事物的情怀。永蔚先生嫉恶如仇，对学界浊流嗤之以鼻，对文坛恶习鞭辟入里，对世俗乱象痛加挞伐，这些骘评，文辞犀利，切中肯綮。茶余饭后，我常与永蔚摆谈，常被他的谈吐折服。这或许是我们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又吹牛甚欢的原因吧。
二、扎实学问挥洒出快意文章
（一）内容广泛，涉笔成趣
永蔚先生幼学打下扎实功底，诗词歌赋均有所涉猎，对古典文学有独到的体会。复出后勤奋努力，研读和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品鉴美术摄影，赏析戏剧曲艺，佛学，人居环境研究等等，都有所斩获。这些内容，从收录在《巴里拾遗》的篇什中，即可管中窥豹。其中有娓娓而谈的巴县、巴南的陈年往事，有深情状摹故里乡梓的风物景观，有对同仁、文友习作的指点评说，有怀念先贤、追慕哲人的掌故轶闻。这些文章，言之有物，情感热烈，结构流畅，文词华美，都具有一定的技艺水准。即如谈佛学体会的《德不孤必有邻》；谈阴阳堪舆的《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谈书画艺术的《娟娟秀色入画中》；评摄影的《摄出精神现人文》；赏书法的《鱼城佳节中的文化大餐》等文章无不评述精当，言之凿凿。这受到了远近文友们的首肯，也为他在文坛争得了一席之地。应当说，这对于一个已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文化人来说，或许可以弥补青壮年不幸之万一。
（二）条分缕析，见识精准
永蔚先生对评论文体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撰写出大量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这些文章，除前面点到的篇什外，这里特别谈谈他的文学评论。
首先，全面把握评论对象的实质。我们知道，要写好一篇文学评论，是十分不易的。要运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探讨、评价；要揭示艺术现象中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探讨艺术创作的方法和规律，以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这样才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作品，培养和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健康的艺术情趣。永蔚先生在写文学评论时，做到充分占有材料，做好调查研究。阅读原著做到两个结合，即“点面结合”和“深浅结合”。再对作品反复、深入地阅读，力求读深读透，务求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他为了评说我的几部长篇小说，有的读了几遍。先读电子文档，后又读纸质文本，力求对原著了然于胸，了如指掌，不作蜻蜓点水式的阅读。下了这些功夫后，他才写出了一系列评介我拙作的文章，诸如《“重庆抗战文学”的当代力作——读显明长篇小说〈战俘营〉》、《反腐倡廉的形象教材——读显明先生〈典型风波〉》、《沐浴人性美的光华——读显明短篇小说〈纠纠的作坊〉》、《良知使命精神——巴南作家显明及其新作〈农民代表〉》等篇目中的论述，均为读者提供了深析原作的锁钥。
其次、准确诠释评论对象的优劣。永蔚先生深谙文学评论的奥旨。他的文学评论，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有文学色彩。他在掌握了准确、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据之后，对作品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描写和语言运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从而引用能够说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来充当论据，运用科学的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进行评说。要么是归纳法、演绎法，或者是类比法，深思熟虑，结论准确。永蔚先生在评说他人作品中，不断更新观念，充分运用文学理论知识、美学知识、语言学和修辞学知识，因此，他的评论语言既有文学性，又有形象性。
请看他对再耕先生诗歌的评论。
永蔚先生与再耕先生一往情深，对再耕的诗歌，有洞幽烛微的研读，有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说：“再耕诗歌的题材涵盖古今中外，大至广宇太空，小至蝼蚁草木，既有‘东临碣石’的挥洒自如，亦有‘相邀明月’的雅趣幽情。《行走的风景》是再耕近年才出版的诗集，这本集子展示了他在诗歌创作中显著的特色，其敏锐的目光、厚重的底蕴、深邃的思想确实超前地达到了足以服众的‘从心所欲’”。
