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山好威震嵩山堡 方振国占据天桥山
赵亚洲的抗日总队在铁岭东南部举旗抗日时,在开原境内活动的被日本人称为“积年悍匪”的占中原、金山好部在“九·一 八”事变后,激于民族义愤,改“杀富济贫”口号为“抗日救国”。于1931年11月21日在二社窝堡击毙伪警察柏相林、苏德林等十余人。12月11日夜间,开原县公安局(后改为警察署)局长程星五令警察大队长韩蓉萱率步、炮队150人,冒雪偷袭金山好驻地孟家寨。金山好闻讯,先敌撤出,率300余人连夜袭击了嵩山堡伪公安七分局,并将该分局举火焚毁。
嵩山堡之战后,金山好部军威大振。这时有开原四寨子人陆子猷,以为日伪扩充大团的名义,自任该大团团长,从各村抽得马丁六十余人,组成一支骑兵队伍。组织停当后,率部起义抗日,陆子猷自报山头“绿林好”,率部加入了金山好部。金山好部力量发展壮大,日伪惊慌已极,惊呼:“匪真大胆,敢袭警所!”叹道:“匪久扰铁开两界,屡经日军警痛剿,前仆后继,剿不胜剿。”金山好火烧嵩山堡伪公安分局等抗日活动,使开原日伪如卧针毡,席不安寝,于是派部分伪警换上便衣,四处查访金山好部行踪,并破获了金山好部在开原的内线据点——开原镇大西关月盎西胡同郑公馆。义勇军战士七人被捕,损失八音手枪、六轮手枪各一支,子弹200余粒。
金山好部在开原境内与日伪鏖战时,原开原公安警察方振国响应警务处长黄显声号召,在开原庆云堡、天桥山—带组织警察、民团,拉起抗日队伍,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辽宁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三十六路军司令。方振国的队伍开始人数不多,后来,一些绿林队伍如“海龙”、“大魁字”、“青山好”、“平满”等都在共同的抗日目标下,捐弃前嫌,加入了方振国的队伍。但由于装备差,在与日伪作战中经常失利,方振国决定与昔日治安对手、声势较大的占中原、金山好部合作抗日,将所部合并于金山好的队伍。
本节史料出自:
①《盛京时报》1931年11日28日、24日、2月19日。
②《辽北人物录》32页
③辽宁人民出版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史》104页
四 吴兴周车店聚群英 救国军谋攻沈阳城
1931年冬,原东北讲武堂学员辽中人方鲁,西丰人李士廉不满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看到水深火热的东北父老乡亲无人解救,国土沦丧无人收复,愤然离开退到关内的部队,乘火车潜回沈阳,他们以太清宫附近的同仁堂药铺为活动据点,开始了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他们和吴兴周、张静超一起,四出联络爱国人士、抗日力量。方鲁和李士廉去抚顺联络赵亚洲的抗日总队。在抚顺东的一个小火车站向铁路工人打听赵亚洲时,被他们骗到一个院里,出来七、八个拿短枪的壮汉,把他俩绑了起来。原来,这些人是赵亚洲的卫兵。方、李称是赵亚洲的朋友,要求见。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笑着给他们松绑说:“委屈二位了,我就是赵亚洲。”就这样,他们先后和活动在铁抚交界的赵亚洲部,活动在新民的小白龙部,活动在铁法的老来好部,活动在开原的金山好部取得了联系,在抗日的目标下,共同联合起来。1931年底的一天晚上,各支队伍的领导人潜来沈阳,在北市场附近的一个大车店,召开了各支抗日组织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为抱团抗日,共同救亡,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并成立了以吴兴周为总司令,方鲁、张静超为副总司令,李士廉为参谋长的总司令部。司令部下设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为“小白龙”,在沈阳西部开展抗日活动;第二支队为“赵亚洲”,在铁抚一带活动;第三支队为“金山好”,在辽北活动;第四支队司令为张涛,在沈阳以南活动。通过吴兴周个人关系,前来参加救国军成立大会的还有一位伪靖安军的炮兵中队长,会议对他没加委任,让他继续在伪军中潜伏活动。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成立一周后,由总司令吴兴周主持,在离城较远的一个大车店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吴兴周总司令宣讲了抗日救国道理,颁发了各级官员的委任状。大家在几张香案的香炉里,点燃了许多黄裱纸,共同宣誓:“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反对日寇积极行动起来,为驱逐日寇、保卫家乡而战斗……誓死不当汉奸,永不出卖兄弟、同胞……”
