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过分违离的问题

读殷海光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版），充分感受到了思想巨人的伟岸与深邃。无论在对文化基本理论的分析方面，还是在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方面，殷先生都远远超越了其前辈和同侪。在第三章“文化中重要概念”中，殷先生谈到了文化价值和生物逻辑背离的问题，这是在其他相关文献中较少谈及的。

　　殷先生认为，文化价值和生物逻辑有三种关系，一是相互增长，比如口腹之欲与宴请之风；二是各不相干，如知识分子作为四民之首与其是否孔武有力不相干；三是互不相容，比如“舍生取义”还是“舍义取生”的问题。殷先生认为，文化价值和生物逻辑之间的违离，是生物层面和道德层面一个永久不息的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治乱背后的问题。历史上关于道德伦理的学说，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做出的努力。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生物逻辑对人的迫使和文化价值对人的规范往往不相容，经常使人陷入动机的冲突中。比如，在同一目标中，从文化价值上应该是趋进的，而从生物逻辑上，往往是应该规避的。他举出了文天祥的例子来说明，从文化价值上来说，文天祥应该从容就义，但是从凡是人都有求生的欲望来说，他最好是投降敌人以保全自身。他列举的另一个例子更是我们很好理解的，就是“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搂之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然则搂之乎？”

　　此种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的冲突，也就是动物本能与人类道德规范的冲突，在现实社会中可谓比比皆是。就起导致的后果而言，殷先生认为，这种冲突往往使人陷入挫败感中，而挫败感往往容易导致人的侵略性。在一个因文化解体而形成的动乱社会中，由于大多数人的目标不能达到，于是大多数人就陷入了种种动机的冲突当中。既然冲突会使人产生挫败感，社会层面就随时潜伏着侵略的倾向，而这种弥漫在群体中的侵略倾向，恰恰就是革命的温床。谈到文化，人们往往认为其玄而虚，其实，从殷先生的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内心的冲突，是造成组织和社会层面文化冲突的根本，而这种冲突是在人和人群中随时存在的。

　　至于接下来可能产生的更大的后果，殷先生认为，在上述社会状态下，如果出现了一个能够解决动机冲突的“意底牢结”（意识形态），同时又有一个“奇理斯玛”（个人魅力）的人物出现，给大家的侵略倾向汇成一条出路，那么洪流就沛然莫之能御了。殷先生认为，中国20世纪前50年的历史就是明证。

　　看看历史我们也很清楚，“打土豪分田地”本来是不为社会制度和道德所容许的。当革命理论作为一种“意底牢结”出现，倡导夺取物质财富和革命的文化价值一致的时候，人们内心的动机冲突终于找到了出口，就一发不可收了。

　　殷先生谈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更有意思。他认为，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的违离有程度大小的问题，生物逻辑对文化的违离有一个忍受域，这个忍受域往往因不同文化的影响而又大小之分。比如他认为，中国古老文化以“忍受”为美德，因此，中国一般文化分子中除了具有特别能忍受暴政的美德之外，对于忍受饥饿、水灾、蝗灾、虫灾等等的忍受域，“绝非年轻的美国人所能企及”，“在这一方面，中国文化似乎总是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