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 [中国]
[出自《先秦战略地理研究》] 1999
一 战国中期的政局演变及其时代特点
（一）由魏国独霸转为七雄并立
（二）战争更加残酷激烈
（三）“合纵”、“连横”的出现与流行
二 公元前4世纪中叶战国的政治地理格局
（一）“战国”地区和周边地区
（二）“战国”地区的四个亚区
三 强国争霸战略的地理分析
（一）对枢纽地带（韩魏）的争夺
（二）对主要兵力投入方向的选择
（三）结交盟友、孤立强敌
齐魏“马陵之战”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群雄并立对峙,列国纷纷实行“合纵”、“连横”的军事外交战略，尽量联络与国，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敌手，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最为强大的齐、秦、楚国各展图谋，竟成帝业，经过激烈反复的角逐，秦国终于挫败齐、楚两强，形成了对山东六国的巨大优势，从而开始了兼并大下的统一战争。本文探讨的是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政治力量的地域分布态势，并从地理角度来分析列强所实施的战略之特点及其成败原因。
一 战国中期的政局演变及其时代特点
战国的历史发展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其引人注目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由魏国独霸转为七雄并立
战国初年，魏文候任用李悝、翟黄、乐羊、吴起等贤臣良将，变法改政，行“尽地力之教”，致使国富兵强；对外扩张连连告捷，辟地千里、魏惠王曾“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 [ 注：《战国策·秦策五》。 ] ，称霸中原，盛极一时，但因树敌过多，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随后又被秦军袭破，失河西之地；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334～323年，先后发生了齐魏“徐州相王”和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出现了七雄并峙交锋的混乱形势。它们彼此间虽然略有强弱之分，但实力相对均衡，并没有一国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各邦诸侯“握其权柄，植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 注：《淮南子·要略》。 ] 。
（二）战争更加残酷激烈
1. 战国前期，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国的人口、财力取得巨大增长，这就为军事冲突规模扩大、时间持久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战国策·赵策三》所言：“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
2．冶铁技术的普及，使铁兵器的制造和应用得到推广，武器装备水平迅速提高，大大加强了杀伤能力；而战术的改进、兵法的运用，也明显促成了战争的伤亡增多。一次重大战役，往往“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 [ 注：《淮南子·冥览训》。 ] 。
3. 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也有所变化。春秋时期的大国征发主要是为了争夺霸权，被攻者一旦表示臣服，签订城下之盟，对方通常就会收兵息战。如楚庄王道：“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 注：《史记·郑世家》。 ] 。而战国时期的出征，基本上是以兼并城池和土地为目的，斗争常常是你死我活；冲突更加频繁、剧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 注：《孟子·离娄下》。 ] 。
（三）“合纵”、“连横”的出现与流行
在群雄实力均衡、战事酷烈的新形势下，诸侯各国都注重采用“合纵’与“连横”的谋略，也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醒目特点。刘向《战国策·书录》说当时，“兵车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转、代、厉之属。生从（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合纵”、“连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韩非子·五蠹篇》称：“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徐中舒先生对此解释道：“所谓合纵连横，原是以三晋为主，北联燕，南联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 [ 注：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载《历史研究》，1964（1）。 ] 、这是因为“合纵”、“连横”思想发源于三晋，三晋与燕、中山、宋等国在实力上略逊齐、秦、楚一等，需要在彼此间或与强国结盟未保护自己，求生存，图发展。《战国策·燕策二》：“又譬如车士之引车也，三人不能行，秦二人。五人而车因行矣。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索二国，因能胜秦矣。”但是它很快流行开来，也被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们接受和采用了。
“合纵”与“连横”的宗旨都是强调“择交”，即在审时度势的情况下选择和结交盟友，以求联合制敌，形成力量对比上的优势，作为保持自己、削弱敌人的手段。所谓“恃连与国，约重致约,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 [ 注：《淮南子·要略》。 ] 。“择交”被看做是国家要务，如苏秦所言“安民之本，在于挥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 [ 注：《战国策·赵策三》。 ] 。
因为诸侯之间的战争并不仅是两国的彼此交锋，常常要波及和牵动邻邦，所以列国的统治者必须根据时局的变化来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确定盟友和敌人，组成各种军事集团；并相互策应，协调兵力，以此牵制和打击对手。由于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各国间的联盟关系也在不断改变。“邦无定交，上无定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直到泰国数次破楚，在公元前284年，又操纵五国联军伐齐获胜，使齐、楚皆衰，秦独强于海内，开始了统一战争的步伐，才揭开战国历史新的一页，“合纵”、“连横也被赋予了“摈秦’、“事秦”的特定内容 [ 注：参见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周安王15年曰：“南北曰纵。纵者，连南北为一面向以摈秦。”“东西曰横。横者，离山东之交，使之西向以事秦。”《史记索隐·项羽本纪》：“文颖曰：‘关东为外（纵），关西为横。’高诱曰：‘关东地形从（纵）长，苏秦相六国，号为合从（纵）。关西地形横长，张仪相秦，坏关东从（纵），使与秦合，号曰连横。’”。 ] 。
在上述历史阶段，列国所奉行之军事外交战略的具体情况和各自特点如何？孰优孰劣？它们和当时的地理形势有什么关系？下文将给予详细论述。
战国中期形势图
二 公元前4世纪中叶战国的政治地理格局
公元前334年，魏国在接连惨败于齐、秦之后，惠玉被迫协同韩及其它小国诸侯赴徐州朝见齐威王，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即所谓“徐州相王”；此后中国进入了群雄角逐、纵横捭阖的混战时期。其概况如《史记·秦本纪》记载，除了秦国虎踞关中，“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候并。淮洒之间小国十余。……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
（一）“战国”地区和周边地区
依据当时各个邦国、部族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综合特征，东亚大陆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两个较大的历史民族区域：
1、“战国”地区
华夏农耕民族居住生活的广大地区，北抵蒙古高原，南至云贵高原、五岭和长江下游的楚越边境，东临大海，西达陇阪、巴山和三峡。主要分布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及若干中小诸侯。“战国”这个名词，今人多用来代表春秋以后至秦统一前的历史时代，而古人起初则是专指当时活动于中原及附近区域的那些诸侯国家；狭义的说法仅指七雄，见《战国策·赵策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燕策一》：“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广义的说法则把中山、宋、鲁、卫几个中等邦国包括进去，如刘向《战国策书录·叙》说当时：“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这样说的原因，是由于那些“千乘之国”也具有一定实力，虽然比不上七雄。但也能够对时局产生某些积极的影响，和强邻抗衡。《战国策·齐策五》载：“日者，中山悉起而应燕、赵。南战于长于，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宋康王也曾‘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 注：《战国策·宋卫策》。 ] 。
“战国”所在的华夏诸邦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皆称为“冠带之国” [ 注：参见《韩非子·有度篇》：“魏安厘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卫之地；……兵四布于天下，威行干冠带之国。”太田方注曰：“冠带之国．诸夏也。蛮、夷被发左衽，异于诸夏采服冕章。” ] ；春秋以来铁器、牛耕在内陆的普及，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社会变革，多数国家已经过渡到封建制。相对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它们的经济、文化发达。军事力量也更为强大。七雄之间的战争结果，决定着由哪股政治势力担任政坛的最高主宰，支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
2、周边地区
戎秋、羌、越与南蛮、西南夷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其北部有东北平原、蒙古高原，西有陇西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南部则包括云贵高原及东南沿海区域的丘陵、平原，围绕在战国诸侯所在的地区之外、周边地区的北部、西北有东胡、楼烦、林胡、乌氏、义渠、朐衍、绵诸、貉、西羌等戎狄部族，生活环境较为艰辛，干旱少雨，不利垦殖；“五谷不生，惟黍生之” [ 注：《孟子·告子下》。 ] ，故皆为游牧民族。它们多处于原始氏族制向奴隶制过渡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层建筑相当落后；“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飨，无百官有司” [ 注：《孟子·告子下》。 ] 。部落、邦族分散自立未能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春秋时期戎狄势力极盛，曾多次侵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并深入到内陆居住、但在战国时期却被日益强盛的华夏诸侯不断驱逐、挤迫退出了中原地带。“秦厉公兵灭大荔；赵攻北戎，兵吏诛灭其王。其后韩、魏侵伊、洛阴戎灭之，岳渎之间无寇庭，唯余义渠苗裔，屡震秦边；及秦昭一血刃，置陇西、北地、上郡矣” [ 注：董说《七国考序》。 ] 。
周边地区的南部有巴、蜀、滇等西南诸夷，南蛮、百越及东南的越国；居民多以务农为主，但因铁器尚未推广，气候炎热多雨，丛林茂密；又兼地多红壤，难以开发垦种；所以生产水平较低，常辅以渔猎、采集等原始经济，只有成都平原的蜀国和长江下游的越国农业比较发达、周边南部的部落邦国的军事力量通常都很弱小，春秋战国之际的越国一度相当强盛，曾北上灭吴，兵伐淮泗，被公认为天下四强之一 [ 注：《墨子·非攻下》：“今天卜好战之四，齐、普、楚、越。” ] 。但在公元前333年，齐国遣使说越王无强攻楚，遭到大败；楚尽取吴之故地，无强被杀，越诸子争立，破败离散 [ 注：参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越虽未完全绝灭，但对中原政局已无重要影响、所以在这一历史阶段，就越国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来说，已和夷狄的其它弱小邦族没有什么区别。
从以上情况可见，周边地区邦国部族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相当淡薄的，而“战国”地区的七雄，则在各股社会势力当中占据支配地位，它们相互间的战争对当时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下面就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分布态势进行分析。
（二）“战国”地区的四个亚区
第一，霸国地带
由秦、楚、齐国构成，这三个国家地广兵强。它们的综合实力均超过了七雄中的其余四国都曾获得邻近中小诸侯的附从，担任过联盟首领，即某个军事集团的盟主。
1、齐国