他认为：“再耕诗歌表现出了一种浩然磅礴的人性美的光辉，这首先得益于他对我们赖以生息繁衍的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在《春天的脚步》一章中的十二首短诗，蕴含了诗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深情赞美。诗人看到大自然的无穷变幻，深深感受到了自然的春天和人类社会的春天都是那么的来之不易。他在‘费些工夫’，‘擦拭’了‘堆积起一个冬天的/寒气’之后，满心欢喜地‘看清了’‘一树红红的花蕾/正举起迎春的旗帜’。……诗人形象地使用了白描手法，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使人读来倍觉亲切。再耕诗中透露出对人类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大度，他欣喜地感受到了在异国他乡所受礼遇的和谐。诗人无比崇尚人性的纯美，并毫不犹豫地表示愿为追求这样的境界而不惜付出代价。”
永蔚介绍跳石的昆词：“台中间坐着打小鼓的侯代坤，吹唢呐的侯克明，打小锣的侯有红分坐左右。鼓点起时，唢呐赓即发出了高亢的乐音，侯家班悠扬的词曲声便随着吹打旋律向厅外飘洒开去，回荡在田野山间。那奔放豪迈之气好似山林中的白虎长啸，青猿婉啼，使人想起了耿直强悍的巴人的岁月沧桑。须臾，只听钟鼓齐呜，大锣的声威，小锣的诙谐，马锣的点缀、堂鼓的气势、小鼓的急迫、铙钹的夸张、薄镲的轻盈、提手的节奏，犹如万马奔腾，扑面而来。乐曲高山流水，那磅礴的声势，优雅的叙述，欢快的旋律，摄神的节拍，充分表现了圣灯山麓俯仰生姿，瑰丽独特的四季风光。”这段声情并茂、生动活泼的文字，既表达了他发现跳石昆词的欣喜，又表达他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情。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永蔚先生对传统戏曲情有独钟，创作过戏曲剧本，也能粉墨登场，演唱京、川剧。对京、川剧的相关知识烂熟于心，能够领会到外行不能品鉴到的许多奥妙。因此，他在这本《巴里拾遗》中，收录了他多篇评介、赏析传统戏曲的文章。他评介川戏：“《乔子口》、《凤仪亭》、《三祭江》、《打雁》、《三巧挂画》等川戏折子都是重在声腔艺术的高难度剧目，《打雁》除唱功外，还有许多婀娜多姿的舞蹈动作，（行话叫‘做功’），可这些戏一旦到了铁梅手上，那紧贴剧情的入丝入扣的表演，就真能达到剧目翻新，舞台增色的境界。特别是铁梅的那副嗓子，用亮、甜、润、脆、宽、醇、磁、嗲这些词，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第三、奖掖新作，推崇新秀。永蔚先生殷切地关注着巴南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对新人新作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反映了他对巴南文学艺术的担当与责任。在创作实践中，在他编辑《今日巴南报》副刊时，对新人新作，给予了扶持。许多年青的业余作者的文章，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得以刊登。在《巴里拾遗》中，也有许多文字介绍了巴南业余作者和他们的新作。
请读永蔚评介徐胜毅的作品的文字：“徐胜毅出生平民阶层，自幼生活在里弄之间，民间疾苦在他的灵魂深处早已烙下了不可抹去的烙印。他的作品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能够自觉地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对“以人为本”作出艺术的诠释，从中透析出了人文精神的思想光辉。徐胜毅的诗歌除了张扬人类历史的正道沧桑外，还有着一股浓浓的乡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赞颂。诗人生在巴南、成长在巴南、安身立命也在巴南，他对故乡有着说不尽的依恋。他目睹了新世纪以来巴南区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喜从中来，在《龙洲大道》、《龙洲湾的灯火》、《长江在这里拐了两个弯》的三首诗中，尽情地讴歌了家乡人民自强不息的巴南精神。”
永蔚评李华：“李华诗作充满了个性，没有矫情作秀，搔首弄姿的哗众取宠，更多的是平平实实的真情实意。女诗人在《相聚》和《雨》两首诗中把离愁别绪写得那么达观，那么坦然。她完全摈弃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颓废，把分离描绘成“云淡风清地握手/然后含笑道别”，这虽没有“风萧肃兮易水寒”似的悲壮，却也是善待人生的内心和谐；她把早春三月凄风冷雨的黑夜比喻成“浓郁得象一朵玫瑰”，怎么讲我们都要把这样的创作理念定位是“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高度结合。”
（三）点评名著，抉幽探微
一般说，名家名著，多有定论，一般读者或评论者，多不愿意去炒人冷饭，拾人牙慧。或者说即使论述出微言大义，也无新意。
永蔚先生独辟蹊径，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将自己的见解付诸文字，这是需要胆识、学识支撑的，这种勇气确实值得赞赏。
