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肺癌免疫治疗超进展，这两个指标可预测

本期提要

• 曲妥珠单抗加拉帕替尼治疗乳腺癌，长期心脏毒性可接受

• Pemigatinib后线治疗晚期胆管癌效果良好

• 中国研究：1/3二线及以上免疫单药治疗肺癌超进展，这两个指标可预测

• 高危III期结肠癌的最强预测因子是什么？

• 首次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使用硼替佐米与来那度胺治疗均有效

• 复发性寡转移性前列腺癌：立体定向消融放疗可减缓病情进展

• 术后复发前列腺癌，挽救性放疗是否加用激素治疗？PSA说了算

1. 曲妥珠单抗加拉帕替尼治疗乳腺癌，长期心脏毒性可接受

 

曲妥珠单抗靶向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虽好，但其心脏毒性也不可忽视。最近发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的ALTTO研究结果显示，曲妥珠单抗加拉帕替尼治疗乳腺癌的长期心脏毒性可以接受，但在选择患者时需要注意其相关病史。

  

研究共纳入了4190名患者，在中位6.9年随访期间共出现了363例（8.6%）的心脏事件。

  

结果发现，曲妥珠单抗 拉帕替尼组的心脏事件发生率为7.9%，而曲妥珠单抗组为9.3%，两种方案之间没有显著差异（OR 0.85, 95％CI 0.68–1.05）。

联合治疗心脏事件发生率稍高，但无统计学意义

分析显示，左室射血分数降低（<55％）、糖尿病、肥胖（BMI> 30 kg/m²）和阿霉素（≥240mg/m²）/表阿霉素（≥480mg/m²）化疗的累积剂量较高是发生心脏事件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越多出现心脏事件的风险就越高，可上升至1.36-3.1倍。因此，在选择患者接受曲妥珠 拉帕替尼治疗时需要筛查这些病史。

2. Pemigatinib后线治疗晚期胆管癌效果良好

 

来自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研究者进行的FIGHT-202研究结果显示，Pemigatinib对于携带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2融合或重排的经治晚期胆管癌患者具有潜在获益。结果发表在《The Lancet Oncology》。

FGFR2基因的改变参与胆管癌的发生，而Pemigatinib是一种选择性、强效的FGFR1、2、3口服抑制剂。

FIGHT-202为一项多中心单臂开放的II期临床试验，共纳入146名至少经过1次系统治疗并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胆管癌患者，PS评分0-2分。

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IQR：11.6-21.3），在107例携带FGFR2融合或重排的患者中，35.5% （38/107）达到客观缓解（3例完全缓解和35例部分缓解），82%（88/107）达到疾病控制。

中位无进展生存（PFS）为6.9个月（95%CI：6.2-9.6），中位总生存（OS）为21.1个月（95% CI：14.8-不可估计）。

携带FGFR2融合或重排的患者最佳治疗效果

  

晚期胆管癌常规后线治疗往往效果不佳，而FIGHT-202的研究数据进一步支持了Pemigatinib在后线治疗携带FGFR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胆管癌患者中良好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3. 中国研究：1/3二线及以上免疫单药治疗肺癌超进展，这两个指标可预测

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程颖教授在《Thoracic Cancer》杂志上发表研究，发现中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二线及以后使用免疫单药治疗超进展的发生率在33.8%，伴有≥3个转移部位或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3为发生超进展的独立预测因素。

 

这是一项回顾性单中心研究，纳入二线及以后接受免疫单药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将超进展定义为使用免疫治疗后首次疗效评估（开始治疗的两个月内）即发现影像学进展，并且在三个月内确认发生疾病进展或肿瘤相关死亡。

该研究评估了74名符合条件的患者，其中，25名（33.8％）患者发生了超进展。相较于未发生超进展的患者，这些发生超进展患者的中位PFS和中位OS更短：

• 中位PFS：1.7个月（95％CI：1.4–2.0）vs 6.3个月（95％CI：5.2-7.3）（P <0.001；HR 0.14，95％CI：0.08-0.25）；