齐国本土在山东半岛与泰山以北的鲁西北平原，东临大海，其南部越泰山、泗水，到达豫东和苏北平原；疆界在襄陵（今河南维县）、彭城（今江苏徐州）与下邳（今江苏睢宁），与魏、楚相拒；统称为“南阳” [ 注：《孟子·告子下》：“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赵岐注：“就使慎子能为鲁一战取齐南阳之地，犹不可。由南曰阳，岱山之南渭之南阳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无强曰：“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史记索隐》：“此南阳在齐之南界，莒之西。” ] 。但其间穿插有小国十余。即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西部在今冀南、豫北，与赵、魏隔黄河为邻；《汉书·沟洫志》载：“齐与赵、魏，以河为竟（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星。”北有徐州、狸、桑丘，在今河北中部的大城、任丘、徐水一线以南，与燕国接壤。齐之形势完备，《战国策·秦策四》称；“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
齐国农业自青秋以来获得了广泛的开发。又有鱼盐之利，桑麻之饶，手工业与商业十分发达” [ 注：《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 ，号称“冠带衣履大下”。物产丰富，国力强盛。《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言：“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张仪说齐土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威王时，诸侯“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 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马陵之战齐击败魏国，“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今天下” [ 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亦载：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朝齐。”《 战国策·燕策五》
亦追述曰：“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莫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国除了实力强盛之外，还有一些有利于担任盟主的条件。秦、楚原先属于蛮夷之邦，后来受到中原列国的鄙视，“夷翟遇之”，如朱己对魏王所言；“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 [ 注：《战国策·魏策三》。 ] 而齐与三晋、燕等中原诸侯同受华夏文化熏陶，政教、习俗和意识形态相近。又与周王室有甥舅关系，历史上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因此在政治影响和号召力上略胜一筹。
齐国的贸易发达，文化繁荣，政命宽和，对民风有很大影响；“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 [ 注：《史记·货殖列传》。 ] 。但另一方面，安逸、富裕的生活也带来种种弊病，如奢侈浮华、好财惜命，缺乏拼搏作战的勇气、“怯于众斗，勇于持刺” [ 注：《史记·货殖列传》。 ] 。“齐号为怯” [ 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名将吴起曾议论道:“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干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 [ 注：《吴子·料敌》。 ] 。《 荀子·议兵》亦曰：“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故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复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2、秦国
其统治重心在关中平原，自然条件非常丰饶；边境又有黄河与秦岭为天然屏障，有利于国防。如苏泰对秦王所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 注：《战国策·秦策一》。 ] 、经过商鞅变法，秦之国势蒸蒸日上,《史记·商鞅列传》载:“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外作战屡屡获胜。《史记·秦本纪》载孝公19年，“天子致伯。”《事记正义》注曰：“伯音霸，又如宇。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为霸。”秦昭王曾与齐闵王并立为“西帝”、“东帝”。
秦在东境与魏国的西河、上郡相连，南与楚国隔秦岭相持。《史记·秦本纪》载：“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马陵之战以后，秦把握时机，利用魏国衰弱的形势，逐渐夺回了河西故地，与三晋以黄河、崤函为界。
秦国民风质朴刚劲，又受严刑酷法及军功赐爵、田宅的威逼利诱，所以遵从政令，作战勇猛、吴起曾指出：“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 [ 注：《吴子·料敌》。 ] 。《荀子·议兵》亦称：“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 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国风俗之弊，本要在于文化、教育落后，杂有“戎狄之俗”，并如《荀子·强国》所说的“无儒”。后人常言：“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秦国虽然良帅辈出，但是缺乏有学识的政治、外交人才。不过秦屡屡从外邦引入客卿，像商鞅、张议，范睢、李斯等等，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3、楚国
楚在七雄中疆域最广，《战国策·楚策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来，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楚全盛时在威王至怀王初年，领土东至于海，东北抵淮泗之间，北达河南太康、襄城、鲁山；西到秦岭以南的汉中，及川东、三峡；南至五岭、两广、其疆域包括长江中下游、淮河与珠江流域，几平统一了整个南方。《淮南子·兵略训》曰：“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两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楚悼王任用吴起执政，革除旧弊，富国强兵，“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 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楚威王曾南征破越，北败强齐干徐州。楚怀王曾被诸侯推举为抗秦合纵联盟的“纵约长”。楚和齐、秦一样，强于燕、韩、赵、魏，具有称霸或称帝的实力与野心。如时人所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则楚王” [ 注：《战国策·秦策四》。 ] 。
和齐、秦相比，楚国的弱点在于疆域更大，但人口密度较低，而且经济开发与贸易相对落后，富裕程度不高、如司马迁所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 注：《史记·货殖列传》。 ] 。由于生产和商业不够发达，物价较高，苏秦曾感叹说：“楚国之食贵如玉，薪贵如桂，谒音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 [ 注：《战国策·楚策三》。 ] 。张仪也认为“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言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 [ 注：《战国策·魏策一》。 ] 。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的政治日趋腐败，法制紊乱．对其军事作战也有消极的作用、当时兵家分析说说：“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 [ 注：《吴子·料敌》。 ] 。楚人之俗,轻剽颛急，战时勇于攻取而拙于守御,以故国家未亡而郢都先后被吴、秦袭破。
对比齐、秦、楚的地理位置,齐国具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就是作战的回旋余地较小。这三个国家的领土都内向中原，秦、楚两国外临周边地区，由于战国夷狄势力的衰弱，它们所受的威胁并不大；在对中原用兵受阻或时机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还可以转而向外扩张，增强自己的国力。例如：公元前316年秦国君臣经过争论，决定暂不进攻韩国，南下灭亡了有“天府”之称的巴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战国策·秦策一》。 ] 。楚怀王虽然数次兵败于秦，但是对江南越人的作战连连获胜，开疆拓士，因此在秦陷邻郢后，能够迁都于陈、寿春，继续组织抵抗，齐国背靠渤海，被称为“负海之国”，不仅无法在这个方向捞取领土，处于防御时且无路可退，所以必须尽量采取攻势，以免陷入绝境、如《商君书·兵守篇》所言：“负海之国贵攻战。”
第二，枢纽地带
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 ，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夺取、控制了这一地域，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下面概述两国的情况：
1、 魏国
魏在“徐州相王’之时，主要疆域在豫东、冀南豫北平原及晋南河谷盆地，分布于黄河中游南北两岸．与韩地错处其间、黄河以西虽屡失地于秦，当时还保有西河、上郡的部分领土，以及崤函北道的最后几个据点——陕、曲沃、焦。《汉书·地理志》载魏地：“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隐强、新汲、西华、长平，颖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国土面接秦、韩，北临赵，东拒齐境，南面与楚交界、魏国由干地多平原，农业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然而庐田在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 [ 注：《战国策·魏策一》。 ] 。
2、韩国
国土分布于豫西和豫南的三陵山地、晋南谷地，以及国都新郑所在的豫东平原.《汉书·地理志》曰：“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颖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颖阳、颖阴、长社、阳翟、郊，东接汝南，面接弘农得新安、宜阳，皆韩分也。”苏秦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皈之塞，东有宛、稷、洧水，南育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 [ 注：《战国策·韩策一》。 ] 。
韩、魏两国的特点，首先是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甲、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乙、晋南豫北通道，其西端的少梁（临晋）、蒲坂、皮氏，东端的宁、共、汲属魂，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魏都大梁，居豫东平原，所以交通便畅，无往而不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 [ 注：《战国策·魏策一》。 ] 。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渭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自魏惠王开凿鸿沟运河，将济水与沙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河淮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从那里出发，既能溯河而上，进入秦境；又可以沿黄河济水或鸿沟诸渠，到达山东与江南。如《史记·河渠书》所言：“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泅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淄济之间。”因为韩、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交通方面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两国家的兵力又不够强大，所以引起了政治家、军事家的瞩目，成为战国中叶几大强国争夺、控制的热点，被认为是“中国之处而光下之枢也”。
其次是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洪迈《容斋随笔》卷曰“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张议则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 [ 注：《战国策·魏策一》。 ] 。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议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 注：《战国策·韩策一》。 ] 。