抗日总队还特别打击了佩戴红、白袖标,冒充抗日总队士兵抢夺民财,败坏抗日队伍声誉的土匪。有一次,章党百姓到抗日总队司令部告发其部下在章党持枪威吓妇女,当众抢劫民财。赵亚洲派卫队长李虎臣查明此事,李虎臣很快将作案人追上并击伤,经查竟是冒充抗日总队士兵的土匪。由于抗日总队纪律严明,连日伪也不得不承认, “赵、金现有众二千人,以大甸子为大本营,颇有纪律,不准招扰百姓……日闻滋事者三人,当场枪决云。”
为雪马家寨之恨,解救被俘战友,打击敌人气焰,金山好、方振国部乘铁岭县“警队多派出分防四境,城内仅有百余人”之机,于1932年1月11日夜,分三路攻破铁岭城。主攻铁岭监狱的一路,于十日晚即潜入城内,隐蔽在东门里金店后院。午夜,与另两路同时发起进攻。主攻部队打开铁岭监狱,救出方振国老父及被俘战友,共开放人犯二百余名。另两路攻下了西门警务所和西关分所。日伪“张督察被打伤,分所警士死一名……”“二名看守受伤”,日本巡查部长郡山敏夫被击中眼部,第二天“贯目而亡。”放狱后,金、方所部纵火焚烧了狱署和监房。缴获长短枪107支,子弹一万六千发,奉洋及大洋二万余元及大量衣物装备等物。经过一番巷战,拂晓前,金、方部撤出铁岭城,向中固方向运动。
当时,日本铁道独立守备队驻铁岭公园附近,宪兵队驻中央街。守备队长丸山定、宪兵队长藤川九十九、警察署长山猪重、日军驻铁工兵联队长成泽清命全城日伪“非常出动”,派日军150人和部分守城伪警尾随追击。为甩掉追击,11日,金山好部袭击了尚阳堡伪公安分局,焚烧了伪公安分局及日本殖民者在尚阳堡的房屋后,撤往八棵树一带山区,甩掉了铁岭日伪追击。一月中旬,金山好、方振国部从容地开赴沈阳附近,准备与友军共同进攻沈阳,攻沈阳计划夭折后,金山好率部返回开原马家寨活动。
2月14日,开原伪警察大队长韩蓉萱率步、炮、骑兵200余人来攻。金山好部与之在马家寨展开激战,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三时,伪警队渐渐不支,这时伪警察署长程星武率队来援,金山好部以伤二人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撤出战斗,向抗日总队本部靠拢,于16日到达铁岭东部的大甸子附近。伪铁岭县警务处长李世荫、区警务局长王德振闻讯,会同伪保安总队长李万忠率队前往围剿。金山好派部分队伍将敌伪主力引开,于第二天早六时,突袭防守空虚的大甸子。大甸子警务所只有留守之警察数人,闻金山好部鸣枪进村,“逃往民户避险,见众匪举火到职局,将上屋五间房焚毁,将官发各种物品、文卷烧掠一空……”此战,金山好部所获甚多,缴获了警务所所有枪支弹药、器械、被装等物。
为策应金山好部,赵亚洲抗日总队本部于2月初把日本大队及伪军主力吸引到铁岭东部,在鸡鸣屯与日本第五大队、第O联队及伪警察队展开激战。日本守备队开来了铁甲车助战,但铁甲车在山区作战,威力不大。赵亚洲部先打跑了斗志较强的伪警察队,然后与日军开战。此战打死日军巡官1名,士兵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战斗结束后,抗日总队任命石门寨人、东北军旧部老潘为班长,利用缴获来的迫击炮,成立了炮兵独立班。赵亚洲、金山好、方振国会合后,李世荫伪警队与之交火,敌发现“铁县东南有匪二千。公安队四百名,日本守备队十名,二十三日抵城东南小屯交火,因匪势众,退回熊官屯……”,铁岭东部“山峰绵亘,树木参天,正是匪之根据地,”从此,他们再不敢出战。大甸子、催阵堡、李千户、三岔子、鸡冠山、白旗寨、上哈达、黄旗寨等大片山区,成了抗日总队的根据地。
本节史料参见:
①《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9日;]932年1月15日,1932年2月23、24、25日各版。
②赵亚洲《抗日总队在三岔子的兴起和失败》
③《奉警情芬特》14—2—94卷44页《铁岭盗案》
④《铁岭续县志》卷十灾异志。
⑤冯兆福回忆。
七 赵亚洲东山大扩军 老来好聚众闹铁法
1932年初,活动在沈南、辽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刘海泉部三千余人,因在平原地带活动不便,在日伪进攻下,逐步向沈阳东郊肥牛屯及抚顺郊区镰刀湾一带退却。
刘海泉早年参加过东北军,后投身绿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施用“以华治华”的阴谋,委任刘海泉为日伪招降的匪首王国臣的龙武军司令部下旅长。刘海泉在得到枪支、给养补充后,在救国会特别调查员赵殿良的联络下反正,打出抗日旗帜。日伪得知刘海泉脱离龙武军抗日,遂组织日军及伪军王殿忠等部联合围攻刘海泉部。辉山一战,刘海泉部几乎全军覆没。这时,他得知赵亚洲、金山好的抗日总队在抚顺北部及铁岭东部山区站住了脚,并声势浩大,便且战且走,向抗日总队靠拢,最后率一千余人到达大甸子、三岔子,开始与赵亚洲部合作抗日。
