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建国初期的打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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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党培养的第一批打字员。在老一辈革命者的教育下，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排除困难，艰苦奋斗，终于建立起来党中央秘书处的打字工作。回忆这段历史，既可使我们不忘过去艰苦奋斗的精神，又可激励今天广大的秘书工作者。

1949年，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由于工作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打字工作，以代替进城前刻铜板印文件的老办法。中央秘书处处长曾三和文印科科长王仲珊同志交代我和沛旋同志学习和筹建秘书处的打字工作。当时的文印科连科长一起共有7个人，都没有见过打字机，从油印文件到打印文件，对我们这些“土包子”来说，必须从头开始，这是进城后在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件新事物。

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我们跑遍了北平市也没买到一台打字机。原来，解放前的旧中国自己不能生产打字机，旧政权机关使用的打字机都是日本制造的。字盘按部首排列，呆板的老宋字和那笨重的打字拉杆、打字锤配在一起，打起字来十分吃力。后来，还是有关部门从接收旧政权机关的打字机中，调拨了几台这样的打字机给秘书处。

沛旋和我有了打字机后一喜一忧。喜的是我们这回是“鸟枪换炮了”，忧的是打字机结构很复杂，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物件”，我们究竟能不能掌握住它？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我们只有刻苦钻研学会本领这一条路。

于是，我们把一架质量差一点的打字机给大拆八卸了，从底盘、滚筒、字盘轨道结构，字锤拉杆到结构较复杂的横盒、纵盒，我们一个个地弄懂它们之间的关系，终于基本弄懂了机械原理。跟着我们就熟悉定盘排列和罕用盘字的位置。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时，秘书处的工作不管是这一桩那一件，交谁去办都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不讲价钱，二不向上叫困难。我们的政权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千难万苦奋斗才推倒三座大山，求得人民解放的。我们当时想：学会打字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这是胜利后的新工作新困难，我们有决心战胜新困难，学会新本领。当时，秘书处的同志们大多是这样想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力更生，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掌握了打字技术。

建国伊始，秘书处的工作千头万绪，要打印的材料很多，又只有我们两个打字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加快打字速度，成了我们动脑筋的新课题。沛旋同志的钻研精神很强，他终于找出了根本改革字盘的科学方法。

日式字盘如同查字典一样，按部首找字，一个材料的词组要找遍字盘各个角落才能打成，既费时间又费眼力，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质量。沛旋同志首先提出把文件、材料常用的词组排到一起，以一个常用字为中心，组成常用词组，在一个常用字的四周排出常用的有联系的词组，我们形象性地给它起个名字叫：“放射性字团”。这样，就完全改变了部首排列找字的方法。因为我们已经摸索到经常打的文件的词组语句的规律，打起文件来十分顺手，一下子，打字速度提高了很多，错情也少了，以后，一代代的打字员同志们又不断地加以改进，这种字盘排列的基本方法一直延用下来。

1950年又从东北局调来4位女同志，他们的工作做得比我们出色。打字人员的素质进一步得到加强，有的同志还成为打字先进工作者，在《中国青年报》上给予表扬。我深深地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的同志是十分爱护和重视的。1954年秘书处改为秘书局后，打字的队伍也扩大了，成立了打字科，一批批的新生力量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地为党中央服务。

时光虽然已经消逝，但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组织上对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忘不了打字人员的工作自觉性与积极性。我们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工作纪律。建国初期我们都是供给制，除去管饭，基本没有收入。但工作不讲钟点，我们养成了“当日事当日毕”的习惯，加班加点，从无怨言，不计较个人得失，文印科七、八个人，打字、校对、油印，哪里忙大家协助干，全科像一个合谐的乐队，奏出了一篇篇新乐章。

我们还自己规定了一条制度“错误不出门”，印文件之前认真校对，把错情消灭在科内。在这个平凡的服务工作岗位上，我们都感到身负重责，深深地认识到这是有高度政治责任的，不能稍有疏忽，打字时必须集中精力，思想上绝不能开小差。多年来党组织的教育，使我们养成了认真负责的习惯。一直很多年，我们很多同志仍保持了这种革命的优良传统作风。

来源：《秘书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