再次，韩、魏两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大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战国策·魏策一》载：“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廋，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吴子·料敌》亦载魏君日：“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夺，势甚不便，忧此奈何？”韩魏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 [ 注：《商君书·兵守篇》：“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 ] ,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魏尚不具备与其它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由于韩魏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韩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魏，被当做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故此，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是这一历史阶段列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心，并成为“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多出于韩魏，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如张仪、公孙衍、范睢、姚贾，苏秦与苏代、苏厉兄弟（周人，国土被韩包围）。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亦称：“春秋以降，诸子并立。……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韩非之宕跌（非为韩人），起干其间。”这既取决于当时险恶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和当地居民善于机巧权诈的风俗对政治的影响有关 [ 注：《汉书·邹阳传》：“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战国策·秦策三》载秦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 。
第三，偏离地带
由燕、赵、中山等国组成。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偏北，南面受到韩魏两国的阻隔，离秦、楚两大强国较远，紧邻齐国，在军事、政治与外交上和齐国的关系密切、当时战争发生最为频繁、激烈的地段，是霸国地带（齐、秦、楚）与枢纽地带（韩魏）的交界沿线、以及秦楚间和齐楚间的边界。相对来说，燕、赵、中山偏离大国军事冲突的热点区域，本身的实力又比较弱，只是附从诸强，在政治舞合上扮演着三流角色。
直到这一历史阶段临近结束时，齐、楚两国皆衰，赵国吞并中山，北夺胡地，成为与秦抗争的新强国。燕国虽然借助诸侯联军一度灭亡、占领了齐地；但数年之后又被田单打败，退回本土，形势依然故我。下面分别概述：
1、燕国
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其领土有今冀北和辽宁西南部，兼有山西东北一角。苏泰曾言：“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干匹”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燕园东及北边邻近东胡请部，南面临海，部分界齐、中山，西边与赵接壤、燕远离中原，战事稀少，“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但足因为生产和贸易不够发达，国力在七雄中显得最为弱小。如苏代曰：“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由于两个近邻——齐、赵均强于自己，所以燕国最为重视对这两国的关系、如时人所称“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岂能东无齐、西无赵哉”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
在列国的纵横兼并斗争中。燕国是齐、赵觊觎的目标，齐宣王曾乘燕内乱，出兵占领了该地；但迫于当地居民的反抗而撤兵。其余诸国则把燕看作争取结盟的对象，苏秦说燕，“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则楚重，西附秦则案重，中附韩、魏则韩、魏重”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尤其是秦国注意联燕，将它作为牵制自己主要敌手——齐国的力量。
2、中山
中山是白狄鲜虞部族所建的国家，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冀中平原。西、南与赵国相邻，东界齐，北临燕。战国前期，中山曾被魏将乐羊、吴起率军攻灭，但后来又得以复国。其地约方五百里 [ 注：《战国策·秦策三》：“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 ] 。资源并不丰富，属于“千乘之国”，兵力却很强劲，保持了原来游牧民族更猛善战的风俗。郭嵩焘言：“中山前后百二十年，与燕、赵交兵争胜为强国。及周显王四十六年燕、韩、宋相与称王，中山与焉” [ 注：《鲜虞中山国事表·序》。 ] 。在处于燕、赵两国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中山依托齐国与之对抗，屡有胜绩；《战国策·赵策二》载起武灵王曰：“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中山还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合纵’、‘连横”活动，如“五国相王”、“五国伐秦”等等。但是终因实力有限，经受不住赵国的长期进攻而被其兼并 [ 注：《战国策·赵策二》：“赵以二十众攻中山，五年乃归。” ] 。
3、赵国
拥有陕北一部，晋中及晋东北、东南部分，冀南平原和鲁西豫北一角。《史记·赵世家》载赵武关于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共之，无舟辑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后经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灭中山，伐诸胡，国势转强、其全盛时领土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州乡；东有广平、钜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赵国因为地近北边，常与游牧民族发生战斗，有着尚武轻文、骁勇乐战的民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益厉之”。但也浸染胡族的散漫轻浮、贪利贱义之风俗，不利于国家的巩固及法令贯彻，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汉书·地理志》记载赵、中山，“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亢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韩非子·初见秦》亦称：“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
赵国地理方面的缺憾，一是统治中心所在的冀中，南平原，土壤较为贫瘠，农业资源不够丰富。见《汉书·地理志》：“赵、中山地薄人众。”二是周围的齐、魏、燕、韩与其国力相侔，甚至超过了自己，是以难于向外扩张；尤其是向中原地区的进攻，屡屡被魏国所阻，限制了它的发展。《战国策·燕策三》载燕国使者曰：“臣闻全赵之时，南邻为秦，北下曲阳为燕，赵广三百里，而与秦相距五十余年矣；所以不能反胜秦者，国小而地无所取。”赵武灵王南下东进不成，只得北伐胡地，向周边地区开拓。尽管曾“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但多为荒漠少人之地，得之不足以强国。
韩、楚两国近魏，为了利用其背后的赵国来牵制和削弱魏国，他们经常对赵进行结好和支援 [ 注：楚救赵之事，参见《战国策·楚策一》魏攻邯郸，楚因使景合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秽之间。”《战国策·齐策五》：“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骛（惊），河、山之间乱。……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籍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 ] 。据《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公元前322年五国相王时，韩宣惠王曾与太子往朝赵，后又与赵武灵王盟与区鼠，公元前321年，赵武灵王“取韩女为夫人”。在战国历史上，楚曾多次出兵就赵。而秦则屡次拉拢赵国，意图打击和自己没有共同边界的齐国。
第四，破碎地带
位于淮河以北、泰山以南，古代豫、衮，徐三州交界地域的诸多小国。他们主要分布在泗水流域附近，如《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所载：“淮泗间小国十余。”包括宋、鲁、卫、邹、薛、邾、滕,莒,杞,任,郯等等,亦称为'泗上十二诸侯'。这一地带多是平原旷野,土壤肥沃,河流湖泊纵横交织,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史记·货殖列传》载：“邹，鲁滨洙，泗，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毫。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但在政治上，这些诸侯皆为小国寡民。军事力量相当衰弱。战国前期，淮泗之间先后受到越人与楚人北伐、魏入东进和齐师南下，多次被诸强宰割兼并，或者沦为附庸，朝聘纳贡。服从军役、如《战国策·秦策五》所载“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泅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史记索隐》：“邾、莒、宋、鲁之比。”淮泗诸小国因为屡受侵略其城邑往往错置于齐、楚领土其间，分割零碎，所以笔者试称其为“破碎地带”。
这一地带中宋、鲁、卫是周初分封的旧日望国，号称“千乘”、其中宋的实力略强，它地处今豫东、鲁南与苏北平原交接处《战国策·宋卫策》载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战国时宋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建都，并拥有东方著名的商业都市—-陶、号称为“天下之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较为发达，亦有一定兵力，曾被誉为“五千乘之劲宋”。
战国中叶，淮泗流域是齐楚两强争夺激烈的焦点，众多小国亦如随风之草，叛服无常。《战国策·齐策一》载：“楚将伐齐，鲁亲之，齐正患之。”经过张丐的游说，鲁君改变态度，退兵回国。《战国策·宋卫策》亦载：“宋与楚为兄弟，齐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卖楚重以求讲于齐”宋王偃时势力有所发展，曾助齐攻魏，并向东北扩张《史记·宋徽子世家》载：“君偃十一年（公元前318），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战国策·宋卫策》亦载宋康王（偃）：“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至公元前256年，来被齐国灭掉。乐毅率五国联军败齐后，宋之故地被楚、魏瓜分。
从战国中叶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来看，首先，齐、秦、楚三强之间实力相对均衡，并无绝对把握战胜对手、由于数强并立，统一条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国要想吞并邻国，都会遭到其它数国的联合抵制与阻击，难以一举成功、既然兼并天下的时机未到，齐、秦、楚等强国都先奉行徐图进展、谋求霸权的策略、一方面，胁迫或拉拢其他中小国家加入本方阵营，以壮大力量，形成对敌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蚕食邻土以增强国力、打击并削弱争霸对手。待到时机成熟，再来扫清寰宇，一统海内。所以这一历史阶段列强之间交战的动机仍是争夺霸权．直到乐毅灭齐。白起陷郢之后，秦国独霸天下、才开始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
三 强国争霸战略的地理分析
首先从地理角度来分析地国中期的军事冲突里、最为强盛的齐、秦、楚国在作战方向和兵力投入上有何共同性?显而易见它们都把中原地区作为自己的主要进攻方向、这三个大国的领土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对三晋、燕、中山、宋和淮泗诸小国构成了半包围的状态、在强国之间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它们的生存、发展在很大程里上有赖于能否操纵这一地区的政治势力,向中原进军扩张是这些国家的基本战略方针、另一方面，因为齐、秦、楚三国在地理位置和环境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这对它们的兵力部署和主要进攻方回的选择具有不同影响；另外各国统治集团关于上述问题的主观判断也有正确和失误的区别，这些因素都对其争霸战争的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对枢纽地带（韩魏）的争夺
如前文所述，由于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具有待殊重要的战略价值、对于开、秦、楚国来说，打败对手、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之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控制和利用韩魏两国，当时明智的政治家和统帅部这样认为、如甘茂言：“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国以三国谋案也。如此则伐秦之势成矣” [ 注：《战国策·韩策二》。 ] 。范睢对秦王所称；“今韩、魏．中国之处．两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夭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想必卑辞重币以事亲”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顿子也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贤臣万金以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两天下可图也” [ 注：《战国策·秦策四》。 ] 。
