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七年后改国号为“元”，紧接着在燕京营建大都，开创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上下笃信佛教，尤其尊重喇嘛教，并封喇嘛僧八斯巴为国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杭州一带才能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刊刻一部卷帙浩繁的大藏经，这便是元代著名的《普宁藏》。
《普宁藏》是元代私人刻印的一部大藏经，由普宁寺四任主持相继刊刻完成，因该经刊刻于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而得名，也称《杭州藏》或《元藏》，是元代不可多得的大藏经。
南山白云 立宗传教法
宋熙宁二年（1069年），河南登封县一位26岁的年轻人来到了汝州的宝应寺，在此剃度出家，而给他剃度的僧人便是北宋有名的海慧大师。这个年轻人名叫孔清觉，字本然，他是孔子的第五十二世孙，曾祖父曾在五代后唐庄宗时任节度使，父亲曾经考中过进士，而他却不愿仕进，年纪轻轻便一心向佛，最终开创了佛教的一大宗派白云宗。
孔清觉出家后，遍游四方，并在舒州的浮山静修了二十年。宋元祐八年（1093年），孔清觉来到了杭州灵隐寺，在此讲法，一时间“僧俗问法者纷纷而来”，慢慢地，孔清觉名震东南。不久，灵隐寺的主持懒庵童和尚请孔清觉居住在灵隐寺后山的白云庵。之后，孔清觉在白云庵讲法立说，以所居的白云庵为名将自己的学说定名为白云宗，并自创教义，以《华严经》为白云宗的经典，孔清觉也被僧徒尊称为“本然禅师”。白云宗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崇尚忠孝，重视慈善，早晚持诵礼拜，躬耕自养。之后，孔清觉在余杭县瓶窑镇常熟乡的南山建白云庵传教，这一派就被人们称为“南山白云宗”。
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为禅宗，而白云宗的宗旨与禅宗不同，这就受到了禅宗的极力排斥。因此，觉海愚禅师就将白云宗诉之于朝，朝廷便将孔清觉流放到了广东一带，四年后才遇赦放还。宋宣和三年（1121年），孔清觉在白云庵圆寂，终年78岁。在他圆寂后，弟子慧能将他的遗骨藏于余杭县南山的普安院，并建了一座白云塔，而德清的龙山、乾元山和归安的岩山等地还分葬了他的舍利子，他也被世人称为“通教大师”。
南宋绍兴年间，南山白云庵改为传灯院，后来又改为普安寺。宋淳熙七年（1180年），普安寺改名为普宁寺，这便是后来元代大藏经的诞生地。南宋末年，浙江湖州的资福禅寺刊刻了一部大藏经《资福藏》，可是在南宋末年的战乱中经版毁于战火，以致“泯于兵火，只字不存”，令人十分惋惜。于是，杭州路大明庆寺的寂堂思宗师就召集诸山众僧，想要重刻一部大藏经，经过商议，便委托古山的道安和尚和白云宗一起“协力开刊”，完成这一佛教盛事，以“流通佛法，则世出世间，是真续佛慧命”，道安也就是人们熟悉的慧照大师。当时，道安还在湖州的妙严寺，寺里之前保存着许多经版，还收藏着一部大藏经。可是在宋宝祐五年（1257年），妙严寺发生了火灾，经版和大藏经毁于火中，道安“乃聚瓦砾，扫煨烬，一新旧观”。修复好旧观后，道安就有了添置大藏经的想法，恰巧这时寂堂思宗师也有刊刻大藏经的倡议，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雕造大藏经的重担就落在了道安的肩上。
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始，道安“两诣阙廷，凡申陈皆为法门及刊大藏经版，悉满所愿”。道安两度奔走朝廷，又蒙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杨琏真珈给予文凭，并转呈檐八上师引荐，这才能有机会北上面见忽必烈，请求承认白云宗的“法门”和允准刊行大藏经，此举得到了朝廷的同意。忽必烈下旨，让道安任浙西道杭州等路白云宗僧录一职。至此，大藏经的雕造事宜便由白云宗僧录司负责。寺内原设的“刊经局”正式以“大藏经局”的名义出现，刻经事业也由小规模尝试一转而为大规模运作。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大藏经的雕造工作正式开始，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道安主要负责大藏经的刻版，期间主要刻有《般若》《华严》《宝积》和《涅槃》四大部经，小乘佛经有《佛本行集经》六十卷，而以《南本大般涅架经》三十六卷殿后，意在重刻南宋版《资福藏》。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道安再次来到了北京，可不久就在北京的大延寿寺圆寂了。道安去世后，弟子如一继任大普宁寺住持，继续完成刻经事业，之后又经如志和如贤两任住持，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十月，《普宁藏》全部刻成，历时十四年。