与此同时,清原县人、绿林出身的邴桂武,因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不服,报号“不服劲”,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由于他抗日态度坚决,活动在清原、西丰边界的许多绿林队伍及农民自发的抗日武装,不断加入他的队伍或接受他的领导。队伍发展很快,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人之众,但队伍组织松散,人数不稳定,邴桂武部开始被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十一路军司令赵殿良收编为第一支队。活动范围扩大到开原等地,之后和赵亚洲的抗日总队取得了联系,进入铁开边界山区,成为活动在辽北的一支重要抗日力量。
东北军步兵第七旅及东北讲武堂学员队撤往关里时,有一姓陈的讲武堂学员,激于爱国义愤,当队伍行至鸡冠山时,与几位战友离队。在鸡冠山的长寨子、榛子岭一带举义抗日。报山头为“爱民”,占据棒子岭、龙王顶一带险要山地为根据地,展开抗日活动。因客籍在榛子岭,号召力小,活动不便,听说当铺屯村有个崔德生,早年当过兵,能使双枪,在大甸子、鸡冠山一带很有名气,即主动下山到当铺屯村,请崔德生上山当他这支义勇军的领导人。
崔德生此时已五十多岁,人称老崔头,早年家贫,从军吃粮,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夜里只要听到声音,就能打中目标。离开旧军队后,在黑龙江省龙江县李三店镇,去警察局以查找人的名义,赤手空拳缴了该局户籍警察的手枪,用这支枪又缴了正在赌博、睡觉的其他十余名警察的大枪十余支。靠这些武器,在龙江县干起劫富济贫的绿林行当。洗手回乡后,务农为业。因无子嗣(只有一侄),恰“九·一八”后,“爱民”下山相请,便又重入山林。崔德生上山后,自报山头“保国”,意与陈“爱民”合作,共同保国爱民。就这样在榛子岭、龙王顶以黄色袖标为标志,建立了抗日武装“保国队”。崔保国上山后,当铺屯村张士林(崔保国姑舅侄)等村民及附近村屯许多人参加了保国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这时,赵亚洲率部进入大甸子、当铺屯一带活动,到当铺屯村大会捐项三千元。取款时,在当铺屯听说该村人崔保国在龙王顶拉绺子抗日,就派当铺屯村人张士信给崔保国送信,请他下山来当铺屯关帝庙相见。崔保国见信后,制止了部下要求一齐下山保护他的要求,仅带两名警卫(土匪黑语称崽子,社会上称马弁)下山,到关帝庙与赵亚洲相见。见面后,崔保国行江湖礼,用绿林黑话与赵亚洲交谈。赵亚洲本是警察出身,不大懂黑话(当时土匪黑话很复杂,无规律可循,如称大米饭为“伸腰子”、高粱米饭为“大粒丸”、小米饭为“星星散”、饼为“翻张子”,饺子为“漂瓤子”、马为“连子”、驴为“鬼子”、信为“海叶子”等)让崔保国随便谈,不要讲黑话。这时,赵亚洲身边的几个警卫见崔保国的两个警卫的手枪击发机呈待发状态(俗称击发机为狗头,待发状态为叫起狗头,这是有敌情时的临战状态,一抠板机即可打响),便亮出枪来相持。赵亚洲喝退左右说:“他们刚来,不摸底细,加点小心是正常的。”并称崔保国为老哥哥。崔保国见赵亚洲够朋友,亦让警卫收起枪说:“我是个穷胡子,不但不抢老百姓,还得保护这一带村屯的乡亲们,因此,人没钱,马没镫,枪没弹。”赵亚洲当即给崔保国及警卫每支枪20粒子弹,赏给崔的两个警卫大洋各20元。崔保国确实是个义匪,手头仅有十元钱。为从面子上过得去,他暗中从两警卫员手中将赵亚洲赏的钱要下,加上他手头的十元,凑了50元,赏给了赵亚洲的警卫。二人谈到抗日救国,很是投机,赵亚洲遂请崔保国加入抗日总队,崔保国慷慨应允。赵亚洲遂委任崔保国为抗日总队第九队队长(先为王亚范)。
八 兴玉生袭破抚顺城 金山好火烧柴河堡
抗日总队不断发展壮大,部队士气十分高涨,对日伪作战也接连获胜。1932年2月下旬,金山好之一部在开原半拉山与日本守备队交火,击毙日军两名,日军败退,义勇军无一伤亡。2月23日,赵亚洲之一部在抚顺前甸遭抚顺县公安队追击,该部奋起反击,将伪公安队击退,并俘获伪公安队李中队长及伪警五人。“战胜得势之方、赵等匪,聚集二千扰城南”。“匪已达三千二百名。”
由于伪奉天省政府组建各县卖国政权,从1932年1月到2月,更换一批不甘当亡国奴的县长,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各县已发生反对者,达铁岭以下五、六县之多,更有扩大之势……”抗日总队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挺进铁岭、抚顺、开原及南满铁路附近。“金山好、赵亚洲、方振国等三帮联合匪众一千三百余名,遍扰铁岭城东方一带,并扬言拟袭县城,又于八日午前三时许,有三百余匪结为一队,袭破八里庄,破坏公安分署及村公署,劫掠一空,至八时许退去。又一千余名之主力部队于八日午前八时进入得胜台、殷家屯……闻该匪团携有迫击炮六尊、机枪三架……田下守备队协防中。”