耐人寻味的是．在齐、秦、楚三强实力相侔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无法消灭韩魏。兼并其领土。韩魏受到大举进攻，通常会向其它强国求助，而后者不愿让自己的争霸对手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往往发兵支援。如《战国策·魏策四》载说客献书于秦王曰：“梁者，山东之要（腰）也。有蛇于此，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去其中身，首尾旨就。个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诸侯教兵到来后，即能扭转战局的不利。迫使来犯者撤军休战、如公元前312年，“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果下师于崤以救韩” [ 注：《战国策·韩策二》。 ] 。迫于齐、秦、楚国力之间的相对均衡，它们只能选择联合而不是消灭韩魏的策略。如果能够迫使韩魏加入自己的阵营，不但可以壮大己方的军事力量，打破均势；还能在部队的运动和部署上构成有利的态势，迅速，顺畅地开赴敌城，甚至进行多点攻击使对方腹背受敌，难以应付。特别是争霸的两个主要对手—～齐、秦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只有假道韩魏方能交锋，如“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 [ 注：《战国策·齐策一》。 ] 。苏秦曰：“夫齐威、宣，世之贤主也。德薄而地广，国富而民用，将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后富（逼）韩威魏，以南伐楚，面攻秦”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另外、韩魏又是他们抗御对手的屏障，《资法通鉴》卷七：“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
事实上，在这一历史阶段三强争霸的战争中，得到韩魏支持的一方往往在激烈的角逐中获胜，例如：
甲：公元前313～312年，秦国联合韩魏，与齐、楚、宋作战，利用韩魏挡住了齐、宋的攻势，并大败楚国。蓝田之战若非韩魏袭击楚国后方，秦难以取胜。
乙：公元前303～299年，齐挟韩魏对抗秦、楚、赵国，亦屡屡打败敌手。《战国纵横家书·八》“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迫使秦国退地求和，并在垂沙之役中大胜楚军，攻占了大片领土。
丙：公元前288～287年，齐国主持五国伐秦、迫于其声势，秦未敢应战；再次退地于三晋，以求息兵、宋也被齐国灭亡。
丁：公元前285～284年，秦国得到韩魏的附从，能够假道出兵，攻占齐地；及操纵五国联军伐齐，大获全胜，打败并削弱了齐国，使之不再成为抗秦的主力，彻底退出了竞争行列
下面对齐、秦、楚等强国对韩魏采用的控制方法进行分析：
1、诸强控制韩魏的各种手段
韩魏与诸强之间无信义可言。所谓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者。《战国策·赵策一》载：“秦楚战于蓝田，韩出锐师以佐秦。秦战不利，因转与楚、不固信盟，惟便是从。”秦王曾说：“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当时人们对韩魏的背盟欺诈已经熟视无睹，甚至说；“三晋百欺秦，百背秦，不为无信，不为无行” [ 注：《战国策·秦策二》。 ] 。为了操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确保韩魏留在自己的阵营，齐、秦、楚王强采取了以下措施：
（l）置相
派遣本国的贵族、近臣到韩魏出任宰相。以影响该国的政策、如秦曾遣张仪相魏，樗里疾相韩；楚遣昭献相韩；《齐策·魏策二》所载：“苏代为田需说王曰：‘臣请问（田）文之为魏？孰于其为齐？’王曰：‘不若其为齐也’”。
（2）质子
强迫对方提供人身抵押。魏国在马陵之战失败后，皮氏：“（楚）乃倍秦而与魏、魏内太子于楚。”《战国策·秦策五》；“楼啎约秦，魏，魏太子为质。”韩曾有太子仓质于秦，公子虮虱等人质于楚。
（3）立储
扶植某位公子担任王储，以培养亲己的政治势力。如魏惠王年迈，太子鸣质于齐；楚欲扶植分子高为储，以密切两国关系，抵消齐国的影响、朱仓说服齐相田婴送太子鸣回国。“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疾，公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将内而立之，是齐抱空质而行不义也” [ 注：《战国策·魏策二》。 ] 。《史记·韩世家》亦载韩襄王12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质子楚。苏代谓韩咎曰：“虮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
（4）伙同韩魏侵略它国，进行分赃
这样可以一举两得，用它国领土使自已和韩魏同时得到好处，以达到拉拢目的、如张仪说韩王曰：“今王西面事秦而攻楚。为鄙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 [ 注：《战国策·韩策一》。 ] 。齐国也屡次挟韩魏攻楚，并把占领的许多土地给予韩魏。
（5）尽量拆散韩魏与对手的联盟
运用游说、欺诈等方法，促使韩魏附从自己、从争霸对手的军事集团中脱离出来，以削弱敌人的力量。这一历史阶段内，韩魏在三强之间左右摇摆，时叛时合，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它们外交活动的影响。齐、秦、楚通过以上手段，辅以武力的威胁，曾先后迫使韩巍加入过本国所在的军事集团，在争霸角逐中获得过主动地位。
2、秦国为争夺韩魏所采取的特殊手段
在三强争夺韩魏的激烈斗争里，秦国能够击败齐、楚，最终控制了枢纽地带，是因为它另外采取了某些和其余两强不同的政治措施。收到了满意的效果。例如：
（1）招诱魏贫民
韩魏耕田面积不足，秦国则地广人稀，因此接受了说士的建议，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用田宅、复除等种种优惠来吸引三晋移民入秦，以削弱韩魏．增强国力。如其所言：“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人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力用，此人不称土也。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上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 注：《商君书·徕民篇》。 ] 。
（2）蚕食其领土
鉴于大举进攻韩魏往往会遭到齐、楚援兵的反击，泰国采取了逐步缓进的战略，一点点地侵蚀其领土、如《战国策·魏策三》载须贾对魏冉所言：“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尽晋国，战胜睾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国占领韩魏领土后，经常玩弄交换或退还部分土地的手法，以拉拢两国留在自己的阵营之内，这种欺骗伎俩时有收效。例如，《史记·张仪列传》载：“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张）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与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史记·魏世家》载秦惠王时攻占了魏国的汾阳、皮氏、曲沃和焦，后将曲沃与焦归魏。秦攻克韩国重镇宜阳后，为了防止韩倒向齐、楚，就把武遂退与韩国，三年后又夺回。
（3）迁徙移民
攻占韩魏一些重要领土后 将原地的被征服居民逐出，另一方面把本国的释放囚犯、奴隶迁到当地居住，以巩固秦国在那里的统治、例如《史记·秦本纪》载惠文君13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昭王11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徒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 34年，“秦以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战国策·韩策一》亦载秦攻占韩宜阳后，“许公仲以武遂，反宜阳之民。”鲍注曰：“取其地而还其民也。”
（4）离间韩魏
韩魏的联合、结盟，对秦是极为不利的。故此，秦多次采取挑拨离间的做法，在它们当中支持一国、打击另一国。以达到分散削弱其抵抗力量的目的。即使不直接进攻，也能坐收渔人之利。如《战国策·赵策一》所载；“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有燕而伐赵，有赵而伐燕；有梁而伐赵，有赵而伐梁；有楚而伐韩，有韩而伐楚，此天下之所以明见也。”
（5）聘用韩魏智士
在战国历史上，秦国很重视从文化发达的中原各国招贤纳士，其中以魏人居多，由商鞅到张仪、范睢、姚贾、尉缭等等，不胜枚举；纷纷出任宰相、客卿等要职、这些人熟悉本土的情况，既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秦之军事、外交作出许多贡献，同时又使韩魏遭到了人才外流、减缺的损失。可谓一举两得。
秦国运用上述手段。结合军事力量的威慑，得以有效地操纵了韩魏。打败了齐、楚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从群雄对峙的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
（二）对主要兵力投入方向的选择
1、齐国
战国中叶之齐东及东北濒临渤海，无从用兵；主要有南（对楚）、西（对赵）和北（对燕）三个攻防作战方向。如齐威王所言：“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予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取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在这一历史阶段，齐国和秦、楚相比，兼并的领土较少。其西境、北境基本维持原状。本要是向泰山以南的豫衮徐平原（今鲁西南平原、豫东平原、苏北平原）发展势力，开辟疆域。下面分别论述：
（1）北方
齐之北邻燕国虽然势力较弱，毕竟也是“万乘之国”，不可轻视。此外，秦为了抑制齐国，与燕联姻结好，在燕齐对抗中给予前者支援．这使齐国在北方的用兵不得不有所顾忌。另外，齐在南方的劲敌楚国也和燕由联盟关系，如《战国策·燕策三》载“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后来齐乘燕园内乱而北伐，占有其地，也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撤兵回国。所以，齐并未把燕当做主要的进攻对象。
（2）西方
齐之西境大部临赵，少许近魏、赵之实力虽不及齐，但是强于燕园；苏秦说赵，“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俗称：“一赵且易燕” [ 注：《战国策·赵策三》。” ] 。赵人勇悍善战，从兵力上看，曾出动20万军队征伐中山，持续五年 [ 注：《战国策·赵策二》：“赵以二十众攻中山，五年乃归。” ] ，是齐的一个强劲对手。纵横之士说赵，“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此观之，赵之于天下也不轻”” [ 注：《战国策·赵策三》。 ] 。齐若大举攻赵略地，必须聚集众多军队并得到其它强国的支援，否则难以进展。如时人所言:“齐、魏虽劲，无秦不能伤赵、……秦、魏虽劲，无齐不能得赵” [ 注：《战国策·赵策三》。 ] 、在此情况下，齐国知难而退，没有把赵当做自己的主攻方向；对燕、赵基本上采取的是维持现有边境的守御态势，如苏代所说：“（齐）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
齐在西方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用兵，都是联合韩魏攻秦,作战目的和投入的兵力是有限的；并不是为自己开拓疆土，而是打击和抑制主要争霸对手秦国、虽然几次领导合纵伐秦获胜，但齐国本身寸地未得，仅仅满足于迫使秦国退还侵占的部分三晋领土。齐国所以采取这种适可而止的态度，首先是因为它不与秦国接壤即便秦割地再多也只是增加了三晋的疆域所以并未全力以赴、其次，齐国又不愿使秦过分削弱。让近邻韩魏获利太多而强大起来,构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往往是秦一屈服求和，即收兵休战,而不是将其彻底打垮。如《战国策·两周策》载韩庆谓主持伐秦的齐相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夫本末更盛，虚实有时，窃为君危之、君不加令弊邑阴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籍兵乞食。……秦不大弱，而处之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庆入秦，而使三国无攻秦。”
（3）南方
齐国的南境，是沃野千里的豫东和淮泗平原地势空旷，无名山大川之险阻，便于军队的运动。当地经济繁荣，饶有财富；众多小国的兵力又相当薄弱，所以在齐国看来是最理想的进攻对象。《战国策·齐策四》载苏秦曾劝齐王曰：“伐赵不如伐宋之利，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齐在马陵之战胜魏以后，长期把主要兵力投入到南方，致力于侵略和控制破碎地带，与楚国争夺淮北、泅上的弱小诸侯。如《战国策·燕策一》载苏代所言；“（齐）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故得也”《战国纵横家书·八》：“薛公之相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在齐国南征的强大攻势下“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 [ 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它在这一地带与楚国的反复争夺中，通常占有上风。公元前288～286年，齐国经过数次征伐，终于灭宋，取得其豫东和淮北之地，达到南方疆域扩张的鼎盛阶段；直到闵王末年，乐毅亡齐时复失。