四任主持 勤恳圆佛事
就在道安北上大都时，他将具体事务交给普宁寺大藏经局掌管，由弟子如一负责。道安在北京圆寂后，如一任大普宁寺的住持，继续完成道安未竟的事业。至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281年-1284年），住持如一继续雕刻大乘经部佛典，前后共雕造了百余函经卷。其中至元十八年四月刊刻的《大般涅槃经》卷一的题记是在山西崇善寺被发现的，题记中称“大藏经局伏承湖州路长兴县嘉瑞乡朱庄坞报德庵僧如春，谨将己资刊开《大般涅槃经》壹卷。功德祝延圣寿万安，回兹妙利，用报本师僧录慧照大师大和尚，高跻上品”。可见，如一刻印《大般涅槃经》是为了回报师傅道安，希望他能“高跻上品”，而如一也被人们尊称为“圆教大师”。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如一圆寂后，如志和尚任主持，继续雕造《普宁藏》，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八十函，并开始雕刻百卷本《宗镜录》的部分卷次。在《金刚上味陀罗尼经》的卷末题记中，记载了嘉兴县永乐乡有位奉佛女弟子陆八娘，她的法名为妙宁，为了悼念父亲和妹妹，就和家眷“谨施净财，刊尊经一卷”。而在这条题记后面，就赫然印着“住山释如志”等文字。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开始，如贤任主持，雕刻了三百函左右的经卷。在《宗镜录》第十二卷中，就记载了乌程县有位奉佛弟子闵汝霖，和他的妻子郑妙净与家眷等“谨施净财，刊造大藏尊经一函，所将功德，仰报四恩”，题记后面便是“住山释如贤题”字样。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如志接替如贤，再任主持，最终完成了《普宁藏》的刻版。这样，《普宁藏》在雕刻过程中经历了道安、如一、如志和如贤四任主持，终于功德圆满，得以“圆成如来一大藏经版好事”。
《普宁藏》作为一部私刻大藏经，能在十四年的时间里刻成，其惊人之速度，真可与北宋初年的官刻本《开宝藏》相媲美，而资金的充足便是根本的保障。若以《普宁藏》开雕时二卷经耗银13两计算，那么全藏六千余卷当耗银约39000两，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资。《普宁藏》在准备开雕时，就曾向僧俗二众募缘，从经卷的题记可以看出，募缘的资财主要用于雕造大乘经部佛典，尽管所刊经卷不足全藏的半数，可题记反映的施赀情况却是很丰富的。道安为雕刻大藏经之事曾说：“道安蒙斯处嘱复自念言，如来一大藏经板实非小缘，岂道安绵力之所堪任，即与庵院僧人优婆塞聚议，咸皆快然发希有心，施力施财增益我愿。”当时的“施力施财之士”应该是民间信徒居士或百姓以及地方豪绅，同时相当多的佛教徒通过精心的准备和组织，分工明确，外出到各地化缘。根据《普宁藏》附录记载，许多僧人为了筹集资金，就分别到各地化缘，如嘉兴、湖州等地。有的人施资刊经多则二函二十卷，少则一纸半卷。道安为刊刻《普宁藏》曾两度奔走朝廷，将刊藏大业正式纳人僧门组织掌管，道安的刻藏活动还争得了元朝炙手可热的藏传佛教高僧胆巴国师和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杨琏真珈的支持，二人分别以“功德主”和“都功德主”身份具名，实际上是得到了官方的强有力的支持。杨琏真珈是吐蕃高僧八思巴国师的弟子，深受忽必烈的敬重，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他任江南释教都总摄。颇为滑稽的是，杨琏真珈还善于盗墓，他曾盗掘南宋诸帝诸后卿相陵寝达一百多座，把盗来的珍贵陪葬品用作为修建寺庙等佛事的资金，而杨琏真珈以“都功德主”的身份对刊刻《普宁藏》的支持便是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元初白云宗兴盛，寺院经济实力雄厚，普宁寺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费用。
元朝时，人们普遍信佛，因此寺院经济高度发展，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占有大量的田产。当时，白云宗也不例外，这些田产有来自皇室赏赐和扩占民田，也有汉人地主的托名或带田入寺。由于元代寺院道观可免除差发赋税，因而汉人地主将私产托名寺院，这样就可以避免交税。比如元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托名为白云宗，强占民田二万顷，纠集徒众十万人，蓄发娶妻，广有田宅，俨然成了一个托名佛教的大地主。因此，普宁寺作为白云宗的中心寺院，本身就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就为刊刻《普宁藏》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来源，这也是《普宁藏》能在短短十四年间刻成的重要原因。