顶级名著《三国演义》及其主要人物刘备，在评论家的笔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精辟论著汗牛充栋。永蔚先生在《“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质疑——试析〈三国演义〉及其中的刘备形象》一文中，从刘备身上反映出的“宿命”、“仁君”等特质入手，批判了作者罗贯中的封建思想。他指出，刘备一出场，就表现了作者的“宿命论”。因其“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就成了深受百姓拥戴的“仁君”。对刘备“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心怀大志，以交豪爽侠义之士为快。”则是刘备网络人才，为实现一已私利的一种卑劣手段。罗贯中对此大肆渲染，正好表现了他的阶级立场和人生渴求。罗贯中精心刻画了刘备“忠义仁德”的“帝王”形象，但刘备却远非一个完人。他早年无依无靠，带着关张，四处投靠，摇尾乞怜如丧家之犬，哭请来了孔明后才有了命运的转机。然而他缺智少谋，贪图享乐，到东吴去为声色所迷，不思荆州，幸得孔明将他接回。然而他上船之时，回首东吴，想起入赘东吴的骄奢淫逸，难舍儿女情长，不觉又潸然泪下。刘备骨子里十分昏庸无能，用现代的话说，其个人综合素质是低劣的，他比之雄才大略的魏武曹操，简直有天渊之别。
对鲁迅的作品，永蔚先生也写出了《“呐喊”出反封建的最强音》，对鲁迅的主要小说集《呐喊》中若干短篇小说和《阿Q正传》进行了剖析。永蔚认为，鲁迅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淋漓尽致的描写，揭示了这种普遍存在于国人魂灵中的思想痼疾，是它麻醉了人们的神经，成为一种阻碍社会改革的历史惰力。作者煞费苦心，目的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走出彷徨跃向明天》一文中，永蔚指出，对于像样林嫂这样的卑贱者说来，被统治势力迫害、摧残，直至精神和肉体的彻底溃灭，她精神上的痛苦更是鲜为人知的。样林嫂的悲剧，集中表现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肆虐，突出地揭露了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腐朽性和残酷性。
三、挚爱乡梓迸发出家国情怀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一个视家乡为寄托自己精神家园的文化人，总是将这核心价值观自己的笔墨泼向生他养他的故土，从故土中挖掘出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核心价值观，不可能离开其内生的文化传统建立起来，它只能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永蔚先生在《巴里旧事》、《巴里丽姿》、《巴里絮语》等栏目中，记叙、描写了大量巴县历史上的风物，记载了产生在巴县的历史名人，描绘了巴南的山川秀色。这些文章挖掘和梳理了对今天有用的村落文化，诸如讲仁爱、倡忠孝、重和睦、守诚信、崇道义、尚勤俭、爱自然等传统理念，这些经历大浪淘沙传承下来的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和内生动力。古人有一句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村落文化中好的家风祖训，好的乡规民俗，正是人生“三岁”“七岁”时容易接受和养成的价值观土壤，也可以说是人生价值观的第一粒扣子。永蔚先生在文章中，进行自下而上的挖掘和梳理，散发出浓浓的乡愁，形成一种内生演化的力量。它告诉我们乡愁是什么？是孩提时牵牛吃草的一脉青山，是夏日中供我们嬉闹的一方绿水，是夕阳里炊烟袅袅的一片屋瓦，是世代相传的共同记忆，从中找到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永蔚先生的这类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歌咏优美山水。从故乡木洞、双河口写到南温泉、写到佛图关，哪怕只是一泓清流、一脉青山、一块园圃，他都尽情讴歌。其二、追寻遗址、旧院，挖掘历史文脉。写南龙的王家大院，他如数家珍，写双河口的水运码头，他情感真挚，写杨沧白木洞故居，重现当年陈迹……其三、记载名人轶闻。巴南区历史上出现过数不胜数的名人，他们或在官场纵横捭阖，或在文坛叱咤风云，都留下可供后人资政育人的懿范。在永蔚笔下，天官蹇义，用济斯民，不懈益恭；沧白故居，辛亥蜀军，颂歌高扬；佛图古关，如闻鼓角，杀声依稀；运筹盛亚，重农尚文，父子“巴”擘……一直读到《圣灯永映英烈魂》，巴里中曾经存在的这些故人故事都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示。
读罢永蔚先生的文章，掩卷思来，愚以为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例如选材行文节制不力，有的文章，思忖千里，游弋八方，略嫌松散；有的评价，正面肯定的多，指出不足嫌少；其写人叙事，手法单一，个别生僻词语，有碍阅读等等。然而，有道是瑕不掩瑜，仁智互见，这一切都让读者们自已去品析吧。
是为序。
（序文作者陈显明系重庆市当代著名作家。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散文学会理事，市委宣传部签约作家。其代表作有《农民代表》《大拆迁》《追踪遇难者》《疯狂摩托》《杨沧白》《战俘营》等多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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