2、楚国
自东向西与齐、魏、韩、秦交界，东南与越国接壤，战事频繁、楚在战国中叶的七雄里疆域最为辽阔，“荆之地方五千里” [ 注：《战国策·宋卫策》。 ] ；由于边境漫长，敌国较多，造成了兵力分散的弱点。另一方面，楚的经济发展在整体上落后于中原列国，土广人稀；这使军队数量和地域之间的比率较低，更增加了国防上的困难。《战国策·楚策二》载杜赫说楚之形势不利：“东有越累，北无晋（韩、魏），而交未定于齐、秦，是楚孤也。”楚国作战区域的分布情况如下：
（1）东方
早在春秋中叶以后，面对以齐、晋为首的华夏诸侯强大联盟，楚国的北进接连受阻，便转而向小国林立、抵抗较弱的东方开拓。兵出陈蔡，征服江淮流域，是楚国的一项基本战略、春秋战国之际，楚曾夺取了江淮问的大片领土进至泗水流域、《史记·楚世家》载；“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公元前447年楚天蔡（今安徽寿县北）。公元前445年灭杞（今山东安丘县北）。公元前441年灭莒（今山东莒县），势力一度进入胶东半岛。魏、齐等大国相继崛起后，东方局势严峻，迫使楚投入更多的兵力来争夺在这一地区的霸权、楚宣王、威王时又北灭邾(今山东邹县南）、小邾（今山东滕县东），在徐州战役中击败齐军。不过，齐国灭薛（今山东膝县南），将其封给田婴、田文父子后，在当地筑城置守，有效地遏止了楚国对泗上的进攻，东方的战局呈现胶着状态。《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徐州“滕县”条载；“故薛城，在县东南四十三里，薛侯国也、孟尝君时，薛中六万家，其中富厚，天下无比，此田文以抗御楚、魏也。”
春秋时期，楚在东方的统治区域称为“东国” [ 注：春秋时期楚“东国”的记载可参见《左传·昭公四军》，《左传昭公十四年》，《国语·吴语》。 ] ，大约在淮水南北两岸。而战国时楚之“东国”的面积更为广大《战国策·西周策》姚本注：“东国，近齐南境者也。”其新兼并的领土又称“下东国”或“新东国”；金正炜曰：“盖楚后得之东地。故或言‘下’，或言‘新’以别之” [ 注：金正炜：《缴国策集注汇考》。 ] 。楚之东国多为平原沃野，物产丰饶，已成为新的经济重心，在楚国全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战国策·楚策二》载：“昭常人见。（楚）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来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万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齐国在控制泗上以后，始终觊觎宋及楚之东国。《战国策·西周策》与《齐策三》、《楚策四》中即有齐率韩魏攻楚东国和胁楚强索东国的记载、为了保卫这块领土，楚国需要在当地部署大量兵力；另外，由于当时西邻秦国的强盛、以及北部战线过于宽阔，难以扩张的局势，楚仍然选择了东方作为它采取攻势的主要战略方向、楚在屡挫于秦后还与秦国结盟，原因就是考虑到在东方与齐的尖锐对立，同意与秦连横，分兵东进的战略构想、如张仪所称“秦下兵攻卫、阳晋，必开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已” [ 注：《战国策·楚策一》。 ] 。楚国东地的军队全部数量，约有三十余万 [ 注：）《战国策·楚策二》：“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 ] 。
（2) 北方
战国之初，楚在北方的强敌晋国正值内乱，三家灭智伯后各自巩固政权，未暇旁顾。楚国得以北上中原，夺取郑、宋土地,乃至黄河之滨。但三晋迅速崛起，韩魏兵进河南后，楚师数次战败，丢失了大梁、榆关以及豫东、豫南等许多领土，形势不利、楚悼王时任吴起为令尹，改革政治，振兴军旅,曾经“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 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局面有所改观，但旋因吴起被杀而恢复旧状。马陵之战后，魏国势力衰弱，楚乘机北伐获胜。《战国策·齐策二》载楚怀王初年，“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魏随即附从齐国，楚仍未能取得很大进展。由于楚在方城之外的北部防线横贯千里，作战正面过于宽大，兵力部署比较分散；如果在一处集中军队。势必会削弱其它区域的守备，容易被敌人乘虚而入，所以楚在北方战线基本上处于防御态势，和韩魏相持，并未把这一地带作为扩张的主要方向。
（3）西方
楚在西方的敌对势力首先是强邻秦国。春秋时期因为晋国的强大，楚与秦都深受其威胁，故而结成同盟，联姻修好。并协调对晋作战。两国的睦邻关系延续到这一历史阶段的开始，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魏国的势力削弱，对秦、楚的军事压力明显减轻；另一方面，秦在商鞅变法后因势日盛，已经具备了对外兼并的足够能力，楚国为其近邻，自然成为它进攻的目标；两国又都有争霸的野心，无法调和。如张仪所言：“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相争，其势不两立” [ 注：《战国策·楚策一》。 ] 。从实力来说，楚不如秦；两国交界的秦岭和商洛、豫西山区地形复杂，不利于调动军队，运输给养，楚国因此没有攻秦略地的打算。一直处于守势、直到怀王受了张仪的欺骗。盛怒之下丧失理智，不听陈轸等人的劝阻，两次出师伐秦，结果在秦和韩魏的联手夹击下遭到了惨败。
楚在西方的另一个敌人是四川盆地的蜀国。公元前377年，吴起被杀，发生内乱，蜀乘机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西），距郢仅百余里。“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 [ 注：《史记·楚世家》。 ] 。楚曾吞并了蜀之汉中，但未能进军灭蜀。看来是一个战略上的失策。以致被秦捷足先登，在公元前316年占领了蜀地。对楚构成了侧翼攻击的威胁。如果楚国抢先灭蜀，将蜀与汉中连成一片，那么战略形势要有利得多。
（4）南方
楚之南方是蛮夷和越人居住的周边地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邦族分散，力量弱小，难以抵抗楚军的攻势，故也是楚国用兵扩张的一个重要方向。楚向南方的发展多有胜利，《后汉书·南蛮传》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威王、怀王时进攻越国也取得成功。《越王勾践世家》载；“越从此散，诸族子争立，或立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
不过，越人仍不断袭扰楚国后方，牵制了它的部分兵力。《战国策·楚策一》即载张议谓怀王曰：“且大王尝与吴（即越）人五战三胜而亡之，陈（阵）卒尽矣。”《史记·六国年表》载楚怀王10年，在广陵筑城，为防越人。
3、秦国
秦在战国中叶的主要战线是其东境，自北而南，由陕北高原沿黄河而下，至豫西的崤函山区和陕南的商洛山地及秦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1）北部
包括河西、河东与陕北的上郡主要敌人是魏国。商鞅所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 注：《史记·商君列传》。 ] 。秦、魏两国从三晋分裂以来战斗激烈，秦在战国前期处于被动，在河西连连丧夫领土，被迫退至洛水据守。商鞅变法成功后，形势发生逆转；魏军惨败于马陵，实力人损，秦国借此机会，首先向河西、上郡发动攻势，力图将魏之势力逐过黄河夺，夺回这道天体防线，以保证了关中统治地区的完整与稳定。从历史记载来看，在战国中叶的开始时期，秦国把主要兵力投入到这个作战区域，战略目标是收复河西与上郡，并在河东夺取几个东进的立足点。据《史记·秦本纪》与《史记·魏世家》所载：
公元前330年，秦在雕阴（今陕西富县北）击败魏军4.5万人，擒魏将龙贾，迫使魏献河西余地。
公元前329年．秦师东渡黄河，攻占魏之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北）、皮氏（今山西河津西）及焦、曲沃（均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附近）。
公元前328年，秦命公子华与张仪率军再次渡河攻魏。占领蒲阳（今山西永济北）。魏国被迫把上郡15县及河西孤镇少梁（今陕西韩城）献出，秦则将焦、曲沃退还与魏。至此，秦已全部占有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不过秦在河东的作战具有很多困难，如背倚黄河，不便向前线运送兵员和给养；敌方往往是三晋联合抵抗、反击，还几次得到了齐国的有力支援，使秦国在河东攻占的城邑旋得旋失，不易取得明显的进展、秦对此认识得很清楚，因此在预期目的实现之后。即将军队主力南调对崤函山区的魏、韩城他做重点攻击，以打通豫西走廊。
（2）中部
秦国所在的关中盆地东端，正对着联系东西方交通的主要陆路干线——豫西走廊之西段，崤函山区坐落其中。自春秋前期晋献公假途灭虢。占领了这块战略要地，便堵住了秦国东进中原的门户、秦收复河西、上郡之后，即在中部发动攻势，竭尽全力打通崤函山区的南北两道。公元前324年，张仪领兵攻陷了魏之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公元前314年，又重新占领了魏在崤函北道最后的据点——焦、曲沃；这时，魏国河外的领土丧失殆尽，秦国转而把韩国当做了头号敌人。
秦占崤函北道后，豫西走廊的其余地段都在韩国的控制之下，韩变成秦师出关的最大障碍、秦若想兵进中原，必须要制服韩国，才能取得军队的通行权、另一方面山东诸侯合纵攻秦的主要进军路线也是穿过韩国的豫西走廊，来叩击夫中的大门。出于攻防两面的需要，秦确认了伐韩的主攻方向，为达此目的，甚至要与宿敌魏国缓和关系。并联络楚国来伐韩。如张仪所提出的计划“亲魏善楚，下兵三周，塞轘辕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 [ 注：《战国策·秦策一》。 ] 。公元前308年，秦历经数月苦战， 打下韩国在崤函南道的要塞宜阳，终于掌握了豫西走廊的西段。此后，秦时而在函谷设防，以待诸侯西伐之师；时而与韩连横，兵出豫东来攻魏击齐。对秦国来说，这一作战区域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
（3）南部
秦国的南境，与楚之汉中隔秦岭相对；东南则临之以商洛、武关。楚乃春秋以来的传统大国，地广兵强。屡为诸侯盟主，在战国政治舞台上影响重大，是秦争霸活动的一个主要对手。秦国著沿豫西通道东进中原，其南方的侧翼受到楚之威胁，成为潜在的隐患，势所必除。因此、秦在设计这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时，精心筹划了对楚的战略包围，为最终灭亡楚国做好准备。秦国南向对楚作战的计划是构设三个进攻方面：
甲、巴蜀
巴、蜀位处秦国西南，居于四川盆地；公元前316年，两国相互攻击，都来向秦求援、秦惠文王接受了司马错的建议，派他和张仪领兵伐蜀，大获全胜，遂占有该地、司马错认为，伐蜀不仅名正言顺，还能拓广国土，饱敛财富，增强自己的实力。尤为重要的是控制巴蜀后可以沿江顺流而下攻取楚国，进而兼共海内。如《华阳国志·蜀志》载司马错所言：“（巴蜀）水通干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广则天下并矣。”得蜀数年后，秦即在蓝田之战打败楚国．陷其汉中，使秦之本土与巴蜀联成一片，给楚之西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乙、武关
武关在秦楚文界的少习山卜，方圆数百里都是丘陵山地，形势险要，不利于大军的行动和运输粮草。因此，战国中叶之初，秦在这里摆出了防御态势，并不主动进攻、公元前312年，楚军大举来犯，秦国放弃武关．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在蓝田大败楚军，使楚之国势从此一蹶不振。自后，秦楚攻守易势，武关随即成为秦师攻楚的主要路线之一。像张仪对楚王所言：“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余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捍关惊，则从竟陵己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 [ 注：《战国策·楚策一》。 ] 。
丙、宜阳
楚之西北的南阳盆地，邻近韩国、公元前308年，秦国不惜巨大牺牲，攻占韩国重镇宜阳.此举属于一箭双雕,既打通崤函南道，可以下兵三川,以窥周室，继而东出中原、又能威胁楚国北境的新城 [ 注：《战国策·楚策一》：“郑（韩）魏之弱，而楚以上梁应之；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图之。” ] ，形成对楚进攻的第三个作战方面，使其受到包围，形势极为被动。张仪说楚连横时即以此恫吓道：“大王不与秦，秦了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久臣于秦、韩久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忧哉” [ 注：《战国策·楚策一》。 ] 。
不过，在蓝田、垂沙战役后，秦国暂时停止了对楚的大举进攻，转而全力与东方的齐国角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楚国实力业已大衰，对秦不再构成严重威胁；而齐国扶持韩魏，势力强劲。是秦国当时最危险的敌手，需要认真对待。如《战国策·燕策一》所载：“秦五世以结诸侯，令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惮以一国都为功。”
第二，秦国对楚的战略包围已经完成，随时可以进行总攻；只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并不忙于草率行事。
第三，秦欲联楚以制齐、楚国衰弱之后，秦、齐两大对立集团形成，在双方的激别斗争中，楚国倒向何方。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秦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齐国势力强大的情况下。秦有赖于楚国的协助来与之对抗。如果楚国残破，齐与韩魏则更加强盛．会使秦愈发难以应付。正如说客对秦相魏冉所言：“楚破，秦不能与齐县（悬）衡矣。”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
鉴于以上缘故，秦在这一时期奉行的连横策略之一，就是“和楚”用秦楚联盟与齐、韩、魏集团抗衡、通过休兵息战、派遣张仪等人游说来诱使楚国加入自己的阵营；并支持楚在东方扩张，以吸引和削弱齐国的军事力量。《战国策·楚策二》曾载：“齐王大兴兵，攻（楚）东地，伐昭常，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即可见秦对楚的支援。秦在南部的战事因此沉寂下来，集中兵力在其中部与齐、韩、魏等国较量。直到乐毅破齐，秦在东方暂无劲敌，才移师南下，攻陷鄢、郢，占领了楚国的江汉平原。