2月28日,赵亚洲部之第三队骑兵队长兴玉生攻陷了抚顺城。攻城前,兴玉生派出侦察兵进行了必要的侦察。“月之二十七日由会元窜来马贼三十名……意在哨探。”派人割断了抚顺城守敌千金寨守备队的电话线,并派十五人于前两日潜入城内做内应,同时,派四名妇女准备27日夜间以去车站赶火车为名骗开城门,智取抚顺城。可是由于抚顺城伪商团武装夜间实行戒严,任何行人不能上街走动,更不能靠近城门,兴玉生在城内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于1932年2月27日夜率所部二百余人,占据了城北高尔山,对抚顺城发起强攻,终于攻破城墙高厚的抚顺城。守城敌人除被击毙者外逃散,有的则去千金寨向日本守备队报告、求救。兴玉生部进入抚顺城后,“放火焚烧了商团的南关福源油坊,日伪夏木铺电话局,”“占据十五小时”。早八时,千金寨日本守备队长川上,抚顺县伪警察署长寺内率日军百余名及抚顺县公安队八十名,因电话不通,得到败兵徒步报告后迟迟赶到,见到义勇军不敢接近,先在浑河岸边放“二巨炮”壮胆。兴玉生听到炮声知敌主力赶到,即行分路撤退。从北大岭由队副侯凤林(山头报号双河)率领撤退的一路,以巨石塞路,日军“追至北岭,因系马匪,乘车越岭非易,遂中止”。向施家沟退却一路,与追击之日军交火,队长兴玉生左臂受伤落马,被日军俘获。日军对兴玉生施用了严酷刑罚,压杠子、灌辣椒水、上大挂等,但兴玉生始终坚贞不屈,因义勇军在交火中,兴玉生的卫兵、李千户人汪金龙也俘获日军中队长一名,所以,战后经抚顺城北马金庄绅士陈晶三为中人,达成互换队长协议,兴玉生始得生还。抗日总队派人扬言,过几天派大部队攻占抚顺城……。抚顺日伪惊慌已极,乃将边城用刺线围绕,城头安装探照灯,并给守城日伪军“配备机关枪、手榴弹。每人增发子弹500粒。日军以枪声为号,守桥(永安桥)之守备队听到枪声,电告日军齐来,以备不虞……”“城门用土填塞,有事系绳而引。”成为当时莫大笑闻。
在兴玉生袭破抚顺城后,驻铁岭日军守备队三百余人,伪县公安大队马、步、炮队四百余人,“携带大炮六架,铁甲车一辆,往催阵堡一带剿匪”,对抗日总队发起进攻,其中一路在“陈千户屯与匪五十人遭遇,交战数刻,匪退走,匪损五人云。”从熊官屯进攻大甸子的一路在开原伪公安队韩小个子配合下,在大甸子“获金山好旗二方,抬枪、套筒数杆,毙匪甚多,活捉九人交铁。”伪铁岭县公安队“得匪马车一辆,捉匪二名。”“29日晚4时,中日军六百余抵张楼子村西,见有匪迹,乃鸣炮十余响,以寒敌胆。”(实则为自己壮胆),发炮后却不敢进攻“即时抵辽海屯,恐城内发生危险,是日晚中日军警如数返铁云。”敌人虽气势汹汹,来势大有一举剿灭抗日总队之势,但在抗日总队的反击下,在夸大战果,不报自己死伤数字的战报中也不得不承认:“本县大部队虽剿多次,皆未得胜。”只好龟缩城里,铁岭东部山区仍是义勇军的天下。
十 大甸子反围剿获胜 清柴沟义勇军遭劫
义勇军进攻沈阳失利后,赵亚洲部撤回到三岔子,金山好部撤回柴河沟一带休整;刘海泉部退往康平、开鲁;长江好撤回法库;于德霖第九路军解体,辽北抗日义勇军活动进入低潮。
赵亚洲、金山好部为补充弹药、装备,派出部队先后攻破并收缴了宿老屯、鸡冠山、白旗寨、收养政、茨榆台等伪警察分所的枪支弹药、服装等,但所获难以满足部队最低需要。抗日总队进攻沈阳的行动,使伪奉天省当局十分恼怒,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动。汉奸李寿山的伪靖安军为讨日本主子的好,将在沈阳俘获的二十余名义勇军战士就地正法后,用刀将首级割下;把在东部肥牛屯—带逮捕的一批义勇军战士用铡刀把人头切下。为恐吓人民,将二十多颗人头分挂在沈阳城各关、边门,“每处九、七个不等。”因一时抽不出兵力围剿抗日总队,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伪省长臧式毅、总务课长金井章二打电报给伪铁岭县自治执行委员长王者贵、副委员长常郁栋,责令“合兵围剿,务期将此股帮匪一鼓荡平。”
3月21日,伪铁岭县头目王者贵闻赵亚洲、金山好在大甸子及附近村屯驻扎,在日本守备队长丸山定、宪兵队长藤川九十九、参事官镰仓严的督促下,任命王超山为指挥,率警务处长李世荫、保安总队长李万忠、保安第一骑兵队长董熙侯等倾全县伪警察及五个保安中队,加上叛徒王超山本部骑兵队,计步、炮、骑四百余人,前往东山围剿。
