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白的概率

已经记不得上一次听到“良家妇女”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了，但最近竟然在刷微博时，频频看到这个词。

良家妇女本身显然不是那个站在风口浪尖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者，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以及他的那一句：“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如果是为其他案件做辩护，这句话可能早就被淹没在微博世界的某个角落。可惜易延友为之辩护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站在舆论对立面的李天一。

当今的社交网络充斥着语言暴力，从网上对李天一等五人涉嫌轮奸一案的评论不难感受到，这名解放军歌唱家的儿子在人们的心里已被千刀万剐无数次，而现在却有清华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他说话，公众显然无法接受。

据报道，被告的家人称，受害者疑是“陪酒女”。这一说法所隐含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也正是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引来公众一片骂声。

其实每一天都有无数名律师在为一些被他人视为十恶不赦的罪人辩护。一名律师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代表一个已被千夫所指的嫌犯做无罪辩护，那么从纯专业的角度，他就做好了准备，为客户寻找客观因素去证明其清白。

一个人涉嫌轮奸，案情如此“恶劣至极”，怎么可能证明他是清白的？想必，律师比我们还要头痛。

要将一名被告治罪，必须存在两点：犯罪意图和罪行。如果罪行已经没有争议，辩护就只能从犯罪意图上做文章。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案件中，律师要证明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可以说明被告没有故意犯罪。很多法庭案件中，控辩双方也在玩一种概率游戏：客观因素导致案发的概率越高，被告的罪责就越轻。

可想而知，在一起强奸案中，受害女子的身份便很容易被视为一个突破口。毕竟，从理性分析的角度，陪酒女总体上和非伴侣发生性关系的概率，也许要比良家妇女高。

但易延友的错误在于，他的言论无疑是在将整体的概率视为合理化单一事件的理由。暂且不讨论陪酒女和良家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有怎样的区别，只要在案发的那一刻，一名陪酒女不愿发生性关系，那她就是一名强奸罪受害者。

有关良家妇女和陪酒女的讨论，说到底是源于女性贞洁的传统概念，而有关强奸罪的法律，理应是出于对人权的保护，让每个人在无论任何时候都不成为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奴役的对象，一个人的职业、性别或种族都不能成为被歧视的理由。

可惜的是，很多不幸的发生都源自于歧视。当李天一案件在中国网民中再掀波澜的同时，上周还有另一起案件在美国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

佛罗里达州法院本月13日判定，枪杀黑人少年的白人社区辅警乔治·齐默尔曼的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

据报道，去年2月26日晚，28岁的齐默尔曼在佛罗里达州某居民区巡逻时，认定17岁非洲裔少年特雷文·马丁“形迹可疑”，跟踪并与马丁对峙，最后枪杀了少年。

可想而知，事件引发美国黑人社群强烈不满，因为他们深信，少年马丁案发时只是拿着一大包零食去朋友家参加派对的一个孩子。

是什么让一名警察对一个孩子开枪？为齐默尔曼辩护的律师显然在法庭上成功证明了，他的客户有足够理由怀疑对方对他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开枪是出于自卫。

什么叫“有足够理由怀疑”？其实就是个概率问题。

在一个毒品泛滥的黑人区，一个看上去有些不太友善，游手好闲的黑人少年深夜里游荡，拎着一包不明物品，他是贩毒吸毒少年的概率是多少？如果这名少年突然抬起手，你认为他是要做什么？如果是一个穿戴整齐，捧着一堆书本，深夜从某知名学府的图书馆出来的白人少年呢？警察会不会一枪把他射死？

概率是整体的，悲剧却发生在个体身上。也许在很多情况下，概率被作为案件审判的突破口，但概率不能成为挡箭牌。

概率其实只是个数字，是一个可能性，它本身是清白的，但有时，我们却拿它去提高一个罪人被证明清白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