与秦国对崤函山区的殊死搏争相比较，齐、楚两国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显然犯有‘知难而退”的决策失误，就是没有竭尽全力攻占韩、魏或赵的战略要地（豫西和冀南），直接控制交通枢纽，用来抑制秦国势力的发展；并作为伐秦大军的出发基地、它们都把扩张的主要目标放在阻力较弱的淮泗流域，尽管在那里拓地千里，收获很大；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这一局部成功对于争霸天下的整个计划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秦国的政治家对此早有洞察，《战国策·齐策五》即载商秧谓魏惠王曰：“今大王所从之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棰使也，不足以王天下。”所以秦一再怂恿齐、楚攻宋，加剧对淮北、泗上的争夺，借此减轻自己所受的军事压迫，便于向中原进展，以占据有利的形势
齐、楚和秦国选择的扩张方向不同，这与它们各自的政治目的不同也有密切关系。秦国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统一的历史趋势，以兼并海内为己任，攻占诸侯领土贪得无厌。如说客对韩王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事之虽如子事父，犹将亡也。行虽如桀纣，犹将亡之也。虽善事无益也，不可以为存，适足以自令亟亡也” [ 注：《战国策·韩策三》。 ] 。
齐、楚的最高理想仍是做传统的霸主，如《战国策·赵策三》曾载：“昔齐威王尝为仁久矣，率大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齐宣王亦“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 注：《孟子·梁惠王上》。 ] 。《新书·春秋》载：“楚怀王心矜，好高人，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生。”它们虽然吞并小国不遗余力，但是仍承认七雄中其它六国的独立地位，维持列强割据的基本政治局面；仅仅满足于充当诸侯联盟的领袖，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的雄心和气魄。对于三强中的另外两个对手，只是企图削弱而不是消灭它们；韩、魏、燕、赵等国一旦表示服从、跟随，也就不再坚持对其用兵略地；甚至把共同掠夺来的大部分城邑赏给它们，以资鼓励，显示出霸主的泱泱风范。齐国这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如齐客所责魏王曰：“王之事齐也，无入朝之辱，无割地之费。齐为王之故，虚国于燕、赵之前，用兵干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战，未尝不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东，尽效之于王。自是之后，秦攻魏，齐甲未尝不岁至王之境也。请问王之所以报齐者可乎” [ 注：《战国策·赵策四》。 ] 。范睢也追述道：“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 [ 注：《史记·楚世家》。 ] 。这样做的结果，则是导致了兵力耗费，国土的扩张与军队主攻方向偏离中原重地，使敌人得以占据优势。
（三）结交盟友、孤立强敌
1、秦所采取的成功策略
战国中叶之初，齐、秦、楚三国实力相侔，都有可能击败对手，独霸天下，即而完成中国的统一事业。如时人所称：“有齐无秦，有秦无齐”。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 [ 注：《战国策·楚策一》。 ] .秦国所以最后取得胜利，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与齐、楚的军事外交斗争中，根据政局的变化，灵活调整和运用各种策略，联络盟国，孤立并削弱敌人，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秦国使用的主要手段有:
（1）弱楚、联楚以制齐
秦对齐、楚这两个争霸对手时战时和，但从这一时期的总体情况来看，主要是把齐国视为头号劲敌。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苏泰考》中概论此期形势道：“梁之霸业，自文侯、武侯迄于惠王之世而大盛着，及其晚节，乃为东西两强齐秦所平分。而齐以威宣之盛，其声威远出秦上。故宣王欲求其所大欲，以一天下为志。”
秦国与齐之间没有共同疆界，必须经过三晋等国才能交锋，如苏秦所言：“今秦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至闱、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得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视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 [ 注：《战国策·齐策一》。 ] 。前文已述，秦国争霸中原的主攻方向是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昭忌所称:“夫秦强国也，而韩、魏壤梁，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 [ 注：《战国策·魏策四》。 ] 。双方有“累世之怨”，矛盾很深。韩魏的背后若有强齐支持，秦国是无可奈何的。“齐、秦交争，韩、魏东听，则秦伐矣”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这种情况下，楚之向背举足轻重；《战国策·韩策三》载：“秦招楚而伐齐，冷向谓陈轸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齐者，知西不合于秦，必且以楚合于齐。齐、楚合，燕、赵不敢不听。齐以四国敌秦，是齐不穷也’。”秦国深晓其中道理，故对楚采取又打又拉的两种手法：一方面通过军事进攻削弱其国力，使之不能为害于己，构成包围进击的态势以迫其连横；另一方面，又频频向楚投送秋波，退其部分侵地，以求合盟政齐；并“嫁子取妇，为昆弟之国” [ 注：《战国策·齐策一》。 ]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秦于蓝田之战败楚后，“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秦昭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楚）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案复与楚上庸”。楚顷襄王即位后，“七年，楚迎妇于秦。……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至此，秦国弱楚、联楚制齐的战略取得完全成功。
（2）远交燕、赵以抑齐
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诸强所觊觎、有关情况前文已述，不用赘言、居于偏离地带的燕、赵，也是秦国争霸战略中努力结交的对象、两国的重心统治区域皆在河北平原，距离秦国较远，难以用兵，不是其主攻目标。苏秦曾说：“曰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但是燕、赵迫近齐国多次发生边境冲突，相互矛盾尖锐，敌意很深。秦因此结好两国，使燕、赵成为盟友，抑制齐国势力的发展。其手段有以下几种：
甲、通婚
《战国策·燕策一》载“燕文公时，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大于妇、文公卒，易王立。齐宣王因燕丧攻之，取十城。”苏秦就此劝说道：“今燕虽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与强秦为仇。”齐终因不愿得罪秦国而将十城归燕。
乙、出兵援助
燕、赵受到齐军攻击时。秦或给予援助。如《战国策·齐策二》载：“权之难，齐、燕战。秦使魏冉之赵，出兵助燕攻齐。”《战国策·东周策》亦载说客请魏王曰：“秦知赵之难与齐战也，将恐齐、赵之合也，必阴劲之。”
丙、组织、怂恿它们攻齐
《战国策·秦策二》载；“陉山之事，赵且与秦伐齐，齐惧，令田章以阳武合于赵。”秦国因此派公子他赴赵，劝说赵王继续合兵伐齐，并提出愿遣援军4万。公元前288～286年，齐国二次伐宋，终于将宋灭掉。“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为天子，诸侯恐惧” [ 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秦国则抓住时机，利用燕、赵等国与齐的矛盾，因势利导，展开频繁的外交攻势，组成反齐联盟。赵国的亲秦大臣金投也在其指使下往来奔走，鼓吹合兵伐齐。公元前285年，秦王与楚王、赵王相会于宛、中阳，次年，又与魏王会于宜阳；燕昭王也入赵与之相谋。在秦的操纵和组织下，终于形成了五国伐齐的局面。秦在当年又“先出声于天下”，使蒙武率军攻齐河东，下九县。次年，五国联军伐齐；秦仅派尉斯领部分军队参战，主力则由燕和三晋担任，最终使齐国破亡。此役秦利用远交盟国的力量败齐，获得完胜，自己的损失微不足道。齐遭受这次沉重打击，虽得复国，实力却一落千丈，再也无力和秦国抗争以夺取霸权了。
2. 齐、楚两国的失误
反观齐、楚两国，在盟友和敌国的判断、选择上却屡屡出现错误，促成了它们争霸活动的失败。首先，齐、楚虽有争夺东地的矛盾冲突，但是比起秦国兼并天下的野心来说，它们彼此之间的威胁，并不是致命的。遗憾的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齐国所组织的几次合纵伐秦均满足于对方的退地求和，并未与秦国真正交兵会战，从根本上摧毁其军事实力。而它向楚国的长期进攻，收益不大，却严重消耗了兵力、财力。致使在五国伐齐时一触即溃。如范睢所言：“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
楚国面临秦咄咄逼人的威胁，并没有积极的联齐抗秦，其对外政策左右摇摆，导致出现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合纵伐秦，楚怀王身为纵约长，却对此举消极观望，未将主力投入到前线。楚国的统治者目光短浅，贪图小利在，外交上屡次犯有重大失误。如怀王听信张仪献地的谎言，与齐绝交，结果寸土未得，反而破军失地。公元前299年，怀王又受秦国欺骗，冒险到武关会盟，被秦扣留索地，疾愤而死。即位的楚顷襄王畏敌如虎，居然忘却父仇，与秦联姻以共同制齐。齐国破败后，秦国对楚占据绝对优势，便势如破竹地直捣鄢、郢，横扫江汉了。
其次，在齐、楚的争霸活动中，如何处理与较弱的燕、赵、韩、魏四国之关系，也是它们未能解决好的课题。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齐、楚与秦对抗是相当困难的。如齐问王遗楚王书曰：“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99）。齐国多次役使韩魏，伐秦攻楚，有其成功的典例。它在这方面的缺憾，主要是未能牢牢控制住近邻燕、赵，反而为其所乘。特别是燕对齐有亡国之恨，燕昭王“居处不安，食饮不甘，思念报齐” [ 注：《战国策·燕策一》。 ] 。尝言:“齐者，我仇国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 [ 注：《战国策·燕策二》。 ] 。为此广招天下贤士，励精图治，筹划伐齐振怨。齐国不仅受到间谍苏秦等人的欺骗，盲目相信燕国服从自己，全力南下攻宋；甚至将济西、河北防备燕、赵的兵力南调，造成了国防的空虚 [ 注：《战国策·燕策一》载苏代言齐国：“异日也，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役矣，封内弊矣。”。 ] 。另外，在五国伐齐之前，燕、赵两国从事了大量军事、外交上的准备活动，燕昭王“于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命赵嚪说秦以伐齐之利” [ 注：《史记·乐毅列传》。 ] ；他还亲自赴赵联络定盟。而齐国竟对此肘腋之变毫无察觉，致使在敌军来袭时仓促迎战，导致惨败。
楚国曾经重视过与燕、赵的结盟，它和这两个国家没有共同边界，矛盾冲突并不尖锐；所以经常支持它们的抗齐活动、乃至出兵助阵。但是楚最危险的敌人是秦国，魏被秦逐出崤函之后，韩国由于西近秦、南临楚，其战略地位显得极为重要。如范睢所言：“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
张仪所言：“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 [ 注：《战国策·韩策一》。 ] 。楚在这一时期遭受的两次重创——蓝田之战、垂沙之战，韩国的参加都起了重要作用。对楚国来说，抵抗秦的侵略必须要联合韩国共同作战，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可是楚国的统治者由于短视，并未给韩的抗秦斗争以有力的支援。例如公元308年，秦攻韩国重镇宜阳，死伤甚众，因畏惧楚国援韩，使冯章伪许楚以汉中之地，楚亦贪利而不救韩。事后，“楚王以其言责汉中于冯章。冯章谓秦王曰：‘王遂亡臣，固谓楚王：寡人固无地而许楚王” [ 注：《战国策·秦策二》。 ] 。《战国策·韩策一》载秦、韩战于浊泽，楚王坐视其成败假称援韩，“内警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弊邑虽小，已悉起之类。愿大国遂肆意于秦，弊邑将以楚殉韩。’”
结果，“楚救不至，韩氏大败。”楚的做法加深了它与韩国的矛盾，一来促使韩国投入齐或秦国的军事集团，与楚对抗，增加了自己的敌对势力。再者，秦国占领宜阳，便把那里作为南下伐楚的出发基地、此后不久就出兵攻陷了与其相邻的楚国北方主郡新城 [ 注：参见《史记·秦本纪》昭王七年；《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昭王六-八年。 ] 。楚不救韩，带来了自身战争形势的被动。
综上所述，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战争里，秦国在其兵力的部署和投入进攻的主要方向上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与选择，通过种种手段部分夺取和控制了韩魏所在的枢纽地带，取得了军事的主动权、另一方面，秦国运用谋略拆散了齐、楚与其它诸侯之间的联盟，削弱了它们的势力；又威逼、利诱一些中小国家投入自己的阵营，改变了它和齐、楚的力量对比关系。秦国军令、外交战略的成功，使它得以在争雄角逐中先后击败对手，确立了本身的优势地位，并为其后来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
宋杰 [中国]
[出自《先秦战略地理研究》] 1999
