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忘不了七八十年代的纽约？

本文中所有照片均由彼得·胡加尔（Peter Hujar）（1934-87）在其晚年拍摄，彼得?胡加尔是纽约市中心艺术现场的核心人物。这张照片是“纳苏街”，于1975年拍摄于纽约金融区。

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纽约的怀念，正日渐浓烈，甚至连从未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也是如此。那时的纽约躁动而危险，女人出门要带防狼水，连男人下了出租车都会要求司机先别走，要等他们走完从车到家门那5米；那时一场停电会让整片街区陷入疯狂的抢掠，地铁车厢也满是涂鸦；那时巴兰钦（Balanchine）的权势正如日中天，纽约州剧院变成了纽约知识分子沙龙；那时一个爱读塞林格的重生教徒杀害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那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已经成名，堂·德里罗（Don DeLillo）则还没有，文学圈内大多把希望寄托在哈罗德·布洛基（Harold Brodkey）的一本期盼已久的小说上，编辑戈登·理什（Gordon Lish）宣称它将是“本世纪最不可或缺的美国叙事作品”。（1991年，这本叫《逃脱的灵魂》的小说终于发表时，反响十分惨淡。）

那是美国文化史上最后一段尚存高雅、低俗之分的时期，无论是作家、画家，还是戏剧家，都还希望（或乐意）成为“艺术的殉道者”。只有那个时候还有小说家或诗人会收回一本已经可以出版的书，再花上两三年推敲琢磨。也只有那个时候，纽约诗人不愿意把好莱坞导演给自己的诗人朋友认识，因为担心朋友们会认为导演的电影层次低。

最近电视里、电影里，更不用说书籍里了，都渗透着对1977年大停电到1982年美国疾病中心命名艾滋病这个特殊五年的缅怀之情。库什纳?瑞秋（Rachel Kushner）在其2013年出版的小说《烈火青春》中最先涉及了这一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是苏荷艺术现场一位特别有眼光的观赏者。还有两部正在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故事均发生在七十年代后期，其中一部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为编剧，。

近年的电视、电影，当然还有书，对那五年的纽约表达了格外强烈的怀念，也就是从发生大停电的1977年，到疾病控制中心正式采纳“艾滋病”这一称呼的1982年。瑞秋·库什纳（Rachel Kushner）在2013年发表的小说《烈火青春》（The Flamethrowers）最先提到了这一时期，书中眼光锐利的女主人公是苏豪区艺术圈的一个旁观者。加斯·里斯克·哈尔贝格（Garth Risk Hallberg）即将出版的小说《城市风云》（City on Fire）也关注了这一个时期。此外，有两部以1970年代末为背景的电视剧正在筹拍中，其中一部由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是编剧之一；另一部则由巴兹·鲁赫曼（Baz Luhrmann）执导。明年，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将率先举行纽约东村的格郎基艺术家沃基纳·罗维兹·大卫（David Wojnarowicz）15年作品回顾展；彼得·胡加尔是摄影师，亦是沃基纳的情人，纽约摩根图书馆即将举行胡加尔回顾展，除此之外，他的作品最近还被用到广告中为服装设计师帕特里克·厄维尔（Patrik Ervell）的男装做宣传，而且登上了编辑韩亚·亚娜几哈（Hanya Yanagihara）的小说《小生命》（A Little Life）的封面。

总而言之，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品都再现了纽约那个年代的烙印，虽然境况糟糕至极，却更加民主，那个年代，不论穷人富人都被困在这个不幸（自由）的城市，即连金钱都无法使你豁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内心感受到这个城市更加安全，光鲜和高效（不会逼人走投无路且对未来心中有数）的一面。即便有些人声称自己并不怀念那段日子，听起来也不是那么笃定。“呃，被打劫的经历我肯定是不会怀念的，”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告诉我，但他又说：“但是，如今只有有人发现某条街还是不安全的，立刻就会有很多餐馆老板抢破了头也要第一个去那开店，一想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挺烦人的。以前在纽约出门就很危险，现在回头想想，这怎么可能呢。作为爱惹事生非的创作人，有谁会喜欢生活在美国最安全的城市呢？在曼哈顿街头平平安安地走着，谁能用这种事写出一本书来呢？当空气里弥漫着危险的可能性时，就是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了。”

那时处处存在可能性。 那时的文化圈子小的多，至少重要的文化圈子是这样的。画家、音乐家、作家们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见个面很容易。讲述七十年代有关爱与迷失的回忆录《跳跃剪辑》的作者布拉德·古奇（Brad Gooch）说：“那时候见到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或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并不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弗兰·拉伯维治（Fran Lebowitz）称，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s）《访问》（Interview）的读者都彼此认识。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圈子对美国人的品位、音乐、绘画、诗歌和娱乐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些年以东村为中心跨越各个领域的、即兴的下城运动（Downtown Scene）就在此时萌芽，孕育了朋克音乐、荒诞新闻学以及一次性绘画；人体艺术和拉玛玛实验剧场的邋遢小也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这股风潮在七十年代中期达到鼎盛，纽约妞儿（New York Dolls）、雷蒙斯乐队（theRamones）、金发美女乐队（Blondie ）克劳斯·诺米（Klaus Nomi）和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纷纷在麦克斯的卡萨斯城（Max’s Kansas City）、公园大道和第18街（on Park and 18th）公演。摇滚乐俱乐部CBGB, 电视乐队（Television）、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以及许多在麦克斯演出的乐队在东村的布里克街和包里街演出。另外，东村每周都会有临时的小画廊不定时对人们开放。

