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条新道具有如下特点：一、均利用早期过岭道路重新修筑而成，四条新道是秦军南进的路线；二、过岭道路为南岭山脉的隘口，即所谓的“五岭峤道”；三、道路经过的分水岭两侧均有江河连接，是以水道为主的水陆交通线。新道筑成后，从关中经汉水顺流下长江，分别转赣江和湘江，逾岭南后可直取番禺。汉、唐、宋、明时期越岭之道一再整修，现将五条道路分述于下：
越城岭道（湘桂道、灵渠）
此道由汉水、长江入湘江，溯湘江至全州；湘桂走廊的北面是五岭之越城岭，全州至兴安段地势较低，只有兴安严关乡一段十几里长的旱路。所以，秦朝付出三年的代价使监禄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北水南合，北舟逾岭”，经兴安县灵渠入漓江，顺流南下，入西江，中原人从此可以荡舟岭南。《岭外代答》卷一载：“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髙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又卷十：“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
越城岭道系由湖广南下两广最便利的路线，也是翻越南岭最主要的水路，不过若由此路去广州，尚嫌迂远。西汉初，平南越赵佗，任用两个降汉的南越将领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一路沿漓江下梧州，另一路由零陵南溯潇水，沿贺江而下。可是，这二路兵未到达之前，南越已经被由北江南下的汉军平定了。
越城岭道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湖广与广西联系的过岭南北交通干线。从广州出发，需沿西江西行，过端州、康州、封州、梧州、富州、昭州，可至桂林，再沿灵渠经永州、衡阳，与桂岭道、骑田岭道相会，若至长安，全长5040里。该线沿途，没有大的险阻，又尽可能地利用水路，所以在五岭西路交通中保持着最重要的地位，是岭南漕运的主干道。由灵渠维系的湘漓水道，后代屡有修缮。
萌渚岭道（桂岭道、谢沐关道）
此道沿湘江上溯至湖南永州（零陵）后，与越城岭道分途，再沿潇水上溯；经湖南道县、江永，越过萌渚岭隘口，到达广西的贺县。秦朝设置临贺县，遗址在今贺县东南。由此沿贺江顺流而下，至广东省西江沿岸的封开县江口镇，便可以顺西江而至广州。这条道路的优点也是有两条源头很近而南北分流的河：潇水与贺江。萌渚岭，又名桂岭。南越国赵佗曾在桂岭设防，汉高祖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说赵佗，即从桂岭取道。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后，在荫渚岭与都庞岭之间设置谢沐县（今湖南江永县西南），目的就是控制这条通道，后称“谢沐关”。北宋时，潘美伐南汉，岳飞镇压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均经谢沐关由此道入岭南，所以，一向被视为“岭口要路”。
此路从广州出发，沿西江至封州，北上贺州，改陆行，越荫渚岭至道州，可以与桂阳峤道相会。至长安，全程4215里。
骑田岭道（新道、湟溪关、阳山关道）
此道自湖南衡阳沿耒水上溯，经秦耒阳县，至郴县（今湖南省郴州）；由郴县转旱路，西南行，经兰山县，南至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市）；或南下坪石，再西南行，经星子也可至广东连县。这段陆路没有崇山峻岭，进入广东连州后，可利用洭水（今连江）、北江水路直下广州。这段道路稍有险阻的地方是九嶷山和骑田岭，《淮南子·人间训》载秦“一军守九疑之塞”，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以前，此地没有道路，秦朝开辟了“新道”。秦代在洭水沿线尝设湟溪、阳山、洭口三关，赵佗割据时曾派军守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北骑田岭口），防汉军南下，被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攻破。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的三幅地图，绘有桂阳（今广东连县）、南平（今湖南兰山）、营浦（今湖南道县）、泠道、营道（均在湖南宁远县境）各县和道路水系。这些地图可能是为平南越而制作的，说明西汉初年这里是过岭的主要交通线之一。唐朝政府很重视过岭水陆通道的建设，由官府主持，地方富户、豪族自发修建。唐文宗大和初年（828），连州刺史蒋防发动民工，对连江楞伽峡谷进行了整治，使连江的水运大为改善。
从广州沿北江上至清远，在浈阳峡附近西折入洭水上溯，经阳山、连州，越骑田岭过郴州、潭州走荆襄至长安，全程4555里。
东汉以后这条“新道”又做过局部改造。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大司农郑弘奏事请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成常路”。