（一）秦对六国战争中的三条通道
（二）豫西通道的优越性
（三）函谷关及豫西通道的战略地位
函谷关故址在豫西灵宝县旧城西南，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 [ 注：《元和郡县志》卷6 ] 、由该地西至潼关，东抵崤山，古称桃林或崤函，战国初年属魏。商鞅变法后秦国势力强盛，于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14年逐步攻占了这里的曲沃、焦和陕城。函谷关就是秦在此期间建立起来，它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18年” [ 注：参见《史记 越世家》怀王11年。 ] 。此后在秦与六国近百年的战争里，函谷关所在的崤函地区由于军事意义的重要，成为双方争夺的热点。诸侯联军伐秦的进军路线，主要是自荥阳、成皋西行，经巩、洛，穿过崤山后攻打函谷关，以求进入秦国腹地关中平原。如：
《史记·楚世家》怀王11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
《史记·韩世家》襄王14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
《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纵）长，春由君用事，至函谷，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
因为合纵攻秦多走此途，秦王才会对楚王这样威胁说：“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 [ 注：《战国策·燕策二》 ] ！
另一方面，秦与山东六国作战，也多次兵出函谷，穿越豫西山区来进军中原，所以纵横家有言：“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 [ 注：《战国策·楚策一》 ] 。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是人类进行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地理条件，是交战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秦与六国的军队统帅在策划、指挥战争时，也充分地考虑了山川、道路、城市、人口、资源等各种地理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从而选择了函谷关所在的豫西通道作为主要的行军路线和作战方向，本文对其原因试做一初步探讨。
从战国中叶的历史背景来看，由于黄淮海平原和泾渭平原生产、贸易的飞跃发展，形成了山东和关中两大基本经济区。山东地域宽广，自燕山以南到长江以北，东达海滨，西抵晋陕边界的黄河与崤函山区。春秋以来铁器牛耕的普遍推广以及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发，使黄河下游两岸的农耕区迅速向北、东、南三面推进，除了雁北、冀北和渤海沿岸的部分地段，华北大地到处是良田沃野，各地的盐、铁、纺织等手工业与物资交流、交通干线和城市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黄淮海平原的开发与繁荣，促使韩、赵、魏三国纷纷将都城迁出了河山环阻、土地偏狭的晋南，移到了辽阔的中原。
关中地区虽然面积要小得多，自然条件却很优越，“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 注：《汉书·地理志》 ] 。秦在当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关中经济出现了空前的高涨，可以与山东分庭抗礼。凭借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 [ 注：《史记·商君列传》 ] 。山东六国迫于危亡也屡次合纵联盟，来反击秦国的兼并。这样，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斗争在地域上就呈现出东西对立的基本特点，由战国初期群雄的割据混战演变为山东、关中两大集团相互争雄的局面。
（一）秦对六国战争中的三条通道
华北平原的经济繁荣与三晋国都的东迁，使山东六国的经济、政治重心区域转移和分布在我国地貌第三阶梯的范围之内，包括黄淮海平原、胶莱平原和江汉平原；它们和秦国的基本统治区域——关中平原之间，被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一道中间地带相隔开，这便是山西高原、豫西丘陵山地和商洛山区、南阳盆地。和两大基本经济区相比，中间地带人口较少，物产不够丰饶，自然地形也不利于大部队的运动和展开。秦或六国发动进攻时，都想迅速通过这一地带，将其优势兵力开进对方的平原来作战，威胁和打击敌人的心腹要地。防御时为了确保己方基本经济区的安全，也都要把军队部署在中间地带与敌交界之处，尽量利用当地的复杂地形来阻挡、迟滞敌军，不让对手进入井蹂躏自己的平原区域。这一中间地带虽然纵贯南北、绵延千里，但是因为地形、水文条件的限制，横贯东西的陆路干线只有三条：
1、晋南豫北通道
由陕晋边界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从轵（今河南济源）穿过太行山麓南端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即可进入河内，来到赵都邯郸所在的冀南平原。走廊的西端为太行第一径，古称轵道，山险路狭；东端是宁邑（今河南修武），战国时属魏。《修武县志》称当地“西扼秦韩，北达燕赵，兵车冲为之区也”。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2、豫西通道
自咸阳渡过渭水东行，在潼关进入豫西丘陵山地，沿黄河南岸经函谷、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抵达崤山，分为南北二途，南路沿雁翎关河、永昌河谷隘路东南行，再沿洛河北岸达宜阳，东行至洛阳盆地；北路沿涧河河谷而行，经硖石、渑池、新安抵达洛阳。东过巩、成皋、荥阳的低山丘陵，便进入豫东平原。韩都新郑、魏都大梁俱在邻近。这条通道还可以由洛阳北渡盂津，过黄河经温、织，入河内，武王伐纣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而他灭商后即由朝歌南下至管（今河南郑州），再穿过豫西通道回到关中。这条道路是我国先秦时代东、西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
3、商洛、南阳通道
由咸阳沿灞水、丹水东南行，穿过秦岭、商洛山区，经蓝田、商县、丹凤，在今陕、豫、鄂交界处出武关，进入楚国的南阳盆地，东行至宛（今河南南阳）后，南下穰、邓，可达楚都郢城所在的江汉平原。自宛东行夏路，出方城，又能进入华北平原的南端，即汝水、颖水流域，北上到达韩都新郑，东进便是楚国名都上蔡、陈。江汉平原后来被秦占领，楚国便迁都于陈，作为新的统治中心。
秦军进军豫西通道和晋南豫北通道示意图
（二）豫西通道的优越性
公元前330年，秦国全部收复河西失地，随即开始了东进扩张，它与六国军队的往来交战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三条通道进行的。秦为了守卫关中，凭借黄河、崤函、少习山的险要地势，在这三条通道的西端修建了临晋关、函谷关和武关，来阻拦敌军的入侵。如《新书·一通》所言：“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函谷关之所以受人重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它扼守的豫西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当时秦与六国都认为经过豫西通道进攻对方是最为有利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豫西通道的距离最短
华北、江汉平原与关中平原之间距离最短的便是豫西通道，其路线几乎是笔直的。《通典·州郡典六》载函谷关东至洛阳640里，洛阳至荥阳270里。秦国由这条路线东进中原乃一捷径，对企图攻入关中的诸侯联军来说也是如此。《史记·韩世家》记载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秦自关中出兵相救，仅用8日便穿过豫西通道，来到华阳（今河南密具）。而晋南豫北通道和商洛、南阳通道距离要远得多，路线曲折，行军费时费力。
2、距离韩、魏的国都最近
从六国的地域分布来看，燕、齐和秦没有领土相邻，无法直接交战。赵国与秦在陕北的上郡接壤，离关中平原较远。楚国以往长期与秦结盟通婚，进入战国后百余年内双方未发生战争，两国交界的汉中、商於等地与关中有秦岭巨防相隔，所以楚对秦亦威胁不大。与秦利害相关的是韩、魏两国，它们在晋南、豫西的土地与关中平原相邻，在秦卧榻之侧，边境冲突持续不断，如商鞅和范雎所言：“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 注：《史记·商君列传》 ] 。“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秦面临着两国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要想对东方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韩、魏的领土。
另一方面，韩、魏国都所在的豫东平原位处东亚大陆的核心，军事上的地位价值很高。顿弱曾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 [ 注：《战国策·秦策四》 ] 。秦国若要统一海内，必须先征服或控制韩、魏在河南、山西的领土，才能进一步对齐、赵、燕等偏远国家用兵。秦军出函谷，穿过豫西通道，韩都新郑即在近旁，“从郑至梁，不过百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 [ 注：《战国策·魏策一》 ] 。走这条路线东征，可以直捣韩、魏心喉，迫使其俯首就范。
此外，秦国这时实力强盛，山东各国大多不敢单独向秦主动进攻，往往是组成联军，合纵伐秦。韩、魏都城所在的豫东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 [ 注：《战国策·魏策一》 ] ，燕、赵、齐、楚等国军队奔赴集结较为方便，此地又离豫西通道甚近，所以诸侯联军多选择这条路线伐秦，函谷关一线也就自然成为秦国的主要防御方向了。
3、可以利用周王室统治的洛阳地段
豫西通道中途的洛阳盆地是周王室的领土，战国时分裂为西周、东周两个小国。对秦和六国来说，采用豫西通道做大军的运动路线还能从中获得以下好处：
首先，周室力量微弱，只能保持中立，任凭各国军队假道通过，进军一方出入巩、洛不用攻城夺邑，既节省了时间，又保存了兵力。其次，军队过境时还可以向周索取给养，减少后方长途运输的负担，周通常不敢拒绝。如“楚攻雍氏，周粻秦、韩” [ 注：《战国策·东周策》 ] 。“（薛公）又与韩、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西周” [ 注：《战国策·西周策》 ] 。再次，周王虽然实力弱小，但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还有诸侯去朝见，三晋、田齐称侯还要请周王册封，说明他在政治上还有一定影响。秦若想征服六国，成就帝业，操纵和接替周王室是必不可少的两步举措。兵出函谷，走豫西通道东进，能够顺势控制周室，加以胁迫利用，如张仪所言：“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 注：《史记·张仪列传》 ] 。时机一旦成熟则取而代之，名正言顺地易鼎登极。泰国国君对此方案朝思暮想，视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言者曾对赵王讲：“秦之欲代韩、梁，东窥于周室甚，惟寐亡（忘）之” [ 注：《战国策·赵策一》 ] 。秦武王也说：“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 [ 注：《战国策·秦策二》 ] ！
4、不用涉渡江河
商洛、南阳通道和晋南豫北通道除了路线曲折、距离较远之外，后者还有晋陕边界的黄河天险阻拦。在古代低劣的技术条件下，大军渡过无法徒涉的河流是相当困难的，架桥、舟济都很繁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后续部队和给养的运输也是个难题、渡河的先头部队还会陷入背水而战、被敌军半渡而击的危险境地。秦如选择晋南豫北通道为主攻路线，自然地理条件不很有利，山东六国也不愿走此道伐秦。事实上，自公元前330年秦收复河西失地后，三晋或诸侯联军没有一次敢于从蒲津、夏阳或龙门强渡黄河来向秦讨战的。所以，这条路线也不是秦的主要防御方向。穿过豫西通道则不必涉渡江河，这对军队运动是较为有利的，张仪即认为：“秦之攻魏也则不然。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蚕食之，傅之国都而止矣。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5、受到的抵抗较为薄弱
在秦国东进的三条路线当中，豫西的敌人实力稍弱。秦攻占崤函以后，魏在豫西几乎没有城邑，黄河以南的通道沿途都是韩国和两周的领土。周室微不足道，“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 [ 注：《韩非子·存韩》 ] 。兵员本来有限，还要分散防守周边，因此难以抵抗秦的强攻。若求诸侯相助，则没有把握，或因路远未能及时赴救，或应以虚言而兵下至。来助阵者也多是心怀鬼胎，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死战，如《尉镜子·制谈》所言：“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待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所以秦国兵出函谷，进攻豫西通道，沿路遇到的抵抗相对较弱。如走晋南豫北通道，河东乃三晋旧部所在，韩、赵、魏列城参差其间，唇齿相依，赴救解围朝发夕至。历史上三晋曾是兄弟之国，长期与案交战，积怨甚深。当时人称：“三晋百欺秦，百背秦，不为不信，不为无行”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容易结盟抗秦。而秦军渡河攻城作战则相当艰苦，往往夺取了城池也很难守住，像武遂、蔺、离石等城市曾数次易手。
如经过商洛、南阳通道进攻，当时楚国尚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 [ 注：《战国策·楚策一》 ] 。俗称“天下莫强于秦、楚” [ 注：《战国策·秦策四》 ] 、秦军若进攻南阳盆地，将面临恶战，胜负难料。从后来的情况看，公元前312年，楚军攻秦曾长驱直入，破武关，抵蓝田，秦国靠韩、魏相助才勉强获胜。此后南阳盆地成了秦、楚、韩、魏四国触角争战之地，反复争夺了数十年，直到韩国灭亡前夕，秦国才完全征服了该地。
