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选载第2节
1963年4月，多数国人还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尾声中挣扎。17岁的我正式参加工作，被招进西南铁路局隧道工程处，作了一名普工。四川省万县市入路的300名新工人被运到了贵州省水城县的工地上，粮食定量一下子由在家时的每月18斤变成了54斤！我们这些人真是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享受到想吃多少就能买多少的待遇。虽然我们是长年在荒山野岭里开山筑路，又苦又累更谈不上什么业余文化生活，但肠胃从长期饥饿的状态下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每天能把肚子胀得溜圆。人人都觉得，天堂也不过如此了。入路最初的一年多，我把那蓝色的大山深处真当成了天堂，对社会对领导充满感激之情。上班使劲干活、放开肚皮胀饭，有空便倒头酣睡。
1965年2月，我第一次享受探亲假走出大山之后，突然就发现城市里已经是旧貌新颜：市民们不但已经能吃饱，还比工地上吃得更好，又可以听戏看电影，与亲友相聚谈心，能借阅和买到自己想看的书籍，还能与令人心跳加速的姑娘接触……那大山深处曾经使我“一饱万事足”的天堂便从心中彻底坍塌了，思想就不能再保持过去那般因满足而形成的平静。我发现青春年华在工地上受到了束缚和摧残，就想回到城市生活中去，但又怕失去这份“正式工作”，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开始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此时，“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高潮。全国到处都是“工作组”，每个角落都办起了“学习班”，人人都要“洗澡、下楼”。
我们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也并非世外桃园。
已经提干的同乡唐泽达悄悄给我通风报信：“上面已划了线，你属于清查思想的对象，马上要收集你借讲故事之名，宣扬封、资、修毒素材料证据。”
说我宣扬了封、资、修，只要一收集，肯定罪证确凿。但在运动开始之前，听的人讲的人都不知道这是犯错误呵！
在学校被批斗的往事马上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我不愿再经历那样的日子！在政治打击的恐怖下，基本的生活保障退后了。经过了几个昼夜的思考，我想到了古人的教导：“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我给在柑子园同院子长大的“发小”刘培润写了封信，请他发了个“父病危，速归。”的电报来。收到这电报的当天，我就去队部请了15天事假。领导能轻易地放我离开，看来“清思想”一说还没确定。
1963年高中毕业，考上重庆交通学院的刘培润
1965年8月，我揣着一张事假条凄惶地离开了铁路工地。
随着一本新日历的启用，我在长江边上的家乡万县市心情沉重地进入了公元1966年。
六六大顺。按传统习惯，六六是一个吉祥和顺的数字。但刚从“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饥饿中走出来不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料到，“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风，即将席卷神州大地。
我从贵州铁路工地上回来超假不归已近半年了。这期间，隧道工程处一再通过街道组织催逼我回去上班，父母对我丢掉“铁饭碗”的举动也很不理解。但我怕回到单位去当“清查思想对象”，也不愿再回大山深处去过艰苦单调的生活，就只好不懈地给组织寄辞职报告，更不管父母的埋怨和唠叨。当时没有“双向选择”一说，只有单位选择你，任何人都无权自由选择单位。人民一直被教育着：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大厦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你被砌在哪儿了，就应一辈子安心地呆在那里。当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所以，谁要从单位里辞职，就成了非正常的行为，自然不会让你得逞。辞不了职，我的一切档案关系就被扣在贵州的原单位，万县市便没有任何能证明我身份的文档。即使在自己出生的家乡，我也只能算是个不合法“黑人”。