这王超山是新台子南的沙岗村人(今属新城子区石佛寺乡),“九·一八”事变时任法库县公安大队副大队长。事变后,原公安队被日军遣散,他曾一度响应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1949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号召,组织抗日义勇军第54路军,后见张学良大势已去,日本人占了上风,旋即投敌变节,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被日伪政权任命为伪铁岭县保安大队长兼剿匪总指挥。(王超山靠镇压抗日义勇军起家,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信任,后来官升到辉南县任伪警务厅长、伪通化地区警务科长。)
王超山沿途召集各区村伪马乡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共组成十二个分队,携带机关枪、迫击炮,欺赵亚洲、金山好部是疲惫之师,向大甸子发动了进攻。抗日总队在大甸子北山、磨石岭等处凭险据守。伪警务处长李世荫督队,携带机关枪由大甸子北绕山而上,遭到了抗日总队迎头痛击,退回山下。伪第四分队炮兵队长修万福及第二分队长阎英魁率队在与金山好部相遇后,展开激战。伪炮队“在冰洼村(现该村已动迁)西南岗架炮射击,发炮四十余发,匪仍不退。”义勇军与伪军激战7小时后,天色渐黑。赵亚洲调集分驻附近各村的优势兵力发动反攻,对伪军采取三面包围之态势,伪军见势不妙,“奉王指挥令,退入熊官屯集中。”抗日总队虽反围剿获胜,但因弹药奇缺,未能大量杀伤敌人,经此一战,抗日总队弹药基本耗尽。
王者贵在围剿失败后,惊慌失措。3月25日打电报给伪省长臧式毅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王者贵在围剿失败后,惊慌失措。3月25日打电报给伪省长臧式毅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称:“县城难保,请派正规陆军(伪满国军)来合剿。”由于日军主力忙于进犯吉林、黑龙江两省,与李杜、王德林等部义勇军作战,不但抽不出兵力围剿辽北抗日义勇军,而且还从铁岭调走了日军清水支队。为清除“肘腋之患,便策划了一个以伪军为主的大规模讨伐计划:在命关东军第十师团的一个混成旅团从沈阳向东,策应伪军的同时,调原奉张通辽巡阅使、大汉奸张海鹏(时任伪满蒙边督办,因其一脸麻子,时人称其为张大麻子,他的骑兵部队也被叫做张大麻子队)所部郭宝山蒙古骑兵旅、铁岭日本守备队,伪满国军曹团长正规陆军一个团为主力,由西向东讨伐;命开原县伪警察大队长韩蓉萱(因其生得矮小,又一贯与抗日军民为敌,时人称其为韩小个子或韩小矮子)牵头,组织铁岭、开原、西丰、东丰、清原等五县联防队,对活动在清河沟、柴河沟(当地人们习惯上把分布在柴河流域各村屯称做柴河沟,分布在清河流域的各村屯称做清河沟,因此,柴河沟、清河沟是地域概念,而不是两单一村名)一带的赵亚洲、金山好、方振国部采取四面包围之势;又命原奉张时期东边道镇守使、汉奸于芷山向西出兵清源、西丰共同围剿抗日总队。日伪为围剿抗日总队动员总兵力达一万多人,于三月末至四月初,对抗日总队发动了空前大讨伐。
此时的抗日总队,在大甸子反围剿后没得到任何休整和补充。粮草、弹药耗尽,附近又无友邻义勇军支援。为了获得弹药补充,决定向伊通县方向突围,向活动在吉林伊通的果立轩部靠拢。抗日总队从大甸子出发,且战且走,在上韭菜峪与伪军交战一天,义勇军损失惨重,只好继续向东突围。张大麻子沿张楼子、催阵堡、大甸子、鸡冠山、柴河沟一线紧追不舍,抗日总队行至清河沟、柴河沟上游,在开原、西丰、清原交界地带,被敌人完全包围。三千多义勇军将士在内无粮草弹药,外无任何救援的绝境下,与数倍与我的优势兵力及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了浴血苦战,终因敌众我寡、优劣悬殊,血战失利。义勇军战士在清、柴河沟一带“遗尸遍野,河水尽赤……”
赵亚洲率部分队伍撤到清原县夏家堡附近的下老坎一带时,被张大麻子队、曹团陆军、于芷山伪军包围。在此关键时刻,日伪又调来铁杆汉奸邵本良部投入战斗。邵本良是兵痞惯匪,“九·一八”事变后,认贼做父,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特把从沈阳兵工厂劫收的新式步枪——韩殿春造大盖(因设计者韩殿春而得名)数千支装给邵本良汉奸部队。这时的邵本良子弹充足,其基本队伍多卖国投敌的死硬分子,对抗日军民危害极大。(邵本良后由独立营长升到东边道剿匪少将司令,1936年6月在本溪附近赛马集一带,被我抗日联军第一军包围击伤,所部一千余及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全部被歼灭。邵本良是抗日义勇军的劲敌、死敌,多次参与对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讨伐”,深得日本主子信任。赛马集一战,邵本良本人受伤后逃往奉天,渐渐失去日本人信任,成为一只癞皮狗)。抗日总队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部队思想素质差,迷信思想重。早在年初,有一阴阳先生号叫“刘大美人”,又称“大佛像”,自称神算。曾预言说赵亚洲、金山好部在惊蜇打一仗胜一仗,春分后打一仗败一仗。战事偶应其言,一些人对此迷信说法深信不疑。这时,队伍退到下老坎的一个烧胡子沟的地方,一些人迷信思想大发,认为犯了“胡子忌”(因日伪称抗日义勇军为胡匪,不明真象的老百姓也称他们为‘胡子’),进入死地、绝地、斗志顿泄,又遇敌优势兵力,部队大部溃散、被俘。