零陵、桂阳峤道
此道即东汉郑弘奏事所开，北段与桂岭道相同。从湖南永州（零陵）沿湘江枝流潇水上溯，至道县，与荫渚岭道分途；在萌渚岭与九嶷山之间穿行，东至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市），再由连江顺流而下，沿北江而抵广州。实际上等于把“桂岭道”的北段与“新道”的南段连起来。唐以前这条路使用最多，因为岭南可以凭借北江、连江水途，岭北也可利用潇水、湘江、洞庭、长江、汉水水路而与荆襄之间的南北通道相连，然后经武关、商山、兰田路直入关中。由于零陵、桂阳峤道中途的旱路不必横跨过多的南北向溪谷，比新道（骑田岭路）更便捷，所以，成为后世湖南与广东之间常选用的道路。
另外，由郴州本可以直南至坪石，顺北江上游武水而下，但是穿过大瑶山至乐昌的武水水路，滩多流急，险恶不可名状。武水，古名虎溪，形容其水急崖陡，唐朝避帝祖讳而改。武水两岸皆红砂岩形成的丹霞地貌，岩石风化严重，容易崩塌，故此水路古代不常使用。20世纪京广铁路修通后，坪石至乐昌段一直是单线，而且经常因塌方而受阻，直到90年代穿越大瑶山的隧道贯通，情况才好转。以后，元、明两代多次疏凿武水，这段道路才渐渐有人使用，但终归水运不便，经济价值不大。元朝的湖广行省不统辖广东，而是包含湖南和广西，也反映当时通岭南的道路不走今天的京广铁路线郴州至坪石、乐昌、韶关段。
大庾岭道（横浦关、梅岭关道）
此道由南昌、吉安、赣州，越大庾岭至南雄、韶关，是维系赣粤的常用通道。江西境内有赣江所资，广东境内有北江水道可以利用，沿途没有大的险阻，惟赣江上游章水与北江上游浈水之间被大庾岭分隔。大庾岭，古称“塞上”，汉武帝时，南越人击败韩千秋“使人函封汉使节，置塞上”，即将汉使的头颅装在盒子里，放置在岭口分界处。前文曾提到秦末有梅氏筑城扼岭口，称“梅将军城”，秦代改称为“横浦关”，宋代置“梅关”，所以大庾岭又称“梅岭”。为东北—西南走向的花岗岩断块山，平均海拨1000米左右，山体不宽，分水岭长仅40余里，所以大余县西南的“梅关”隘口早就是一条沟通赣南粤北的重要通道。《淮南子·人间训》载秦朝分五路平南越，“一军守南野之界”即大庾岭。20世纪70年代，这一带发现过几千件秦代铜制兵器可以为证。史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遣楼船将军杨濮讨吕嘉，“出豫章，下横浦为正兵”。南朝时，梁陈霸先讨侯景，也是由江西入南雄、始兴，下浈水，入北江而最先得手。因为水军可以运辎重，循小路的奇兵是偏师。
大庾岭道在唐玄宗开元四载（716）冬十一月，又经张九龄重修。见其所撰《开大庾岭路记》记载：“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嶫峨，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惭絶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张氏“缘磴道，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路修成后“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
北宋仁宗时，蔡抗、蔡挺兄弟分别作广南东路转运使和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乃相与谋，分别由南北对进，再次重修大庾岭驿道。“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
唐、宋皆以广州为市舶开放口岸，重点修整梅岭关道路，说明赣粤之间的这条过岭通道是最重要的路线。这条路线岭南、北都有水路，可以将长江、珠江水系及运河衔接起来，为南海百货直输京师提供了保证。《新唐书·食货志》二记载：赵赞“请于两都（指长安、洛阳）、江陵、成都、扬、汴、苏、洪诸州置常平，轻重本钱，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此八处城市皆著名经济都会，其中洪州地位的上升，就在于过岭通道经由南昌。在长江中下游一节，曾提到唐代洪州聚居不少腰缠万贯的胡商。这些西亚、中亚商人在中国境内的分布反映了中外贸易文化交往的线路，所以，大庾岭通道也是一条国际交通线。虔州（今江西赣州）是江西南部重要的水陆枢纽，此城的城垣规模还包留着唐、宋旧制，说明她的发展是在唐宋时代定型的。宋代虔州设造船场，日成一舟，率以为常。苏东坡、文天祥、辛弃疾都曾在虔州城头掇步赋诗。元代设江西行省，南界包括广东，也反映广东与北方的联系多经过江西。
过岭诸道并非一次开通，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被开辟；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过岭诸道的轻重地位又是不同的。探讨五岭具体位置的变动原因，正应从这一思路出发，考究五岭通道地位的变化与五岭名称变化的互动关系。不同历史时期入岭南道路频繁程度的变化受北方政权中心位置在关中，还是东部平原；与交通者走陆路，还是走运河也有一定的关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