综上所述，豫西通道对秦与合纵诸侯进攻兵力的运动是利多弊少，所以被当做了主攻方向的行军路线；而函谷关又是这条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因而成为秦与六国诸侯殊死相争的战略枢纽。桃林地段的大路，“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大险” [ 注：《元和郡县志》卷6 ] 。函谷关设在这条谷道的中途，背依稠桑原，面临弘农涧，群山雄峙，涧水横流，“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 [ 注：《元和郡县志》卷6 ] 。敌军无论从崤山南北哪条道路而来，都要经过这座关隘，而险要的地势加上重兵防守足以使其却步。
秦如控制函谷，退可以守住关中门户，保八百里秦川不失；进可以出兵豫东，争雄天下。如果该地被敌国占领，秦国军队则被封闭在撞关以西，难以东进，而且随时面临着敌军入侵驰踏关中平原的危险。春秋之时，晋献公假途灭虢，先据桃林，秦兵屡争不得，以穆公国势之强亦无法东进中原，与华夏诸侯争霸。“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 [ 注：《春秋大事表》 ] 。顾栋高读《过秦论》曾感叹道：“贾生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呜呼！此周、秦兴废之一大机也。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 [ 注：《春秋大事表》 ] 。正因该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秦国在收复河西的第二年便对那里全力进攻，志在必得。函谷关设立后，由于地势险要，防卫坚固，抵御诸侯联军进攻时多有胜绩；仅在公元前296年被齐、韩、魏合兵攻破，引起秦国朝野恐慌，被迫退地求和。
（三）函谷关及豫西通道的战略地位
在秦对六国近百年的征服战争中，受形势变化的影响，函谷关及豫西通道的战略地位曾有过重大变化，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前314年秦完全占领函谷地区到公元前270年范雎拜相、献远交近攻之策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秦对六国的进攻和防御皆以函谷关、豫西通道为主要作战方向，分别采取了下列步骤：
1、逐步蚕食，占领通道西段
秦国得到函谷地区后花费很大力量来打通崤山南北二途，进占豫西通道的西段。崤山一带地形险峻，通行不便；当年泰国千里袭郑，就是回师至此遭到晋国伏击而全军覆没的。如不夺取，东进仍会受阻。公元前308年，秦动用倾国之师，围攻“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 [ 注：《战国策·东周策》 ] 的韩国重镇宜阳，历时五月才将其攻克，从此控制了崤山南路。北路也将边境推进到渑池，并在新安谷口“筑垒当大道” [ 注：《水经注·谷水》 ] ，屯兵驻守遗址名为“白起垒”。
2、与韩国结盟，暂不进占通道东段
秦在当时对六国阵营并不具有优势，苏秦曾说：“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 秦破必矣”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六国当中，齐在威王、宣王时期国家强盛，马陵之战打败魏国后成为中原霸主，实力与秦相侔。齐湣王曾南灭“五千乘之劲宋”，声震天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并两度主持合纵伐秦，迫使秦国割地求和。秦国君臣审时度势，看清自已的力量尚不足以单独打败齐国，更不用说与六国合纵对抗，因此采取了“连横”的策略，一方面蚕食进攻韩、魏的领土，迫使它们屈服；另一方面通过部分退地、结盟修好等外交手段来换取它们的支持，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使韩、魏在政治、军事上成为自己的附庸，促成以齐为首的合纵联盟分化瓦解。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苏秦考》中曾说：“秦之外交，常主折齐之羽翼，散齐之朋从，使转而投于我。”在“连横”思想的指导下，这一阶段秦国不急于灭掉两周、进占豫西通道东段。由于韩、魏倒向秦国阵营，“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 [ 注：《战国策·魏策一》 ] ，特别是韩国对秦“出则为捍蔽，入则为席荐” [ 注：《韩非子·存韩》 ] ；秦国以向周、韩假道的方式获得了豫西通道东段的通行权。此后，秦多次越韩、魏而攻齐，夺城占地。齐欲伐秦却屡被韩、魏阻拦，无法兵进函谷。
在此期间，韩、魏与秦的关系虽有反复变化，但秦联合诸侯以孤立、削弱齐国的战略方针始终未变，终于在公元前284年促成五国联军伐齐，大获全胜。齐被燕军灭亡后虽然复国，实力明显衰落，不再是秦的劲敌了。而秦通过对齐作战，夺取了中原许多城邑，包括东方最富庶的商业都市——陶，还占领了韩国迫近豫西通道东段出口的重镇管邑，形势非常有利。
3、大举攻魏
齐国破败之后，秦便开始全面出击，先后攻取赵国的蔺、祁、离石和包括楚都郢城在内的江汉平原，但是主攻方向仍放在豫东。公元前283年至公元前273年间，秦军多次伐魏，三围大梁，企图一举灭掉魏国，把自己在齐地的城邑和豫西通道相接，隔断燕、赵与韩、楚的联系。“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则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 [ 注：《韩非子·初见秦》 ] 。然而这几次进攻都没有达到灭魏的战略目的，领兵的秦相穰侯魏冉“引军而退，复与魏年为和” [ 注：《韩非子·初见秦》 ] 。
公元前270年，范雎在秦拜相，献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对六国的作战方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出兵豫东的主攻方向，把晋南豫北通道作为主要进军路线，夺取和巩固沿途的三晋城市，以赵国作为首要的打击对象。表现如下：
1、秦从公元前269年发动阏与之战开始，随后又举行了上党之战、邯郸之围等等，这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主要是与赵国交锋。
2、从《史记》中《秦本纪》、《六国年表》、诸侯《世家》的记载来看，第二阶段（公元前269～221年）秦国发动的进攻多数集中在河东——河内方向，大约30次左右；而豫西——豫东方向和南阳方向仅各有数次。
3、在《史记·秦本纪》关于秦军作战斩首级数的记载，第二阶段河东——河内方向的战斗杀敌数目达到六十余万，而其它方向不过十万，表明这个地区的交战异常激烈，秦军和六国方面的军队主力往往会在那里对阵。
秦军主攻方向改变的原因，据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1、大梁城地坚固，魏又调集境内全部兵力拼死抵挡，使秦难以速胜。须贾就对魏冉说：“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 [ 注：《战国策·魏策三》 ] 。再者，秦灭魏“以绝从（纵）亲之要（腰）” [ 注：《战国策·秦策四》 ] 的战略意图被六国识破，“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 [ 注：《战国策·魏策四》 ] 。大梁三次被围，燕、赵、韩等诸侯纷纷来救，使秦未能得手。
2、此时齐、楚新遭国破，抱残守缺，已无力与秦争雄；而赵国经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和整顿内政，壮大了力量，北灭中山，屡挫齐、魏，如纵横家所言：“当今之世，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赵国成为合纵中心和策源地，是新的抗秦中坚。“夫赵氏聚士卒，养从（纵〕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 [ 注：《韩非子·存韩》 ] “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所以范雎向秦昭王指出原来的战略部署有误，兵出豫西通道，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伐魏围梁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伤” [ 注：《战国策·秦策三》 ] ；事实上，赵国才是秦征服山东的最大障碍，“应侯谓秦王曰：王得宛、叶、蓝田、阳夏，断河内，因梁、郑，所以未王者，赵未服也” [ 注：《韩非子·内储说上》 ] 。应该改变战略方针，把赵国当做进攻的主要目标。
赵国的统治中心邯郸地区在冀南平原，秦军如走豫西通道出荥阳北上攻赵，需要连续渡过济水、黄河、漳水三条河流，多有不便，而且进军的侧翼是敌对的魏国，粮草、兵员的补给线要穿过韩境，也有后顾之忧。韩非曾说：“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病之事，韩不可信也” [ 注：《韩非子·存韩》 ] 。秦王也说韩国：“不因信盟，唯便是从。韩之在我，心腹之疾” [ 注：《战国策·赵策一》 ] 。因此秦不愿走豫西通道伐赵，像张仪说过的那样，“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 [ 注：《战国策·赵策二》 ] 。
秦国伐赵的主攻路线是走晋南豫北通道，“秦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道、南阳、高，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 [ 注：《战国策·赵策四》 ] 。女戟在太行西，此处的南阳是指晋之南阳—一修武地区，轵道和修武南阳皆属魏，故曰‘伐魏绝韩”，然后再由河内出师北攻邯郸。河东的汾城（今山西临汾）被秦当做关中至河内用兵的中转站，伐赵的先头部队、后续部队经过汾城到前线，增援部队也在此屯集待命，前方部队后撤时亦回到这里休整。公元前257年邯郸战役时，秦“益发军汾城旁” [ 注：《史记·秦本纪》昭王50年 ]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5曰：“汾城 即河东临汾县城也，去邯郸尚远。秦盖屯兵于此，为王龁声援。”后来秦军失利，“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余” [ 注：《史记·秦本纪》昭王50年 ] 。由于这条通道的人员、物资交通流量显著增大，从临晋渡河的困难更加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公元前257年，秦“初作河桥” [ 注：《史记·秦本纪》昭王50年 ] 《史记正义》载：“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晋南豫北通道的运输能力。
通道东端的河内原属卫地，战国时入魏，是赵、魏、齐三国交界之处、秦占领河内，在黄河以北建立一个楔入中原的桥头堡，截断赵、燕与韩、魏、楚国的联系。东边陈兵迫近齐境，使齐不敢加入合纵联盟。有识之士曾评论夺取这个地段的重要性：“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胸）” [ 注：《史记·张仪列传》 ] 。《史记索隐》曰：“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占据阳晋，是大关天下胸，则他国不敢动也。”
3、豫西通道附近多是丘陵山地，土狭民贫，物产匮乏。如张仪所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即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 [ 注：《史记·张仪列传》 ] 。大军通过时沿途的补给相当困难。晋南地区则比较富庶，“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 [ 注：《汉书·地理志》 ] 。此时大部分已被秦军占领，运输线亦很安全。长平之战后，“秦尽韩、魏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城挈者七百里” [ 注：《战国策·赵策一》 ] 。通道东端的河内陆区经济也很发达，秦国可以利用当地的人员、粮草补给前线，减轻关中后方的沉重压力。如〈史记·白起列传》载长平之战中，“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正义》曰：“（河内）时已属秦，故发其兵。”
4、从道路的通达性来看，要是只有一条路线能够到达进攻的目的地，敌军可以集中兵力抗击，防御比较容易，如堵塞就无法通行。要是在交通干线之外还有几条支线可以到达，那就影响不大，对攻方比较有利。晋南豫北通道在这方面具有优越性，秦军如占领山西中南部，即能够兵出河内，又能够利用横穿太行山脉的几条路径作为进军邯郸的辅助路线。轵道以北，还有羊肠、壶口、阏与、井陉等孔道可行。占有优势的秦国能采取两路分兵的办法，来分散赵国的防御力量。范雎向秦王提出的战略设想之一，就是用进占上党的军队越过太行，夺取赵都以北的东阳来威胁邯郸。“弛上党在一而已，以临东阳，则邯郸口中虱也” [ 注：《韩非子·内储说上》 ] 。最后秦国灭赵，在公元前233年至公元前229年三次进攻，都是用一支军队自河内北攻邯郸，另一支军队从上党等地直下井陉，对赵实行夹击。豫西通道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继了，它的东段出口只有成皋、荥阳一线，因为成皋以北是黄河，以南多为纵向山岭，岗峦连绵不绝，难以逾越通行。
鉴于以上原因，秦国改变了战略，将军队主力部署在河东、河内，与赵国交战、秦国也企图占领豫西通道东段，于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49年灭两周，夺取韩国的荥阳、成皋，建立了三川郡。但随即被信陵君率诸侯联军打败，兵退函谷关内，不敢出战；沿途据点纷纷丢弃，连秦在中原黄河以南的许多城市（如陶、管等）也被魏国攻占，可以说在这个作战方向遭到惨败。而秦置豫西、豫东的挫折于不顾，坚持在黄河以北用兵的主攻战略，逐步占据了赵之晋阳、上党以及河内的漳水流域，使邯郸孤立无援。终于在公元前228年灭亡赵国，然后北上灭燕，南渡黄河攻占魏都大梁。在此期间，函谷关以及豫西通道方向未见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韩都新郑虽然在通道东端出口近旁，但秦却是由内史腾率兵从南阳郡东出方城，再北上灭韩的。
秦国对战略进攻方向和行军路线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其结果是成功的。它保证了秦统一中国战争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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