附:当时流传在民间的歌谣
正月里正月正, 赵亚洲铺局抖抖威风,
头一仗打的柴河堡, 二一仗打奉天捎带东陵。
二月里开杏花,杏儿如豆, 金山好、绿林好才往东游,
张督办大兵随后追赶, 一仗打到烧胡子沟。
三月里开桃花,桃叶儿尖, 跑的跑,颠的颠,
如不藏、不躲、不供, 马步队抓去命归阴间。
四月里开梨花,梨花甚香, 方振国死去抛下爹娘。
五月里开榴花,榴花甚红, 催阵堡大团活捉小五龙,
丁麻子将他送到城里去, 托监督保留性命县长不容。
……
注:此歌谣是武家沟村民武庆勋、武广才、武广贵、王玉民等老人回忆的;末尾句“县长”指的是当时新任铁岭县长杨宇齐,所用时间为农历。
赵亚洲仅与警卫刘德子、姚海青等三骑突出重围,逃往抚顺;金山好率二百余骑向西突围,越过辽河,退往法库;方振国率部分队伍突出重围后,回到老根据地开原天桥山。
此役,许多义勇军战士牺牲。日伪《盛京时报》称:
“漫散各沟,无地无之,沿道匪尸横卧,令人见之可恨亦怜……”“乃胡匪一场大劫。”计死伤在千人以上。
反“讨伐”失利,是抗日总队的一场大劫难,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场浩劫。张海鹏、于芷山、韩小个子等日伪武装,攻义勇军名曰“讨伐胡匪”,而实质上,他们才是真正匪帮。日伪军所到之处,人民苦不堪言。张大麻子队进入辽北后,一路抢掠。在进入开原、铁岭东部山区后,大开杀戒,随意诬指老百姓为匪,随意指某村为“匪窝”,任意烧杀抢掠,杀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有的枪毙,有的刀劈,有的铡头,有的用战马拖死……为夺民财,不择手段,有举火烧房相要挟者,有射杀人之父老者,有以掐死襁褓中婴儿相威胁者,这些丑行,“胡匪”何曾有之!而在伪军却屡见不鲜。
这一灾难场景的历史记载,在日伪官方文件中是不难看到的。在抗日总队失败后的1932年5月,伪铁岭县政府执行委员会呈文伪奉天省公署的报告中说:“职属夏家楼村呈称,为军队往来食宿贵重……民村地处铁法县道中间,自本年二月间蒙边军来境剿匪,分住各户,日用膏(高)伙,非肉即面,民等只得竭量供给,犹恐威吓,该军多系骑兵,喂养草料又须特别多费……民等不敢发言讨索……来时必令农民溜马,否则即打骂临身……”。亡国之民族,安有人权可言,失去祖国之人民,只有任人涂炭!
本节史料参见
①赵亚洲《抗日总队的兴起和失败》
②《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228页
③《奉警情芬特14》—2—94、95卷
④《盛京时报》1932年3月19日、3月31日
⑤《伪满洲国史》
⑥李延禄《过去的年代》221页
⑦访赵亚洲遗孀周洪琴老人录音及访姚永富等老战士记录
⑧访石佛寺二村老人迟向久谈活录音,迟当年任伪警士参与了对义勇军的五县会剿。
十一 董二虎刑场亢悲歌 方振国血洒天桥山
在镇压了抗日的总队之后,张大麻子队、曹团伪军将俘虏移交地方,撤回原防。韩小个子在镇压义勇军中卖力很大,深得日本主子欢心。4月6日,在日本侵略者倡议下,所有参加镇压、屠杀抗日军民的伪警队长以上头目,在开原城与日本宪兵队长、参事、教官合影留念,并将马、步、炮队排列共同摄影,以庆贺“胜利”,宣扬“亲善”,随即对被俘的义勇军将士继续展开屠杀。
抗日将士在柴河沟被俘三百余人,在开原上顶子、铁岭韭菜峪一带被俘二百余人,在清原下老坎被俘二百余人。当时,各部日伪为争夺俘虏虚报军功,竞相动武,俘虏苦不堪言。被移交到开原的抗日义勇军将士首先遭到屠杀。4月12日,伪开原县县长(伪满洲国成立后,各地方自治委员会改为县公署,委员长改为县长)丁一青迫不及待,用电报请示伪省长臧式毅:“值地方不靖,深恐迁延时日发生危险,用敢先行正法,籍昭炯戒而保安全……”。臧式毅电准:“先行处决。”开原日伪得令,便开始了血醒的屠杀。这些禽兽采用了最残忍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战俘,用枪毙、喂狼狗、铡刀铡、小刀凌迟……然后以人头、耳朵报功请赏。许多义勇军将士就义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抗日总队第八队队长董二虎,是抚顺矿工出身的硬汉子,素以作战勇敢闻名于抗日总队,曾多次冒死身临前敌,英勇杀敌。在被铡前大声喝道:“国都亡了,我死有什么?我要唱一首歌再死!”监斩日军军官很是欣赏,允其唱。董二虎随即引亢高唱—段“卖油郎独占花魁”,引颈就铡,使在场日伪亦为之惊叹,真乃气壮山河!