蒙元旧物 印本传天下
《普宁藏》刻印完毕之后，陆续有过四次续刻，这四次续刻一直持续了三十八年。续刻收经三十二函，这就使《普宁藏》的总数达到了五百九十函。元大德二年（1298年），重刻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这部经的卷一有“戊戌范山重刊”字样，如今收藏在日本三缘山增上寺中。元至大三年（1310年），白云宗宗摄湖州路归安县大慈隐寺住持沈明仁，奉命将皇太子旨令沙啰巴所译的《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和《坏相金刚陀罗尼经》刻版印造，沈明仁“敬尊令旨，依上刊雕，流传天下”。元皇庆二年（1313年）四月，沈明仁奉命印造《药师仪轨》《药师供养法》和《白云和尚初学记》。两次共刊七部八卷经籍，刻成六册。元延佑四年（1317年）开始，大普宁寺住持为明实和尚，他花了四年时间补刻了《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元统三年（1335年），佛智妙应广福大师大普宁寺住持明瑞奉旨将《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谨募檀信，刊为经板，计三函，入本寺印造毗卢大藏经院，用广流通。”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此本“未及广布而数遭小劫，板与寺俱毁”，流传至今的都是明代的重刻本。
《普宁藏》这一煌煌巨制的成功刻印是元代的一大盛世，伴随着元朝的兴衰，在历经九十年的风雨沧桑后，最终经版毁于战火，普宁寺也在战火中倒塌。明洪武年间，才重修了普宁寺。因此，流传至今的《普宁藏》都是元刻元印本。《普宁藏》的装帧形式为经折装，字体为柳体字，即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字体。镌刻水平上乘，墨色浓郁，纸色深黄，为元代典型的黄麻纸，纸张十分坚韧。《普宁藏》流传至今已经有七百多年了，流传下来的数量也是极为可观。迄今为止，发现印刷年代最早的《普宁藏》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山东灵岩寺印本。当时“板本在江浙、在闽。于是专普觉大师提点，广往购至航，则普宁寺已具经律论完本，遂购而航至之”，因此，灵岩寺才能最早购置经版印刷。当时，普宁寺的雕版工作已近尾声，由于名山大寺请经者的到来，使得普宁寺大藏经局在继续完成刻版的同时，也已经开始了《普宁藏》的印刷和流通。《普宁藏》零散印本更是遍布全国，甚至远至日本和高丽。元朝崇尚佛教，推行了许多有利于佛教事业的措施，元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就“诏天下梵寺所贮藏经，集僧看诵，仍给所费，俾为岁例”。《元史》记载“至顺元年春正月，遣使赉金千五百两、银五百两，诣杭州书佛经”。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这也就是《普宁藏》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
2013年，北京的拍卖会上出现了两册《普宁藏》零种，这便是上下两卷本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保存完整。卷末有刊刻条记一则，记载了湖州路武康县一位名叫沈信诚的奉佛弟子施资刻经之事。由这条题记可知，此经的刊刻年代为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八月，而此时距南宋灭亡仅剩二年，是主持普宁藏刊刻工作的第二位主持如一组织刊刻而成的。《普宁藏》现存刊刻条记中，已发现的年代最早者是元至元十五年（1276）四月，而此本的条记年号仅比前者晚了三年，比《普宁藏》的始刻年代至元十四年仅晚了四年，且此条记未见任何著作中引用，是研究普宁藏早期刊刻历史的重要文物，尤显珍贵。如今，《普宁藏》零种收藏于各大图书馆中，零册也经常出现在文物市场上，虽历经七百多年却不失元版气象。
《普宁藏》在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广为流传，在海内外传播着佛家的经典和智慧，也见证了许多佛教僧徒为刊刻这部闻名海内的大藏经而做出的辛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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