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649年),唐朝第二代皇帝。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他随父李渊在晋阳起兵。在唐朝的统一过程中,李世民用武力打败了金城(今甘肃省兰州市)一带的薛举,迫使其子薛仁杲技降;接着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镇压了窦建德等农民起义军,逐步统一了全国。唐太宗即位后,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允许以实物代替劳役;坚决抵抗突厥军事贵族的骚扰,扩大了国内各民族的亲密联系,发展与四邻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
隋朝的大官僚李渊攻下长安，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6-649年在位）即位以后，迅速恢复了封建秩序，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唐帝国在经济上得到恢复，军事上也逐步强大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所做的“贞观之治”。从唐太宗、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期间的唐朝前期，全国统一，疆域辽阔，政权巩固，经济、文化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同时也扩大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与亚非等四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唐代长安也成了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公元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的统治从此一蹶不振。公元874年爆发的黄巢起义，使唐朝的统治因之瓦解。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唐朝是封建盛世，其文化除继承南北朝的传统外，还汲取了外来的营养，具有博大的气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以及雕版印刷术方面，都有突破和创新。在文学艺术中，特别是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领域，成就卓著，名人辈出。随着城市的繁荣，其社会生活如娱乐、服饰、品茶、饮酒等风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折射出一种蓬勃兴旺，自由开放的精神风貌。
历史解密：唐太宗靠什么造就了“贞观之治”？
李世民即唐太宗。公元599年1月23日诞生于一个李姓贵族家庭里。他十六岁就应募从军，十八岁随父起事，后来带领唐军东征西讨，统一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继帝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元年。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间，吸取隋亡的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逐渐趋于安定，国力不断加强，从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贞观之治”的繁荣兴旺局面。为后来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对后世、对世界都产生过比较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同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相一致的，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贞观之治”涵盖些什么内容呢？据各种史料记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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