在西丰县境内被俘及移交过来的被俘义勇军人数较多,达四、五百人。伪县长冯广民原籍是铁岭县催阵堡人,而抗日总队的主要成份是他家乡催阵堡、李千户、大甸子、三岔子、白旗寨等村人。冯广民早年曾参加过爱国活动,日伪为稳定统治秩序,将他留任伪西丰县长。他见到众多乡亲面临屠杀,于心不忍,故意以依法审讯为借口拖延时间。这时,冯广民的堂妹吴冯氏从铁岭县李千户老家赶到西丰,委其在日本人面前为被俘乡亲求情,出面保释。冯广民先保释出与之有亲戚瓜葛者十余人,求情者更多。4月6日,冯广民以被俘者多系被胡匪抓来赶车喂马者或车、马被征用,怕车、马损失,跟匪前来追讨为由,给伪奉天省长臧式毅及总务课长金井章二(日本人)打电报。称:“查此项降匪其中情形颇有可原者,因被匪迫胁入帮者,因寻觅马匹未得走出者,又有为匪人强迫御(驭)车喂马者。如依法惩治未免可惜。拟援照钧署前颁之匪人自新办法,将胁从各犯分别取保于释,俾资安业。倘其中有确系匪首,罪在不赦者,拟依法呈请惩处,以肃人心。”这呈请虽获准,但冯广民与日本驻县参事官矛盾公开化,日本人提出保释一人须有三村联保。即有三个村子(当时伪满实行的基层政权制度是区村制)的头面人物签字担保,方可保释。这样,铁岭籍的战俘很快取保放回,抚顺及其他县籍的战俘如排山屯、黄旗营子、会元、富尔哈、哈达、前甸、望宾等地的义勇军战俘,也托称铁岭东山人,冯亦不追究,有保即放。尽管如此,还有一部分人因找不到保人、保村,不得开释。冯广民又网开一面,“准自新人(先释放的战俘)三人以上出面担保,可以开释。”于是,在西丰境内所剩之抚顺矿工、铁路工人及山东难民出身的战俘竟全部被开释,一个未杀。至今在铁岭东部山区,老辈人还常念及冯县长的恩德。
当部分义勇军战俘获释后揭竿再起抗日时,日伪抱怨冯广民说:“前在西丰被冯广民县长缴械释放之匪羽,以图死灰复燃,冯县长徒因识者多义,为妇人之仁,行将养痈成患,今果然矣……” “赵匪失势后自行藏匿者有之,被开原丁县长明正典刑者有之,唯窜至西丰一股,虽经缴械,而冯县长体好生之德,概行赦放,以期自新,实则治乱世宜用重刑,放虎归山,终必为患也。被放初归时,犹知悔作,近因东边刀匪猖獗,又俱怀有异志……”。
突围到开原天桥山的方振国,率残部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抗日,但张大麻子骑兵队及开原日伪军穷追不舍,并将“剿匪司令部移驻西镇庆云堡。”“该部军队(张海鹏蒙边骑兵)到县分投(头)堵剿,几次与匪接仗均获胜利,股匪金山好、方振国二人当场枪毙(其实金山好已突围),旋经该队将尸体送县验证,查方正(振)国原在本县充过警差,各方均已认识,尚属实在。金山好系属外县人氏,究竟是否该匪尸无从认定……”方振国牺牲时是4月8日,一腔忠于中华民族的热血,洒在天桥山上。
日伪在击溃抗日总队后,向辽北人民大施淫威。他们把方振国等抗日志士的首级砍下,悬挂在铁岭城门口,借以恐吓人民,并大肆搜捕义勇军。日本驻铁岭领事馆开原出张所领事关山顺作亲自“查案”。在开原将“掏鹿”《广合顺》商号执事、49岁的马海亭以“接济匪械”罪名逮捕,并逮捕“逃犯二名。”铁岭、开原两城“夜间戒严,有行人格杀勿论”!“公路两侧,禁种高禾”……。加之当时水灾及霍乱流行,无人赈济,辽北大地真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恐怖世界。
抗日总队在日伪优势兵力“讨伐”下失败了,队伍除战死、被俘、杀害外,部分退入黑龙江参加了马占山将军的抗日队伍,大部又随赵亚洲、金山好等领导人展开了新的抗日斗争。抗日总队这一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队伍,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日斗争虽仅半年时间,却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砸铁岭、抚顺、攻沈阳的爱国壮举,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鼓舞了辽北乃至东北人民的抗日勇气和信心。他们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浩然正气,与辽北大地同辉,永世常存。
本节史料参见:
①《盛京时报》1932年4月12日、5月2日、3日、4日、5日、10月15日。
②《东北血泪大画史》。
③《奉警情芬特》—2—85卷。
④义勇军老战士姚永富兴玉生之子女兴志友、兴瑞莲回忆记录。
⑤访崔景芳回忆记录(崔曾任西丰县伪警队班长)。
⑥《辽北人物录》33页。
⑦辽宁人民出版杜《东北抗日义勇军史》104页。
⑧李千户乡朴起屯《村史》。
十二 高文彬组织蒙边行署 刘振玉血战王家油坊
抗日总队失败后,辽北地区辽河以东的抗日斗争进入低潮,辽河西的抗日斗争却方兴未艾。康平县高家窝堡人、原东北军事委员会少将步兵组长高文彬(荫周)痛心家乡陷落,同胞涂炭。鉴于日伪在其家乡康平、彰武一带挑动蒙汉纠纷,施展分而治之的阴谋,心急如焚,在北平主动找张学良,陈述抗日主张,自报奋勇回东北组织蒙汉武装团结抗日。