那时代的年青人不像现在，几十岁的人了还能心安理得地赖在家里依赖父母，就生成了一个“啃老族”。我们这代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一点传统文化，自立精神都比较强，只要有点劳动力，便耻于在家吃闲饭，何况我又身强力壮。但由于没有户口，就不算是合法市民，管理着一切的组织就不会给我工作的机会。为了不增加父母的负担，我不得不去寻宋光国等朋友帮忙，千方百计地找一些诸如挖土方、抬石头之类不需用要组织介绍信的临时活儿干。
即使幸运地找到了活儿，还得注意不能让万事都管的居民委员会知道。最初，因为干活的地方离家太近，被邻居发现了，满脑袋阶级斗争的金委员就去找到工地负责人，说我是没户口的黑人，三线建设的逃兵等等，打碎了我本来就是临时的饭碗。有了教训，我就宁愿上下班时多跑路，尽量找距家远的地方去劳动。进出我家住的院子时，不管多么疲累，还得装成无所事事浑身轻松的样子，不敢让人看出来我在干活儿挣钱。
街道居民委员是中国特色的基层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全国的城镇便组织起来了。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以及下设的各种委员会管理着辖区的社会事务，负有保护和改善本区域的环境等等责任，其中一项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与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作斗争。在那“极左”时代，以居委会为中心，已组成了一套控制社会的复杂系统。经过多年的完善，居委会已变成了监视公民私生活的工具。
好像是刚过春节，我在和平广场南边的基建工地上找到一份抬石头的活儿。工地离家远，早上天刚亮就出门，还得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尽管我小心翼翼遮掩伪装，但还是被警惕性非凡的居委会识破了阴谋诡计。记得那天早晨雨雪霏霏，寒风剌骨。刚出门不远，我偶然一回头，就瞅见居民委员金妈不畏艰难地悄悄跟在后面。
新政建立之初，农村的“土改”运动便将地主、富农阶级的住宅剥夺了。1957年，在城市里也进行了“私房改造”运动，凡是人们以前合法拥有的私宅，都属于“改造”范围。政府除了根据业主家庭人口的多少让你保留一两间自用之外，其余房产一律无条件地收归国有。雷厉风行之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全国的“私房改造”。再由政府将“改造”来的房屋出租，安排缺少住房的劳动人民住进来，新住户都向人民政府交纳租金。当时的宣传说，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人人都要有房子居住。现在，不少人叫嚷买不起住房，又有媒体说多少房屋“空置”。上面关注民生，采用了许多所谓“史上最严”的措施调控房地产业，许多时间过去了，却连央视的评论也说“效果不明显”。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私房改造”时的雷厉风行。
金妈就是在私房改造之后搬进我们院子的，她当年大约也才50多岁，但多皱的脸就似核桃壳一样，身材十分瘦小，下面是一双3寸金莲。她丈夫金师傅是我父亲厂里的老工人，还在上班，很忠厚的一个人，不管在厂里或院子里，从不说别人的长短。在没有自来水之前，因金妈夫妇没有子女，我还帮她家从江里挑过水。我家同金妈从未发生过任何具体的矛盾。但她一直不懈地对我进行阶级斗争，就因为我父亲和朋友们用自己合法的资金合法地办了一个厂，而她的丈夫是厂里聘用的工人。根据当时的理论，我父亲在“公私合营”前残酷剥削了金师傅。“公私合营”后，金师傅虽然还是拿同样的工资，就没再受到剥削了，理论上还成了工厂的主人。因了我那被合法地剥夺了财产的父亲，我这身负原罪的资产阶级“狗崽子”便自然地成了阶级斗争关注的对象。
那个寒冷的早晨，我一看见她老人家在跟踪，当然就明白金妈之目的：侦察到我挣钱的地方，然后去找工地管理人员，剥夺我劳动的权利。我马上打定了主意，装作没发现她的样子，加快步子穿行在忙忙碌碌的上班人群之中。其时，我心中还带几分同情地想，这么个小脚女人，即使累得气喘吁吁也休想跟得上我。直到走完了一马路、书院街，再走过环城路，过了大桥，到了和平广场下面那一坡著名的“大梯子”下边。我扭头一望，小脚金妈竟不屈不挠地还跟在后面。
大梯子
选自《手绘老万州》 作者王新生 崔炳兴
为了保住饭碗，我只得使出最后一招，在又高又陡的大梯子下突然发力，连跑带蹿一口气奔上了顶。这连接二马路与上面和平广场的石梯子，是我们这种山城的道路特征，它宽15米，共186级，高120米，中间分8个平台，在当时还是颇为壮观的。三峡库区蓄水之后，这坡大梯子也就只存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当我站在石梯最高层向下望时，金委员正在下面跺着脚对我指指戳戳，不知骂些什么。。。。。。
选自作者《黑与白的记忆》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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