罗伯特·本丁（Robert Bending），1997。胡加尔在其工作室拍摄了一组人体裸照，这是其中之一。考克回忆说：“这个模特叫罗伯特·莱文森（Robert Levithan），是彼得在聚会上遇见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后来他们成了恋人，那是彼得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光。莱文森先生现在是一名精神治疗医师，也为《赫芬顿邮报》写稿。” 图片源自：佩斯画廊

甚少有人将“High Mandarin”这个时期独立开来或拿来专门研究，但它却是后现代主义和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最后一丝喘息：它将美学的精英主义和政治上近似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平等主义吊诡地合而为一。这个时期的纽约主要代表人物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约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坛主力——纽约书评的编辑芭芭拉·爱泼（Barbara Epstein）和罗伯特·希尔维尔斯（Robert Silvers）；Knop出版社的鲍勃·戈特利特（Bob Gottlieb）、批评家理查德·包瑞尔（Richard Poirier）。这些人中许多人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一旦有志涉足政治，他们的政治理念必定很激进。罗伯特·梅普尔索普（Mapplethorpe）凭着其看似淫荡的非裔美国人的裸体摄影，社会名媛的肖像画，还有对“纽约之花”（他曾经就这么称呼）命运的刻画，成为当时少有的可以将纽约不同层次的文化统一起来的人。而今这种现象还会出现吗？在柏林还有可能，但在纽约绝无可能。

“束缚之躯” 出自《斯大林的生命与时光》，1973。 考克说：“罗伯·威尔森（Robert Wilson）委托彼得·胡加尔为其早期代表戏剧作品《斯大林的生命与时光》的幕后配置一组长系列的摄影。这个系列摄影对幕后的展示令人印象深刻，不可复制——而这一幕幕就发生在威尔森宏大的舞台布景后面。” 图片源自：佩斯画廊

那个年代房租很低，梦想成为作家、歌手、舞者的人可以在曼哈顿（东村或许不行但西村可以）落下脚，不像之后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却受到更大程度的排挤，不得不离开这里前去布什维克（Bushwick）或霍博肯（Hoboken）。面对面的相遇让这个城市活力四射，即便不知对方姓甚名啥，也阻止不了互相进行思想交流，任智慧流淌。在七十年代，各个领域拥有创造性头脑的人随性而约，互提建议，抑或讨论当下流行的理论、新兴的市场或蓬勃发展的运动。

对于同性恋来说，这类见面方式就是“搭讪调情”（尽管法语词汇的同义词“调情”（draguer）适用于各类群体）。那时，艾滋病还未出现，“54激情俱乐部”（Studio 54）和“地下矿洞”（Mineshaft）处在全盛期的时候，同性恋几乎就是新潮和时尚的代名词；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还为《时尚先生美国版》1987年版写过一篇文章，回顾了这个时期“美国的同性恋”。但是1981大饥荒爆发后，一切都变了。那些有着健美身材和高新报酬的魅惑男孩儿们仿佛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满身黑斑、骨瘦如柴的囚犯，像卡诺瓦（Canova）未完工的大理石雕像。没有人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亲吻，况且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还没有搞清楚（胡须？蚊虫？还是泪水？）。虽然在这之前直男对于同性恋人的生活充满好奇心，甚至跃跃欲试，可突然间直男和同性恋者之间迅速建立了坚固的壁垒，堪比二战的铁幕。

“小饭馆”，1976。这张照片表明了胡加尔对废城的痴迷—这种颓废感正是那些年这座城的写照。 图片源自：佩斯画廊

如今，美国最高法院已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同性恋的生活也趋向大众化，这种性取向反常彰显的任性让七十年代式的同性恋者看起来极其迷人。布拉德?古奇告诉我，七八十年代的同性恋当时还年少懵懂，可是长大后赶上的是艾森豪威尔时代或尼克松时代，便遭受到无情地压迫。布拉德说：“如今他们终于可以享受自由权利，光明正大的谈恋爱，并且觉得自己魅力无限，美丽无边。”同性恋的生活也是如此浪漫，显然同性恋的幸福生活又回来了，非同性恋艺术家也好，同性恋艺术家也好，无论男女，都认同这种看法。这也是我本人所认同的，在我对那个时期的回忆录《城市男孩》（City Boy）中时有体现。

弗兰·勒博维茨（Fran Lebowitz）在新泽西州的家里，1974。考克说：“弗兰和彼得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彼得的所有独特之处都逃不过她敏锐的眼睛。1991年，彼得举行了第一场摄影展—追忆美国，而弗兰则对各个馆长进行了访谈，其中对彼得品性的评价是我见过的最有见地的一次。 图片源自：佩斯画廊

但是，那些日子，那些年，早已一去不复返。那时候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可以声名远扬，即便没有名声大震，至少也会与其有擦肩之缘，只要他们不介意脚底下满是耗子乱跳，不介意繁华的克里斯托弗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依然有抢劫犯猖獗，或许有人会称这为“废墟上的爱”吧。

然而，这样脆弱的小生态圈早已毁于一旦，不可恢复。当然啦，我们周围依然会有极好的极聪慧的人存在；在纽约餐馆，路过其他餐桌，你一定也想加入大部分餐桌上的交谈。这里你见到的半数人若是在其他城市不是会被记者追问就是会被逮捕。但是欧洲二战的难民将这火炬递到纽约后，五十年代，因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存在，火苗依然旺盛，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火苗则更加明亮，可是，现在火苗似乎已经熄灭了。至少整体上大势已去，即使还有星星之火略微点缀。也许只有那曾经感受到幸福的极少数乐天派才会认为，用危险、贫穷和脏乱差的环境换来激越的生活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