1931年9月末,高文彬通过蒙古族亲戚、达旗统领刘振玉,联络了卓旗统领李胜,到北平面见张学良,表示抗日救国,甘为前躯。李胜在会见东北军高级将领时语惊四座,对在场的万福麟等高级将领说:“你们住在高楼大厦,还有娇妻美妾,一生吃穿不尽,能去抗日吗?看我们傻蒙古去干吧!”在张学良受命和支持下,1931年10月中旬,高文彬带领王化南、关翼青、赵龙涛、王云汉、张子振等三十余人,潜行出关,在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高文彬任专员,领导法库、康平、昌图、梨树、怀德、彰武、通辽、辽源等地(时上述地区均属辽北)抗日事宜。他说服、团结、改编了在蒙边有很大影响的包善一、韩色旺的部队,形成了一支由蒙汉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
韩色旺幼年曾在达尔罕王旗出差,通晓蒙汉两族文字。此前受日本人挑拨,仇视汉人。高文彬派与其交情较深的关翼青前往说服,韩色旺表示愿听从蒙边行署改编,与汉人合作抗日。高文彬当即委任他为辽北蒙边骑兵副司令。之后不久,韩色旺又受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准备进攻尚在我手中的通辽城。高文彬考虑到韩色旺在当地蒙古族中影响较大,便亲自前往说服其不要为敌所用。高文彬同韩色旺谈了一夜,韩终于醒悟说:“这回我想过来了,我是上了日本人的当,日人对蒙人绝无好意。蒙汉两族本是兄弟,日军是我们的敌人。我是读书人,尚知大义,绝不做历史罪人,要为蒙汉留下一点‘青名’。”从此,韩色旺抗日坚决,许多蒙古族同胞受其影响,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
话说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早在1917年吴俊升剿灭蒙匪巴布扎布时,日本人就抢走了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送到日本抚养。此时甘珠尔扎布长大成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娶满清一亲王之女金璧辉(日本名叫川岛芳子)为妻,积极为复辟清王朝和日本侵华效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把他运回东北,利用他为蒙族首领,把从沈阳兵工厂掠夺来的十万支步枪发给他,让他召集蒙古人组织队伍,策划蒙古“自治”。 辽北蒙边专员行署的成立,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分而治之阴谋的障碍。日伪为消灭辽北这个抗日领导机构,于1931年10月中旬,派日军顾问和田劲,策动蒙奸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古自治军”一千余人进攻通辽,遭到了蒙汉义勇军和驻守通辽的东北军骑兵第三旅的猛烈反击。迫使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军及和田劲等数十日本浪人退出通辽。
日伪并不甘心失败,关东军头目之一板垣征四郎派松井清助大佐为顾问,把伪蒙军用迫击炮、机关枪重新武装起来,重返通辽。高文彬为避开敌主力,将行署移驻开鲁。
1932年2、3月间,松井清助大佐亲自带五十余名日军和伪蒙军骑兵五百余人进犯开鲁,在开鲁东的抬头营子附近,遭到义勇军伏击。甘珠尔扎布的伪蒙军不甘为日本人驱使、卖命,临战一哄而散,日军只好单独应战。百余名义勇军骑兵从侧面突然冲入敌阵,在两小时激战中,轮番冲击。此战共射杀、刀劈日军数十名,松井清助大佐被打下马生俘。因松井被俘后企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甘珠尔扎布败后逃往大连。
为报复抬头营子之败,消灭蒙汉抗日义勇军,日军通辽守备队长羽山指挥六、七百名日伪军进犯开鲁。刘振玉义勇军闻讯后在王家油坊设伏阻击。日军三面包围王家油坊,义勇军在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后,弹药将近;遂于当晚以一连兵力在王家油坊吸引敌人,掩护部队突围。日军发觉后,调主力追刘振玉部主力同时,分出小股日军围攻义勇军留守部队。双方在王家油坊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义勇军七十多人在弹药打尽后,以砖头、石块与敌人拼杀。打到第二天天亮,留下对付我义勇军留守连的八十多名日军,只剩六人逃生,其余全被打死。义勇军七十余人也只有五人凯旋,余皆壮烈牺牲。蒙古族义勇军兄弟的鲜血英勇地洒在蒙汉人民和平生息的辽北蒙边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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