• 中位OS：8.2个月（95％CI：3.0-13.4）vs 22.6个月（95％CI：17.0-28.1）（P<0.001；HR 0.27，95％CI：0.15–0.49）。

生存曲线的比较显示发生超进展的患者PFS和OS明显缩短

多因素分析显示，伴有≥3个转移部位（P=0.039）以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3（P=0.044）是发生超进展的独立预测因素。

该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NSCLC患者中，发生超进展是免疫单药治疗的常见反应，这部分患者PFS和OS显著缩短。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需要格外谨慎，特别是伴有≥3个转移部位或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3的患者。

4. 高危III期结肠癌的最强预测因子是什么？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肿瘤出芽和微乳头结构可能影响肿瘤生长和转移潜力。那么，这些特征的预后价值如何呢？

 

美国梅奥诊所肿瘤科F.A. Sinicrope等的研究显示，在III期结肠癌中，TILs和肿瘤出芽均被确认为重要预后变量，并且TILs/出芽组合变量为患者提供了更精确的预后分层，尤其是在低（T1-3 N1）和高（T4和/或N2）风险组；其中，TILs/出芽是高危III期患者无病生存（DFS）的最强预测因子。研究结果发表于《Annals of Oncology》。

   

该研究纳入基于FOLFOX辅助治疗的III期试验（NCCTG N0147）中的1532例患者。

 

分析发现：

• 在整个研究队列，与肿瘤TILs高患者相比，TILs低患者的DFS明显较差（HR_adj=1.74；P<0.0001）。

• 与低出芽（≤3/0.785 mm²）肿瘤患者相比，高出芽（>3/0.785 mm²）肿瘤患者的DFS明显较差（HR_adj=1.37; P=0.0011）。

• 然而，微乳头特征存在与否与DFS无显著关联（HR_adj=1.17; P=0.1548）。

• 与单个变量相比，TILs/出芽组合变量对于DFS的预测更为可靠。

  

多变量模型分析显示，在整个研究队列中，出芽/TILs对DFS的相对贡献百分比（17.7%）仅次于淋巴结状况，在低风险患者中（24.4%）仅次于KRAS，在高风险患者中则是最重要的贡献者（45.4%）。

 

出芽/TILs是高危III期患者无病生存的最强预测因子

   

该研究结果表明，在III期结肠癌患者中，TIL密度和肿瘤出芽均被确认为重要预后变量。在整体研究队列、低风险和高风险组，肿瘤出芽/ TIL组合变量均具有可靠的预后分层作用。

  

5. 首次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使用硼替佐米与来那度胺治疗均有效

 

近日，《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首次复发的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硼替佐米与来那度胺治疗均有效，且两药疗效无显著差异，不良事件特征基本一致。

  

这是一项开放标签Ⅲ期临床研究，研究者将首次复发的MM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硼替佐米 环磷酰胺 地塞米松（VCD）或来那度胺 环磷酰胺 地塞米松（RCD）治疗，共9个周期。主要终点是在9个治疗周期达到局部缓解（VGPR）或更高。

 

研究共纳入155名患者。结果显示，VCD组有12例患者（15%）达到VGPR或更高，RCD组有14例患者（18%）达到VGPR或更高。

VCD组患者的中位PFS为16.3个月（95%CI：12.1-22.4），RCD组患者的PFS为18.6个月（95%CI：14.7-25.5）；两年OS率分别为75%和74%。

VCD组和RCD组数据对比

 

研究者表示，在首次复发的MM中，硼替佐米与来那度胺均显示出良好获益，且两药获益无显著差异。

  

6. 复发性寡转移性前列腺癌：立体定向消融放疗可减缓病情进展

 

约翰·霍普金斯金梅尔癌症中心研究人员主导的ORIOLE试验结果显示，立体定向消融放疗（SABR）可能会减缓复发性激素敏感性寡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病情的进展，对于希望延迟雄激素剥夺治疗（ADT）的患者，或者可以选择SABR。研究结果发表在《JAMA Oncology》。

 

寡转移性癌是指已从原发肿瘤扩散到体内一到三个部位的肿瘤。据估计，在全球每年新诊断的130万前列腺癌患者中，约20%患有转移性疾病，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寡转移性癌患者在其中的比例。

 

ADT是复发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患者的一种标准疗法，但因其经常会引起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包括勃起功能障碍、会导致骨折的骨密度疏松、肌肉质量和体力下降、疲劳、体重增加和乳腺组织生长等，一些患者可能更愿意推迟ADT，即选择“等待并观察”。

 

ORIOLE试验目的是在寡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复发病例中对比SABR与“等待并观察”观察法的疗效。研究共纳入54名受试者，平均年龄为68岁，大多数为白种人。

  

结果显示，接受SABR的36名受试者中有7名(19%)在6个月内病情出现进展，而在仅接受观察的18名受试者中有11名(61%)病情出现进展。SABR相比仅观察显著改善中位PFS（未达到 vs 5.8个月，HR 0.30，95%CI 0.11-0.81，P=0.002）。

SABR组受试者第6个月时新发癌症的风险也有所降低，有16%新发癌症，而在仅接受观察的受试者中这一比例为63%。

 

安全性方面，两组患者在有临床意义的副作用或报告与治疗相关的疼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通讯作者Phuoc T. Tran表示：“任何类型的放射，特别是SABR，能否激发免疫系统反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待解答的疑问，这个问题在免疫疗法盛行的当下尤显重要。我们的试验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数据，表明SABR可能引发全身的免疫反应。”

研究负责人Phuoc Tran表示，对患者血液中免疫系统白细胞的分析表明，SABR治疗与T细胞数量扩大有关，这意味着该治疗刺激了全身免疫系统对癌症产生反应。

 

该研究结果表明，SABR与其他免疫疗法相结合，对于治疗复发性寡转移性前列腺癌可能有效，但Tran提醒说，这种联合疗法的任何潜在益处都需要在未来的临床试验中进行检验。

   

7. 术后复发前列腺癌，挽救性放疗是否加用激素治疗？PSA说了算

 

之前发表的NRG/RTOG 9601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复发的前列腺癌患者，挽救性放疗加用长期抗雄治疗可改善OS，但激素治疗会增加不良事件风险，而且没有有效的预测标志物来识别最可能获益的人群。

 

近日，《JAMA Oncology》发表了一项对RTOG 9601试验的二次分析，发现虽然抗雄治疗会增加不良事件风险，但挽救性放疗术前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可以预测抗雄激素治疗的疗效，可用于识别抗雄治疗有净获益的人群。

 

研究共纳入760名前列腺癌根治术后PSA水平升高的男性，中位年龄为65岁。

 

分析发现，在挽救性放疗前PSA>1.5 ng/mL（n=118）与长期抗雄治疗（比卡鲁胺）的OS获益相关（HR 0.45，95%CI 0.25-0.81）。在PSA为0.61-1.5 ng/mL时，抗雄治疗也与OS获益相关（HR 0.61，95%CI 0.39-0.94）。

 

但在接受早期挽救性放疗，即PSA≤0.6 ng/mL男性中，没有观察到OS获益。而且，在抗雄治疗2年后，3-5级心脏和神经系统事件死亡风险增加了2倍多（OR 3.57，95%CI 1.09-15.97，P=0.05），其他原因死亡风险也增加了近1倍（HR 1.94，95%CI 1.17-3.20，P=0.01）。

 

该研究结果表明，挽救性放疗前PSA水平可能是联合抗雄激素治疗结果的预后生物标志物。晚期挽救性放疗（PSA>0.6 ng/mL）患者接受激素治疗可改善预后，而早期SRT（PSA≤0.6ng/mL）患者接受长期抗雄激素治疗与OS改善无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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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医学界肿瘤频道

本文作者：鲸鱼、粗人、Mark、辛迪、Sunny、Sharon

责任编辑：Sha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